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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后，我们每人都分到了很多山芋，当然还有稻子、高粱和豆类。因为今年午季收成好，秋后结账时，当年的工分值为每十分工三毛二分钱，整整比去年翻了一倍。分粮后，再扣除午季预支的十元钱，我和俊生每人还得到三十多元，这对我来说，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由于稻子分得多，加上去年的山芋大都烂在了地窖里的原因，所以今年我们索性不再窖山芋，而是拉到田家庵去卖。
我和俊生两人差不多有三千斤山芋，除了留些吃的，把剩下的都准备卖掉。于是我们请邵云良和邵才庭俩人帮忙，连人带两辆架子车，一起借。
我们起了个大早，两辆架子车装得满满的，每辆车一人扶把，一人拉绳，一前一后地沿着大路往田家庵赶。好不容易过了淮河，才知道那边的山芋卖不出价钱，只四分钱一斤。既然来了，也只好就地卖掉，于是拉到街边，叫卖了起来。
这里的居民都很滑头，一会儿说太贵，一会儿说我们秤不准，围了一大圈子人，没几个真买的。这些山芋都经过我们精心挑选，外观很漂亮，差不多不好看的，都被我们留下了，所以没人说山芋不好。买卖双方争了半天，最后我们让步，三分半一斤，他们便呼啦一下子上来，纷纷抢着买，不一会儿，两车山芋被卖一空，可我们算算账，平均也只摊到三分钱一斤，因为山芋装车前，我们都称过重量，两车加起来足有二千五百斤，而手里拿到的钱连八十元都没。
估计是刚才那一阵子乱哄哄抢买时，有不少被人偷偷拿走或者根本就是少算给人家钱了。事到如今，只好认了，除去给邵云良和邵才庭每人五元的工钱，再去街上吃上一顿锅贴和羊肉汤，也就剩下六十元，我和俊生每人分得三十元。对我来说，这些钱已经是个不错的数目。
我们美美地吃饱后，在街上兜了一圈，怀里揣着钱，拉着空架子车，心情愉悦地往回走，一边走，一边唱着歌，只是我和俊生唱的是正儿八经的民歌，而那俩光棍汉，却嘶着嗓子满嘴淫腔淫调，惹得我和俊生大骂他们是流氓。看来是不是流氓无所谓，只要过瘾开心，任我们怎么骂，他俩照样咧嘴开怀地唱，而且越唱调门越高。
褚友贞大姐生了个儿子，这是我们知青的后代呀。我和俊生得知后，赶忙买了两斤红糖，去看望月子里的褚大姐。我们进屋时，她正坐在床上，头上扎了条毛巾，怀里抱着粉白嫩肉的新生儿。她见我俩来看她，开心地笑着，把儿子给我们看。这时，后陈只有褚大姐了。陈霞和樊五一都先后招工回城，徐有莺大姐不知去了哪里，唯有褚大姐嫁了人，哪儿也去不成。
老油子看见褚大姐给他家续了香火，高兴地只顾咧着嘴，蹲在门前，烟袋含在嘴里，不停地笑。倒是她婆婆忙前忙后地招呼着，褚大姐的月子肯定也是婆婆照顾。
思文出了个事故，在开拖拉机犁地时，不知怎么竟把左脚弄骨折了，说是打犁时被机械夹伤的。在公社医院打好石膏后，思文回到后邵来养伤。伤筋动骨一百天呢，眼下才十一月份，到春节都不定会不会好。他们家举家下放到江南后，离得太远，自己一人无法回家，加上他也不愿让家里知道，怕家人担心，只好住在后邵，由我和俊生轮流照顾。因为是工伤，公社可以报销医药费，而且养伤期间还能拿到补贴，这样至少可以解除一些后顾之忧。
佳如走后，思文回后邵的机会本来就少，基本上都住在公社农机站。知青屋大多是我和俊生住。分家之后，我和俊生一起开伙，现在要照顾思文，也就等于我们三人又拢到了一起。这让我又重新找回了刚插队时在一个锅里吃饭的感觉，大家还是兄弟，还是一家，东西也无须分得那么清。待思文能下床时，我们给他做了一根简单的拐杖，这样他自己可以下来活动活动，做些简单的生活自理。当我和俊生出工去时，思文便自己一人在家，甚至可以一拐一瘸地帮忙做些准备，等我们收工后马上就能点火烧饭。
这样的日子过得既慢又快，慢的是，思文的脚伤还得一天天地等啊熬的，恢复起来很慢；快的是眼看就要到年底了，第二批招工却毫无消息。此刻的我们再没了刚插队时的那股子扎根农村一辈子的激情，而是归心似箭，每天都盼望着，幻想着，幻想哪怕队里要我不吃不喝连续干几天活，只要能让自己回到生我养我的省城，我都愿意；或者我把身上的钱和剩下的粮食全部给队里，只要能让我回城，我也愿意。可是，幻想毕竟是幻想，现实中，我们还得耐心地等待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