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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们一起玩的还有个单身汉叫邵云长，个头粗矮，年龄十九，是会计邵云风的亲弟弟。听人家都喊他叫“大党”，我们也不知啥意思，就这么跟着喊。
大党家庭出身不好，父亲虽然是个小地主，倒也没什么民愤，土改后就生病死了，母亲撇下他弟兄俩改了嫁，哥哥长弟弟十来岁，就当半个父亲，把大党拉扯大。哥哥成家后，嫂子理所当然担当了半个母亲的职责。尽管有了小侄儿，在哥嫂面前大党还跟个孩子似的。
知青们的到来，让他有了新的伙伴，特别是我们参加干农活后，跟他接触多了，他说话更是口无遮拦，荤的素的无话不扯。后来他提出要搬来知青屋跟我们住，不睡架子床，只要让他打个地铺就行。其实知青屋大，没什么家具摆设，除我们四张床外，还有两张床的空地，刘思文就让他把家里的架子床搬来。
跟当地的很多农民一样，大党有个恶习，小小年纪就喜欢赌。每当输钱，便一声不吭地进屋倒头就睡；一旦赢了钱，那晚兴奋劲儿别提有多高，跟打了鸡血似的，能闹得大家都睡不成。我们劝他很多次，要他改掉这个不良习性，他虽然口头答应，可一直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气得我和俊生几次要把他从知青屋里扔出去。
为了惩罚大党，我们跟他来了个小小的恶作剧。俊生把一丁点儿土坷垃包在纸里，用线扎紧，再包上一层纸，再用线扎紧，如此反复，一直包了十几层，最后变成一个比拳头还大的被线捆得结结实实的纸包。我们把纸包放到大党的被子里。
午夜时分，大党准是赢了回来，老远就听到他哼着当地男人都爱哼的《十八摸》小调，一进门就喊我们跟他聊天。我们谁也不搭理他。
他急了，说：“我今个儿赢了五块多呢，明天给你们买油果子吃！”
说完，脱光就往被子里钻。可能是感到有什么东西，大党摸了出来，一看，是个挺不错的纸包块块。大党问：“谁的东西，放俺被窝里了？”
我们都说不知道，不是我们的。
大党非常奇怪，仔细对着昏暗的灯光，把纸包翻来覆去地瞧。瞧好了，又问：“真不是你们的？”
我们说，真的不是，没见过。
看来大党的迷信劲儿上来了。只见他套上棉袄棉裤，走到宝书台前跪下，对着老人家的石膏像，合手作揖道：“毛主席您老人家保佑，俺大党今天是不是遇到财运了？晚上打牌时，左眼直跳，俺就知道一准能赢，没想到赢了回来还捡个大礼包！既然在俺被窝里，可见是您老人家给俺的。俺就不客气了啊！”
说罢，站起来，回到他架子床上，用手解那纸包外面的线。由于俊生系的全是死结，一时半会儿没解开。大党自言自语道：“看来想得到你这个外财，还真不简单！”
说完继续解。准是实在解不开，他拿出牙咬的看家本领，硬是把线扯断，剥开了第一层纸。本指望马上就能看见财宝，谁知又是一个纸包，还要解线。
大党左看右看，跟原来的几乎没什么不同。他奇怪地看着，用手掂掂份量，觉得不算轻，终于又开始解第二层。结果是一层又一层，一道又一道，直解得嗷嗷叫：“毛主席，您老人家可不能哄俺呀！俺可是一直都在心里早请示晚汇报的呀！”
我们终于忍俊不禁，都笑了起来。大党见我们笑，以为是笑他心不诚，就更加认真地解那个纸包，而且越小越难解。小到一定程度，不但手解不开，连牙咬都很难。大党还是不死心，一门心思想看看毛主席给他带来什么财运。解到差不多最后层纸，他摸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好奇心完全支配了大党，一急牙一咬，把纸咬破了，吃了一嘴土，这才缓过劲儿来，“呸、呸”地直吐。
我们四人终于憋不住，捧腹大笑。俊生笑得眼泪直流，弯着腰，学着大党在一边“呸、呸”地空吐。
这边大党气得哇哇大叫，像电影《地雷战》里，排雷挖出一手粪的鬼子。我们告诉他，下次别再赌了，不管你是赢是输，都没什么好，攒点钱不容易，还要娶媳妇呢，不能总跟哥嫂子过一辈子。他知道我们是为他好，也认真地点点头。
佳如说：“说话要算数啊，下次再要去赌，就想想吃了一嘴土的滋味！”
说得我们又笑起来。大党也傻呼呼地跟着笑。
这两天下大雪，路上不方便，大党基本都早上回家，晚上窝在知青屋里，跟我们闲聊。他钻进被窝时，总是光着腚，一丝不挂，而且架子床的稻草上就垫一张芦席，裹上一床厚棉被，棉袄棉裤作枕头。我们看到，都笑他。
可他却一本正经地对我们说：“这身衣裳，现在布票多金贵啊！”
还说：“俺这儿的人，不分男女，都这样睡的。”
我问他：“难道你们不嫌芦席凉吗？”
大党回答：“俺们从小就这样，习惯了！不像你们城里人，身子金贵！”
“城里人？”我在心里嘀咕：“户口一迁下来，谁还是城里人呢？没准过不了多久，我们几个也会垫芦席、光腚睡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