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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招工的消息终于被我们等到了。
十二月初的一天，大队邵书记笑盈盈地来到我们知青屋，告诉我和思文，这次招工名额比上次多，而且公社开会说，后面陆续会有第三批。这次后邵分得的两个名额，他已经跟邵有礼队长说好，先让思文和我走，接下来再让俊生走。邵书记说这话时，俊生恰好出去了，但可以想象，俊生要是知道后，心里会多么难过。果然，当俊生得知这一切后，真的难过了半天，但他最终还是平静地接受了。或许他觉得无论从哪方面都很难跟我们争，于是干脆痛痛快快地等第三批的到来。我知道，邵书记虽然口头上说照顾我年纪小，私下里肯定因为陈星楠那一说而优先把名额给了我，这一点，再笨的人都会想得出。而且论插队表现，就是摆在明面上，我也不比谁差。所以我就干脆跟之前家如走时一样，当仁不让。好在还有思文也一起走，不显得我是在搞特殊化。
这次的招工，真的是大批走人，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先后被推荐。我们村是我和思文，后陈是徐有莺，小农场是葛长江和林智华，后朱是蔡清和、汪冀中，李黄是章本午、于红岭、胡科华，西黄是庞慧敏、章芝惠，还有西王大队的严大宝也在招工之列。在我们之后，紧接着便是第三批，剩余的同学差不多都拿到了推荐表。没拿到推荐表的同学，多是由于每人各自的原因：后陈的褚大姐因为跟当地人结婚，所以政策上不能再回城；西黄的万斯琴由于跟村里一位刚参军的青年谈恋爱，部队特别关照，不准她回城。当然，拿到推荐表也未必都能走成。比如俊生就是因父亲问题影响，政审不合格，被留在了后邵。
拿到推荐表的三天后，我和思文接到通知去县城医院体检。县城离我们非常远，必须步行十八里路，到田家庵坐轮船，走五十里水路，才能到达。而此刻的思文，虽然能拄着拐杖慢慢地走，但这十八里路，完全靠自己独自走还不行。我一咬牙，对思文说：“来吧，我背着你走！”思文先是不同意，但也没别的辙，只好让我背一程，再扶着走一程，一直走过那漫长的十八里路。
那天，俊生起早为我们做了早饭。我们吃饱了，一早就出发。一路上，我和思文走走歇歇，冬天的阳光照在身上，虽然温度不高，但因为要照顾思文，我里外都汗湿透了。艰苦的十八里路终于走到了头，翻过大坝便是渡口。我们坚持着走完最后一程，上了渡船，在淮河的波浪中，一摇一晃地渡过了淮河。
买好船票，已经快到中午。我们就近买了点吃的填填肚子，便登上了下午一点启航的船。我和思文谁也没有情趣去欣赏淮河沿岸的风光，肯定是各想各的心思。冬季的淮河大坝，光秃秃的，此刻的白杨树早已落尽了树叶，只剩下粗壮的树干和光秃秃的枝桠。望着那些挺立在淮河岸边的白杨树，回顾这两年来的历程，无限辛酸感慨涌上心头。是啊，我们不就是那挺拔的白杨树吗？任凭条件多么艰苦，任凭风雨多么变幻，我们不但都挺过来了，而且还渐渐地长大成熟。
思文一定也在想着类似的事情，他没有说话，只是呆呆地看着渐渐远去的河岸和船舷外泛起的波涛。虽然第二年我和思文没在一个锅里吃饭，但他作为知青组长，一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和俊生也从未因为分家而对思文心生怨言，反倒是始终如一地把他当作老大哥。直到回省城，我与思文在一个单位工作，几十年来，无论分离还是相聚，我们的兄弟情谊始终如一，亲密无间。
在县城体检时，我们看到了徐有莺大姐，但可悲的是，她当时怀有五个月的身孕，尽管用腰带勒得很紧，最终还是被体检医生查出。这一传闻立刻传遍了知青各队，我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弄得晕头转向，怎么也不敢相信，我曾经最亲近的徐大姐身上发生了这种事。虽然这段时间我们之间来往极少，但也是因为她总不在后陈，可怎么也没想到，她会做出这等未婚先孕的丢人事。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一旦出现这种事情，总是被众人所不齿，因为“生活作风不好”是人之大忌，大家都带着鄙夷的目光看待徐有莺，所以我也不敢与她再接近，只能和其他同学一样，远远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