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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秋收农忙稍作停歇时，俊生总是时不时地往家里跑，不知道他是真的回家看望母亲，还是又去看望父亲。这段时间，似乎他一直在跟父亲保持着来往，也源源不断地收到父亲的汇款和来信。而我却一直在找机会，向大队邵书记试探性地询问陈星楠的下落。
一天收工后，邵书记来到我们知青屋，见只有我一人在家，便含着烟袋，跟我聊了起来。他可能是担心佳如走后，我们会有思想波动，想了解一下我们三个人的思想动态吧。我趁机问道：
“邵书记，我想打听一个人，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
邵书记眯着眼，吧嗒地吸着烟袋，望着我。
“我们县里早先有位书记，叫陈星楠，您听说过吗？不知道文革这几年情况怎么样？”
邵书记一听我说到陈星楠的名字，眼光立刻放亮：“陈星楠是我们的县委书记呀，我怎么不知道？每次去县里开三干会，我们都听他的报告呢。”
听邵书记这么一说，我高兴极了，于是大胆地跟进：“那么他现在还在位是吧？您有没有机会见到他？”
“有哇，下个礼拜刚巧我要去开会，一定能见到他？怎么，你认识他？”
“哦，他是我父亲的战友，好多年没有联系了，父亲让我帮着打听打听他的下落。您去开会时，能帮我带封信给陈书记吗？”我趁热打铁。
“当然可以，你交给我，放一百个心吧！我一定会亲手把信交给陈书记的。呵呵，真没想到呀，你居然认识县里陈书记，也让我这个大队书记脸上有光呀！”邵书记满面红光，兴高采烈地拿烟袋杆比划着。
就这样，一封信转辗送到了陈星楠的手中。父亲与他中断了七年的联系，如今由我接上了头。
十天后，邵书记回到村里，第一件事就是跑来告诉我，信已经由他亲手递到了陈书记手里，陈书记还跟他握了手呢。说到这里，邵书记兴奋不已，眉飞色舞地描述着他怎么在休会期间，通过陈书记的秘书，见到了这位县委书记，连一同去开会的高皇公社的李书记也感到脸上有光。
当时，我并不知道，后朱的蔡清和早就跟陈书记联系上，并且身为濉阜铁路建设总指挥的蔡清和父亲也已经多次与陈星楠见过面。所以陈书记只知道蔡清和在我们高皇公社插队，却不知道我也在这里。
在十月底的一次下基层视察工作时，陈星楠来到了高皇公社，顺便到后邵和后朱看望我和蔡清和。
我并不知道，此刻的陈星楠，早已被人民日报树立为“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典型。陈书记每次下基层，都是身背被包、脚穿草鞋，头带草帽，颈搭毛巾，完全一副艰苦朴素工作作风的领导干部形象。此次来到高皇，也是一人独行，没打招呼，突然到来。
邵书记一接到公社的通知，马上就跑来告诉我，说陈书记就要来我们生产队了。我心情也很激动，和邵书记一起，站在村口，等候着陈书记的到来。
陈星楠先是到了后朱看望蔡清和，不巧这家伙回家去了，后朱的同学柴席文和汪冀中陪同李圩大队的李友好书记接待了陈书记。据说那天陈书记正好在蔡清和的床上发现了一本线装本《今古奇观》，于是批评他们，不要看这些“封资修”的书，要多看革命书籍，看当代作家写的书。事后，蔡清和提起这件事时，还满腹委屈地说，真不知道是谁把这本书塞到他的床上，惹得后来传到他家人那里，被父亲好一顿骂。
当陈书记来到我们知青屋时，思文和俊生正好都在。俊生拿出“白纸包”香烟递给陈书记，被陈书记批评道：“你们这么小的年纪就抽烟，不对头。”
说着他拿出自己的“奔月”牌香烟，分给邵书记和我们抽。我不敢抽，摇摇手，俊生欣然接了过去，连从不抽烟的思文也点了一根。
陈书记当众喊了我的小名字，弄得我很难为情。那是我出生时，妈妈给我起的乳名，被陈书记一喊，后来全村人都跟着喊起来。陈书记一定知道我的大名，那封信上，我也落款大名的，可他偏偏喊出我的小名，虽然让我不好意思，却也恰恰证明了他家与我家的渊源。惹得邵书记后来逢人便告：“连小名都知道，可见他家跟陈书记关系不一般。”
陈星楠走后，我也成为大队的“名人”，不但是小名出了名，更重要的是，大家都知道了我与县委书记的关系，都说有了这样硬的后台，下次招工时一定能回城。我把陈星楠来看我的消息写信告诉了父亲，他显然也很高兴，但又在信中叮嘱道，千万别给陈叔叔惹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