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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冬闲的日子里，只要没有大雪封门，我们都会去每个插队小组的同学那儿转转，顺便蹭顿饭。邵圩和李圩两个大队，同属于庙新公社，离西黄黎宏梅、庞慧敏她们很近。还有几位省物资局下放干部，住在公社里。时间一久，我们跟他们混得很熟，经常沾他们光，在公社食堂蹭饭吃。
久而久之，食堂的炊事员也认识了我们。有时实在没钱买菜，我们就跑到公社食堂摸一点。偶尔被炊事员看见，很不好意思，便用表演革命样板戏来回报。最拿手的是《林海雪原》中“打虎上山”那段，不但都会唱，而且俊生还即兴表演，唱到“——我——胸有——朝阳——”那句时，便学着戏中的杨子荣，将大衣下摆用右手掀起，拉开一个大幕，遮挡住炊事员的视线，而我在后面，悄悄地将一块肉塞进包里。当然这样的事情，在当知青的懵懂少年时代，虽然会得到人们谅解，但终究不光彩，只能适可而止，并且自我解嘲是表演换来的，不能白唱是吧。
公社办公室有电话。当时的电话都使用体积很大的6伏干电池。我们发现旁边还有备用电池，就顺手捎带，拿了回来，用思文的电烙铁和胶皮线串联焊接上两只手电筒用的那种电珠，便成为一个不错的照明小灯泡。每当队里断电时，这便成了应急的照明。这种新式照明，引来很多农民的赞叹和好奇。
农村里用电很马虎，也很不安全。好像都是从变电所的变压器引一根五号镀锌铁丝，拉进村里，作为火线；再在电线杆下埋一根铁桩，接上另一根铁丝，就是地线。这种引线不但危险，而且损耗极大，220伏的电压，到了几百米外的村里，也只有100伏了。所以，说是有电，晚上灯火昏暗得跟鬼火似的，肉眼能清楚地看见白炽灯里红红的灯丝。而村外的铁丝火线，有时被烧得发出暗红，不但怕人，还经常烧断，造成停电。这样的照明，甚至不如我们的电珠来得亮堂。
此外，公社还有个卫生院，就在龚集后面。我们也时常去那里玩，跟医生混熟了，就请他们教我们如何量体温、量血压。俊生妈妈是医生，家里原本就有血压计和听诊器，而且他也会玩。我还是第一次戴听诊器，只觉得耳朵里乱哄哄地响，直到听见心跳的咕咚咕咚声，才知道它的妙用。
有次去公社玩，得知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冬季征兵开始了。
打小我就想当兵，此刻的我完全忘记了父亲正在被文革冲击的现实，一心想参军入伍，于是，我和其他同学一道，去公社了解情况。公社给我们的答复是，只要身体好，出身好，自己有参军保家卫国的要求，都可以报名。所以，当征兵工作正式开始后，男生中，除了柴席文因平足而自动放弃外，几乎都报了名。
首先是体检关。这次招的主要是三种兵种：装甲兵、炮兵和空军地勤兵。身体过关是第一重要的。体检那天，我们结伴步行十里路，来到高皇区医院。忙活了一整天，直到天黑透，才往回走。
体检中途发生了点小插曲：章本午和鲁志明被查出血压偏高。
医生问：“是不是太紧张了？”他俩都点头说是，所以有了复查的机会。俊生建议喝点盐开水，可以快速降压。于是章、鲁二位到小饭店找盐开水喝后，回来再测量时，顺利过关。于红岭有鼻炎，鼻子老是不通，他就扯谎说感冒了，也混了过去。这样，基本都通过了第一轮体检。
俊生在体检后自动要求放弃。后来才知道，他是怕政审时，因父亲的历史问题而过不了关，若不放弃，到头来会落得个声败名裂。这也提醒了我，该不该也提出放弃呢？我一直在犹豫。
过了几天，通知下来了，我在合格之列。真让人高兴，心想管他政审呢，没准真能走掉。佳如和思文也过了关。我硬着头皮，抱着侥幸心理，没提出放弃，心里盘算着真要问起我，就说不知道父亲有什么问题。
果然，接下来的政审，却意外地让我轻松过了关。据说征兵的军人只是看了看我们插队时的档案（档案里估计只有一张简单的学生履历表），根本没有去父亲单位外调。那时填表，我一直都在“家庭成分”一栏填写“革命干部”，而我的社会关系，也一直都只写在保密单位工作的姑妈一家。佳如和思文自不必说，也因出身好而轻松过关。
一周后，我们得到通知，正式入伍。可没想到，就在等着换军装的头一天，公社接到了区里传达的上级紧急通知：插队知青不满两年一律不准参军入伍。这不是有意为难我们吗？文革后的插队，我们几乎是最早的一批，都是刚下来，谁会有两年的插队经历呢？
我的参军梦彻底破灭了。只差那么一天！部队的缘分与我擦肩而过，而且这一擦，就是一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