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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的第二年春节，我没有回家看望外婆，而是跟父亲及哥哥、姐姐、妹妹一起，让父亲尽享短暂的天伦之乐。而外婆这边，一直孤苦伶仃眼巴巴地望着我们兄妹早一天回家，早一天把妹妹带回来。可我，却没能力让她如愿，这是我心中内疚了许久的一件憾事。
过完年，俊生也回到了后邵。开春之初，生产队并无太多的活儿可做。我们串门到其他各组，大多同学都没回来。申思平倒是很积极地回到了西黄，爱情的力量真是很伟大。俊生在春节期间已经上门拜年，准丈母娘很喜欢这位女儿看中的年轻人。
我发现俊生近来好像颇有心事，不再像以前那么爱开玩笑，话也少起来。按理申思平和他相处得很好，为什么还会有这种现象呢？原来，俊生此时正纠结在一件家事中。他父亲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了他的地址，频频给他写信汇款，这使得俊生原本平静的心，一次次掀起波澜。
我知道俊生的家庭背景，知道他妈妈的苦楚，更知道俊生坚定不移与父亲断绝关系的立场。早在去年底，俊生就接到过父亲的来信，而且每次接到信，他都是连看也不看，便立刻烧毁，汇款也拒绝接收，让邮局原封不动地退回。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不但看了信，收了钱，而且还给父亲回了信，取得了联系。我不知道是什么使他发生了对父亲感情的变化。当然，这一切，俊生都瞒着他妈妈，因为他知道妈妈知情的后果。
可能这就是俊生近期心情不好的真正原因。他不能拒绝现实中思子心切的父亲，也不愿意伤母亲的心，因此左右为难。他把这一切告诉了我，还央求我陪他一起去看望父亲。我正因为春节没回家而踌躇，也就顺理成章地同意成行。
三月上旬，当南方的树木还未吐出绿芽，河上的青青柳丝已昭示着春天的脚步渐行渐近。我们按照地址，转辗找到了俊生父亲被监督劳动的农村。可能是这里的乡亲们并没有觉得这位“反革命”有什么可怕，反倒是在大家遇到疾病痛苦而农村又缺医少药时，他作为曾经的军医屡屡出手相救，乡亲们渐渐地对他的感恩之情，化作了友谊，即使在风暴席卷的文革期间，这个僻静的小乡村，也没使他过多为难，他还是照旧地劳动生活，顺便帮助救治伤病的乡亲们。所以，当我见到俊生父亲时，并未感到这是一个被妖魔化的人物，反倒觉得他是一位非常慈祥的长辈；他生活的环境也是一个充满温馨的家。尽管俊生父亲没有再婚，仍然独居，但家里的一切都收拾得井井有条，整整齐齐。我腾出更多的时间空间，让这对分别十年的父子独处相聚。因为对于这种长久的骨肉分离，我深有体会。我们在这里住了三天后，便转道回到我家，看望外婆。
外婆没想到我会回来，尽管她每日都在盼望。我和俊生的出现使她惊讶万分，她呆呆地在门口看着我，半晌才赶紧让我们进门。当我得知妹妹的离开使她的日子更加难熬时，不由地陪她伤心落泪，同时也尽力劝她不要太难过。父亲也是出于好心，觉得外婆这么大把年纪还要为孩子操心，却忽略了多年来外婆与妹妹相依为命的那份情感。我在家里排行在后，也是人微言轻，不能保证什么时候能把妹妹接回来，但我表示一定竭力说服父亲，让妹妹早日回到外婆身边。好在外婆能读书识字，自己订阅一份报纸，还有几部古典文学陪伴着她，使得漫漫岁月的煎熬有一点精神上的支撑和解闷消烦的渠道。
在家住了几日后，我和俊生又回到了后邵，同学们也渐渐都回来了。自从后陈几位大姐分家后，徐有莺大姐的脾气变得孤僻古怪起来，有时好好地跟她说话，就莫名其妙地对人发火，搞得我们都不大敢跟她多说什么。只有褚友贞和樊五一还一如往常。但褚大姐好像最近出了点状况，据说是有人做媒，要把她嫁给队里一位小他三岁的陈国忠。而后者家境充盈，在村里是有名的富户，他父亲有个诨号叫“老油子”，家里做馓子生意，陈家父子靠着生意把日子过得很红火。
从插队后我们一直宣扬的要长期扎根农村的角度看，嫁给农村人倒也无可厚非，只是大家都觉得他们之间有很多差异，将来的情况谁无法难预料。每当我问褚大姐时，她都低头不语，像做了件错事。
但我知道她穷困的家境，真的能出嫁，可以给肩负重担的父亲和卧病在床的母亲减轻一点负担。这是我们同来的知青第一位出嫁，原本应该帮她喜气洋洋、热热闹闹地办一场婚事，可她竟然瞒着所有同学，在悄无声息中，住到了陈家，直到肚子大得显形后，我们才知道，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