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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汇款单，像天上掉落的馅饼，让我欣喜若狂，彻夜难眠。这是久无消息的父亲亲自寄来的救命钱。看见汇款单上那熟悉而久违的笔迹，我差点眼泪都落了下来。二十元钱，虽然不多，但对饥荒中的我，简直是天文数字。而且不仅是钱的问题，父亲能亲自给我寄钱，表明着他已从数年文革的政治桎梏中解脱出来。这对我的政治影响甚至比温饱还重要。
汇款单是小农场同学葛长江送来的，不知他怎么会第一时间遇到我的汇款单，或许是他去大队部看见后，带给我的。这一消息不胫而走，引来各路同学，一定要我请客。我一高兴，花了五块钱，在龚集的小饭店摆了一桌，尽管没有酒，却也让同学们过了一把肉瘾。
紧接着，我先后收到了父亲和哥哥的来信，知道父亲已经从“牛棚”里放出，并被结合到原先他被关押的基层林场的领导班子里，而且这个林场，还划归了省生产建设兵团。哥哥姐姐与我约定，今年春节一起聚集到父亲那里过年。我期待着春节的到来，期待着与离别五年的父亲重逢。
腊月二十，我便动身去了父亲那儿。在一个很小的山区火车站出站口，我见到了白发苍苍的父亲，尽管那年他才五十五岁，却被多年的政治运动折磨得如同年过花甲那般苍老。父亲的背影已不再是我年幼时留下的高大魁梧印象，而是略微躬身，身高似乎变矮了一截。他的谈笑也不再声音洪亮，总是用略带沙哑的嗓音跟我说起这些年发生的事。
父亲见到五年后长成大小伙子的我，感慨万分，说这些年对不起孩子们和老外婆。说到动情之处，他眼眶里充满着泪花。我知道，这些年来，他历尽磨难，受尽屈辱，就像当初母亲在世的那些年，每逢政治运动他必定挨整，能活过来好好地站在我面前，已经是不容易了。因此我像个小大人那样安慰他说，我们都能理解他，让他别多想，相信九大后的中国会越来越好。好在这些年，父亲单位的造反派还能不定期地给我们寄来点微薄的生活费，让这个在政治上被打倒的走资派一家亲属，还能苟延残喘。
第二天，哥哥姐姐也结伴到达，一家人高高兴兴相聚在一起。我与哥哥姐姐也有差不多一年没见面，此刻姐姐说我长高了，变结实了，我一点也不怀疑，确实，这一年的辛劳和艰苦，使我成长起来，渐渐变得成熟。毕竟，我已经早过了十五岁，再过几个月，就整整十六周岁了。
父亲给我们看他买的一条大鳜鱼，差不多有五斤重，说是等我们来吃的。他亲自给我们做糖醋鳜鱼，我们四人吃了两顿，才把鳜鱼吃完。过惯了农村苦日子的我们兄妹三人，在父亲这儿放开了吃，如同提前过年一般。
父亲单位地处东部山区，延绵几百里的森林都属于他们管辖，条件艰苦是可想而知的。夜晚没有电，全靠团部自己发电，定时供电，下属的连队更是连发电机都没有，只能点煤油灯照明。交通不便使得山里很多土特产运不出去，城市里的工业品也无法与居民见面。单位只有一个供销社，供应一些生活必需品和凭票供应的物品，想买更好更多一点的东西，只能徒步二十多里，翻山越岭，到最近的集镇或者县城。只有特别需要时，父亲才会申请用车，而且凡是私用时，其费用一律按照规定从工资中扣除。单位有学校，有医院，有邮局，还有食堂，俨然就是一个封闭的小社会。
可知父亲在此工作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但条件再艰苦，也远胜过政治上被打倒。所以，父亲在这里很开心，谈笑间，还有些革命的英雄主义加浪漫主义情怀。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他心态没有被长年的政治阴暗面折磨而扭曲，反倒更加坚定地相信党和人民。直到后来很多年，我们才更深深地认识到，这是一位不屈不挠的革命者，有着对党的无比忠诚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是真正的老布尔什维克。正是有了这一批老的革命者，中国才能走出封建专制的阴霾，建立新的共和国，将历史推进到社会主义的各个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