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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对严大宝与佳如的恋爱来往一直心存芥蒂，但表面上再也没有反对。而佳如最终也没能和严大宝继续谈下去，似乎彻底地断了线。那是分家后的一个月，严大宝以家里有急事为由，一去不回，直到第二年开春许久，才现身生产队。佳如曾经回省城去找她几次，她都避而不见。此后的佳如，彻底心如死灰，再也没去找过她。至于曾经那么热恋中的这对男女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外人是不得而知的。对此，我和俊生却暗暗高兴。殊不知，这是一种毫无道理、不懂事的高兴。
倒是俊生和申思平依旧奏着姐弟恋曲。恰逢农闲，他俩隔三差五地一起出去，剩下我一人。懒得烧饭时，就跑到后陈大姐们那里去蹭饭，可是此一时彼一时了，大姐们也不同在一个锅里吃饭，都是你先烧罢我登场，弄得我很不是滋味。虽然大姐们都很热情，但究竟吃谁的饭好呢？于是，我也不大再去后陈，而是跑到东黄生产队章本午、于红岭甚至唐秀花她们三位女生那里混饭吃；更远处的西黄，偶尔也去去，顺便看看黎宏梅、庞慧敏等几位大姐。反正大家都知道我是老小，我也就“以小卖小”了。
在李黄，最大的乐趣是跟在章、于二位后面学琴，《江河水》和《赛马》，就是那时学会的。二胡的弓弦在我的手里不再那么僵硬，我可以随意地变调，拉出自己欣赏的乐曲。我们经常晚饭后坐在水渠的堤坝上，望着一排排高大的白杨树，拉起了欢快的曲调，当然也有悲伤的颤音。深秋初冬，白杨树尚未落叶，青青的白杨树，像是最忠实的观众，静静地观赏着我们的演奏，聆听我们用二胡述说着农村插队的苦与乐。
当然，我也不能完全白吃人家，所以时常带点菜或者其他好东西过来，大家共享。特别是我带来的黑芝麻，在锅里炒熟后，还没冷透，便被一只只脏手抓起，捂进嘴里，弄得满嘴乌黑，大家相视而哈哈大笑。
此时的鲁志明，已经搬到公社电灌站住。管理电灌站的小鲁师傅，跟鲁志明是本家，性情又很投缘，所以让他干脆搬过去，平常教教他，顺便在小鲁回家或出差时，还能让他代代班。小鲁的电灌站屋里，有收音机，有电炉，用电不花钱，因此，电灌站便成了我新的落脚点。有时小鲁不在时，我就干脆也住那里。
听说，电灌站附近是日伪时期的杀人场。白天，可以看见周边有几片坟地，想必这里的夜晚很恐怖。果真，到了夜晚，电灌站周围黑洞洞，因水渠在冬季停止抽水，坝子上很冷清，甚至很阴森。尤其是夜里风大时，出水的涵洞口在风的吹奏下，发出“蒙——蒙——”的响声，听起来让人毛发直竖。倒是远处的狗叫，打破了黑夜的沉寂，算是给这死一般的黑夜带来些许生气，可终究因为这里环境偏僻而夜晚毫无人踪。
有时，我们大着胆子跑到电灌站的涵洞前，对着涵洞大喊，仿佛要把里面的“鬼怪”喊出来，比比看谁有勇气，一直等到黑暗中的涵洞毫无动静后，才像得胜的唐.吉可德，凯旋而归。
一次鲁志明出去了，正巧我和俊生来电灌站，因为我常来，有钥匙，便直接开了门。抬头看见窗户边挂着一大块雪白的我们称之为“板油”的生猪油，顿时眼前一亮。这是鲁志明帮他姐姐从农村买的，准备过几天回家时带给姐姐。多日不曾开荤的我俩，馋劲大发，管不了那么多，用小刀将板油割成小条，把水壶里的水在电炉上烧开。板油扔进滚水，立刻化作软软的半透明状，我们趁热把这种“肥肉”送进嘴里，感到美味无比，一时贪馋，每人接连吃了好几条。
那块板油明显少了一个大角，等鲁志明回来发现，跺脚骂人时，我们早已板油下肚，吐也吐不出来。鲁志明只好认栽，而我俩却因长期肚里缺油而肠胃难以消化，拉了几天的肚子。这件事一时成为知青里的笑料，很久以后大家都还拿这事开俩“老小”的玩笑。
我们也去后朱，找被公认为“最团结的铁板插队小组”同学玩，队里给他们在原住地的河边也盖起了新房。西国安一向是我们同学中的老大哥，他弟弟国光还是我小学同学，有了这重关系，对我更像位哥哥。柴席文很活跃，而且极勤快，平常多半是他烧锅做饭，家里也收拾得清清爽爽。汪冀中性格内向，不声不响地，无论做什么，总跟在我们后面。大块头蔡清和被公认是大懒虫，起床后，连被子都不叠，床下脏袜子臭鞋，横七竖八。蔡清和父亲与我父亲曾经同是新四军战友，五七年又同时期同单位落难，可以说是莫逆之交。之后的十多年里他父亲一直不得志，幸好文革后期有人举荐出任濉阜铁路建设的总指挥，算比我父亲幸运得多。至少，他履历表中填写的“革命干部”栏目，此时更货真价实吧。
后朱的几位同学都爱唱前苏联民歌，于是我也跟着一道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套车》 、《山楂树》 、《红莓花儿开》等等，都是那时候的最爱。我们就这样对着天空，不同的嗓音产生的不同音阶，一起干嚎着，嘶喊着：
“我们的生活无限美好——有时也会遇上风暴——不久乌云消——散——春风微微吹——来——天空一片蔚蓝晴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