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种结束后,大队按照公社的部署,成立了“打击投机倒把”文艺宣传队,每个生产队抽调一人,我被后邵生产队选进了宣传队。后陈的樊五一也被选入,宣传队里知青有俩人,也使得我没有感觉太孤单,而且很快就融入了这个临时的集体。
每次参加活动,生产队都会按照俊生他们一样的工分给我,这让我有一种不劳而获的感觉。宣传队里有男有女,都是年轻人,生性活泼,爱说爱闹,热闹非凡。活动地点就在大队部,离我们后邵只有两里路的工夫。我和樊五一每次都约好一起去,有我这个老小参加,樊大姐也很高兴。
在宣传队里,我只会帮忙编编文字材料,什么“对口词”、“三句半”、“诗朗诵”,这些老套的文革时期小节目,那时深受社员们欢迎。具体内容除了政治形势需要,对“投机倒把”行为进行批判打击外,其余的无疑都是歌颂党和毛主席。实在人手不够时,我也上台混上几句,算是人人口诛笔伐吧。
宣传队队长辛在好是辛鄞子来的。这位三十岁的汉子,不但是党员,也是宣传队里年纪最大的人。辛鄞子在后邵东边三里地远,是邵圩大队最远的生产队。辛在好在高皇读过初中,在农村里,这样的文化程度差不多就是个知识分子了。他很会调动人的积极性,不但直接指挥节目的编排,还亲自上场演出。由他当队长,大队邵书记很放心。辛在好对我印象极好,因为每次分派编写任务,我都会按时完成,而且大多都不需要作改动,便被直接拿去排练。
辛在好邀请我去他们辛鄞子玩,说请我吃他们队里的油炸馓子。盛情难却,在一天活动结束后,我跟他去了辛鄞子。他已经结了婚,有个三岁大的儿子;老婆个头不高,长得很秀气,样子很精干。辛在好家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三,母亲早已去世,父亲跟着他过。见有客人来,一家人都很高兴,忙着招呼我喝水。我事先丝毫没有准备,所以见到那孩子,没有什么礼物给他,很是尴尬。
辛在好似乎看出了我的心事,笑着说:“千万别客气,你自己就是个半大孩子。到我家来,就当作是自己家,我们就是你哥,你嫂子。”
我很感激他们一家的真诚,所以就哥长嫂子短地喊着,还喊他父亲叫大爷。傍晚时分,一家人非要留我吃晚饭,嫂子立刻和面擀面条。晚饭后,辛在好叫我别急着走,因为队里炸馓子都是很晚才开始,炸好了,第二天一早派人去田家庵卖。
夏天的夜晚,场地上都是乘凉的男人,我也跟在辛在好后面,躺在凉席上,和他们聊天。大约到了快十一点,有人喊辛在好,他应了一声,便拉起我,说可以去了。我们走到一间亮着煤油灯的草屋前,闻到了一股香喷喷的味道,屋里一口大锅边,围着几个做馓子的人,灶里火烧得正旺,锅里热油翻滚,一把把细细的馓子正在油里由白变黄。
辛在好说:“马上我们吃 ‘软条’,保证你吃了还想吃。”
我不知道何为“软条”,只吃过脆崩崩的馓子。只见一人把挂面一般的生馓子放进油锅,馓子在锅里软软地翻了两个身,颜色几乎未变,便被捞了上来,盛在一个盘子里。大家都说,赶紧趁热吃。我按照他们的吃法,用筷子夹住其中的几根“软条”,送进嘴里。一种滑溜溜的口感,伴随着香味,那种感觉,像是吃面条,又不像面条那么烂,很有咬劲,而且吃过口留余香。
辛在好问我:“怎么样?喜欢吃就再来。”
我笑而不答,毕竟这是人家生产队的东西,不好多吃多占。于是又尝了一点,便推说“太闹人”。倒是最后炸馓子的人非要我带点馓子回去吃,搞得我拿也不是、推也不是,只好客随主便,恭敬不如从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