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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与我们三人商量着，是不是也把年幼的妹妹接来一起过年。经过议论，大家取得一致意见，最后由哥哥出面回家，跟外婆商量，把妹妹接来。但那一年春节，却让因外孙女离开而单独过年的外婆，更是愁白了头。我想，可怜的年迈的外婆，一定总是一个人拄着拐杖，孤苦伶仃地站在家门口，望眼欲穿地盼望孩子们早日回家。
妹妹终于被哥哥接到了父亲这里。在一个寒冷的早晨，坐了一整夜火车的妹妹，站在了我的面前。半年不见，妹妹似乎长大了不少，七岁的稚气掩不住穷苦家庭孩子的那种懂事，说起话来一套套，无不充满着对外婆的担心，让我听起来格外心酸。
在她眼里的父亲，是一个只知其人未知其貌的长辈。当她看见父亲弯腰要抱她时，甚至羞怯地往我身后躲藏。或许她的记忆里还残存着父亲五年前的模糊轮廓，但终究没有印象没有感情，陌生远大于亲情。最后，妹妹听了我的话，依附到父亲的怀里，用一种好奇的眼神抬头望着传说中的父亲。此时此刻，我们都很怀念离世五年的妈妈。若是妈妈还在，我们又是一个幸福完整的家呀。
山区的春节，丝毫没有城市里那种热闹的气氛，甚至没有除夕的鞭炮，只有家家户户门口红红的新联。我们兄妹四人，跟着父亲走门串户，给各位长辈们拜年，口袋里也装满了各家的糖果花生瓜子。
父亲还专程带我们去看望了远在十几里路之外山村里的的一户人家，让我们喊那家老人为“爷爷”、“奶奶”。我们在淳朴而厚道的山民家吃了午饭。之前他们恰巧打到了一只野鸡，还有猪肉炖粉条，花生瓜子更是装满了兜。在回来的路上才知道，就是这家“爷爷”、“奶奶”，在父亲最艰难的时刻，多次冒着被造反派发现的危险，偷偷到“牛棚”给父亲送去山芋面窝头和水，父亲才算熬过那段可怕的日子。这种救命之恩，让父亲没齿难忘。我们也懂得“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道理，在过年的那些天，隔三差五地去看望和陪伴那对孤寡老人。
发电机的管理者是一位前支左部队的现役军人，在父亲未“解放”时，因有“同情走资派”的倾向，被部队勒令转业，留在了林场。因此父亲与他结拜了干兄弟，让我们喊他为干爸，喊他妻子为干妈。弄得那位还不到三十岁的干妈很害羞，一喊她时，脸就通红。倒是干爸很干脆，还保持着军人的豁达和干练。
有一次，父亲带我们去二十多里路外的一个集镇，不但是逛街，更重要的是大家照一张相留念。我们打小就很少有照片，一岁之后基本就没有拍照的家境条件，所以这张照片的拍摄，得到了全体的赞成。父亲虽然没说，但谁能保证这张照片之后，什么时候才再能拍上一张呢？我们都很珍惜这次与父亲团聚的机会，依次都很认真地做了准备。在街上，碰巧遇到那位干妈，大家邀请她一起拍了照片。搞得后来干爸大有微词，说我们偏心，没有带他拍照片。
干爸有一支小手枪，这是单位配发给他的武器。他在高兴之余，总是拿出来给我们玩，还带着我们去山沟里实弹射击。那是我第一次真枪实弹开火，结果子弹打偏了，连目标的边都没擦着。
山区的夜晚不但寒冷，而且死一般沉寂。当发电机停止工作后，整个团部和山野混为一体。有天夜里，我们正在睡觉，一种奇怪的声音把我惊醒。只见窗户上一只高大的黑影，趴在窗台前。父亲和哥哥姐姐早已起身，轻轻地躲在床边。父亲手里拿着一把五四手枪，正示意我别出声。我定神一看，是一只野兽，而且是童话里的那种大灰狼，可能是冬季没有食物，跑到居民区来找东西吃。因为窗户上部悬挂着一只父亲做的风鸡，狼的目光真敏锐。这只大灰狼趴在窗台上，旁边的地上还蹲着一只。父亲突然对着狼脸，打开了手电筒，雪亮的光束直逼那对闪着绿光的狼眼睛，吓得大灰狼往后一倒，摔掉在窗外，连同另外一只狼，一跑一颠地慌忙逃窜。我的心脏也被这一连串的情景惊得怦怦跳。父亲说，没事了，快睡觉去吧。
第二天，当我对妹妹说起时，小丫头竟然闹着说，为什么不喊她起来看大灰狼。我们都说，你要是起来，还不被大灰狼当晚饭呀，我们不舍得，所以就没喊你啦。大家在一起嬉戏，直逗得她破涕为笑为止。
正月很快过去，山区的日子虽然艰苦，一家人能如此其乐融融地在一起过了这么长久，在我们家庭史上也算不多见。春节后，我们必须回到农村，继续着插队生活。父亲坚持把妹妹留在他身边，于是我们兄妹在此告别后，各奔东西。我们并不知道，随后没多久，父亲因工作原因，把妹妹送到乡下的一户农家寄养，一直到第二年我们回城参加工作，才把她接回省城的家。这一年多，外婆的孤苦自不必说，妹妹也学会了一口乡下话，变成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村丑小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