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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回了一趟家，我和俊生明显没有佳如和思文工分挣得多，回来后，我们得拼命赶上去，我可不想被人耻笑说我们干不过老大他们。于是这段时间，除了非去不可的地方，哪里也不去，一心只想挣工分。
四月底，高皇区拆区并社，庙新公社取消了编制，并入了高皇大公社。这样，大队所有的活动，包括知青的有关工作，都归到高皇，我们去高皇的机会也比以前多起来。
公社农机站需要选派一批知青学开拖拉机，每个大队一名，我们邵圩大队的名额被大队邵书记分给了后邵，而后邵则决定让思文去学；李圩大队派了鲁志明去。没想到的是，西王的严大宝居然刚从家回来，就遇到这等好事，也被选派去。她属于到西边一个大队，那边没几位知青，所以很占便宜。
这让我很失落，我也很想去开拖拉机。以前看见电影里那些身穿背带裤，开着拖拉机的农机手，多神气，要是我也能这样，那该多好！可是遗憾归遗憾，想想也是，这么多同学，哪能个个轮到呢？既然没去成，那就乖乖地在队里干活挣工分吧。
因为太远，开拖拉机的几位同学平常住在公社农机站，差不多十天半个月才能回来一次。思文每次回来，都会跟我们说些新鲜事，什么叫“履带式”，什么叫“轮式”；哪一种拖拉机是“东方红—75”，哪一种是“铁牛—40”。他们每人还有师傅，除了上理论课外，已经开始上机实习。师傅会手把手地教徒弟；作为徒弟，也把师傅当成神一样敬重，不但言听计从，而且端茶递水拿毛巾，时不时地还要买包香烟孝敬着。直到他们独立驾驶拖拉机，才从这种从师的“苦海”中解脱出来。
一马平川的淮北平原，最不缺的就是大田，三五十亩一块地，根本不稀罕，就像我们后邵的大田。这给拖拉机作业带来了便利，而且为了便于机耕，差不多几个队的田都集中到一片，让拖拉机耕地。午收后，拖拉机更是派上用场，在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耕作着。
夏日的酷暑，加上拖拉机散发的高温，驾驶室里滚烫。特别是东方红那种“履带式”，到处是烫手的金属。毫无遮挡的大田里，拖拉机就像烘箱，把人能炕干；而坐在拖拉机后面打犁的人，更是顶个草帽晒太阳。此时的思文和鲁志明，再也没有起初驾驶拖拉机的优越感，更多的是满身臭汗和两手油污，倘若遇到拖拉机熄火出故障，更是一头雾水，甚至连吃饭都顾不上。他们平常就餐都是就近，为哪个生产队犁地，就由哪个队做饭送去，还有香烟招待。从这一点上说，是人家求他们，这倒也不错，至少不用求人。所以，此刻优越感又会重新回到他们的脸上。
直到夏耕结束，插秧天开始，思文才回到生产队，继续和我们一起干农活，待秋后的冬耕再返回农机站。这种半工半农的方式，也挺有意思，不但能挣到队里的每天十分工，而且还能拿到农机站的补贴，顺便接受点需要犁地的生产队的孝敬。
但思文自己从不抽烟，每次都是把香烟拿回来给村里人抽，也给我们一些。其实，我并不是第一次抽烟，当初插队前，随学校在烟厂学工，偷偷学着工人，拿那些废品跑条烟，跑到车间外面，点燃了抽着玩。这种事，我和俊生都干过。之后只要有机会，便会学着抽一支，好像只有这样，自己便长大成人了似的。有时候，俊生会在苦恼时买一包烟，带着我一起抽，久而久之，我也买烟回请他。我们买不起好烟，只能买最便宜的“大丰收”，或者“白纸包”，一包烟八分钱。
香烟的牌子也能区分出每个人不同的社会地位，当地的顺口溜说得好：公社干部“水上漂（东海牌）”；大队干部“猫对猫（双猫牌）”；生产队长“大铁桥（大铁桥牌）”；平头社员“白纸包（大丰收牌）”。这些口口相传的总结，把每种人与相应的香烟牌子联系在一起，再恰当不过，完全是农村各层身份的真实写照。
当然，我们抽烟只是闹着玩，还没到上瘾的地步，也没有那么多的钱供我们上瘾。而且当地社员除了几个年轻人外也没几个抽“白纸包”，大都只抽旱烟袋，所以我们抽烟的外在条件也不具备，不像后来进了工厂，大小师傅们都抽香烟，在那种环境里，你想不抽都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