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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话题很广泛，他的知识面也很开阔，从政治、军事到社会科学，从自然界的花草树木到文学、美术，短短一周，我受益匪浅，在我的心灵中，渐渐也爱好起他所爱好的那些事物。可能是一种父子之间的心灵沟通和默契吧，父亲对我的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很多年后，以至于哥哥、姐姐后来对我评价：小弟不仅长得像爸爸，而且性格、兴趣和言行举止都像。我自己也认为，父亲就是我的偶像，可惜我们家庭多年来因受政治运动的影响，骨肉相处的日子太少太少。
父亲跟我谈起一位老战友，名字叫陈星楠，他们过去同在新四军。父亲说起陈星楠时，无限感慨，说那时我们家跟陈叔叔家住在一起，一幢两户的小楼，我们家住东头，他家住西头。我小的时候，陈叔叔经常抱我玩，还用满脸的络腮胡子扎我的小脸。陈叔叔的爱人叫刘金英，因为两家的这种关系，又跟我妈妈同姓，所以俩人好得像亲姐妹。父亲说的这些，我都没有印象，估计那还是我三岁之前的故事。我问父亲：“陈叔叔现在在哪里？”
父亲沉思半晌，才告诉我：“文革前，他因为‘肥东事件’，而被贬职到了你如今的县，当县委书记，经过文革的这段时期，我还真不知道他的情况。只是前年，有一次来人外调，要我证明他在新四军的那段北撤经历，才知道他有可能还在原地没动。”
我好奇地问：“什么是‘肥东事件’？”
于是父亲跟我谈起了这一事件的始末：陈星楠原先是省水电厅的厅长，由于肥东县是省城直属第一大县，又是粮食生产基地，省委让他兼任肥东县委书记。1963年，全省遭遇大旱，肥东也未能幸免。在抗旱的紧急关头，各公社纷纷要水，陈星楠下令，将水库里仅有的水调给西边半个县，放弃了东边半个县的供水，结果使东边很多公社颗粒无收。受灾的公社干部把状告到省里，省委一气之下，便停了陈星楠的职，还要追究其责任。
陈星楠是位红小鬼出身的干部，一生戎马，战功累累，哪受过这种委屈，监视居住的日子里，因想不开而欲自杀，是父亲帮助了他，不但劝其放弃了轻生的念头，而且向省委提出组织专家对肥东灾情进行会诊分析。省委同意了父亲的建议，并且把这一工作交给了正在省委组织部工作的父亲。在专家会议上，多路人马各抒己见，最后得出统一结论：肥东之事，陈星楠不但无过，而且有功。假如陈星楠当初把水库里仅有的水均分给全县所有公社，则最后只会是大家都因水少而全县无收；而陈星楠把水集中调配给了西边几个田地最好、产量最高的公社，使得这几个公社取得了丰收，全县的受灾面积一下子就减少了近半。专家的结论，被省委勉强接受，但还是终因指控陈星楠不作为的势力强大，免去其水电厅长和肥东县委书记的职务，调至偏远的淮河以北的小县任县委书记，行政降至十三级。在即将去淮北赴任时，陈星楠与父亲泪眼告别，而且这一别就是七年。
听完‘肥东事件’的故事，我很激动：“照这么说，陈叔叔极有可能还在我们县里呢，我应该回去后马上就去找找他。”
父亲立刻制止我：“千万别莽撞，要知道经过这几年，每个人的情况都很微妙，万一他不得势，正处于挨整的时刻，你去找他，会给他添乱。一定要打听清楚，确认没有事时，才能去找他。”
我听从了父亲的意见，对打听陈星楠的下落，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但我一直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直到秋后，终于有了转机。
快要离开父亲了，我把外婆的处境告诉了父亲，跟他商量能否尽快让妹妹回家。其实，我原以为这次来，不仅能看到父亲，还能看到年幼的妹妹。可是妹妹的情况并不像我们想的就在附近的农村，而是被父亲寄养在了南京故乡的一个远房亲戚家。所以，这次来没有见到妹妹，非常地遗憾。我很想念妹妹，一想到她这么小的年纪，就孤零零地生活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便越加担心和思念。父亲答应，等开春后，一定会考虑我们的意见，让妹妹回到外婆身边。我相信父亲的话，期待着。父亲果然没有食言，在1971年春节，妹妹终于又回到了家，而且那时，我们都离开了插队地，回到了离别两年的省城当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