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用户
与收麦季节比，插秧后不用打场，所以相对感觉好点，只是浑身疼痛，在水里泡一天，手脚表皮很难恢复，抓破了还会溃烂。我想，这恐怕就是我们要向贫下中农好好学习的地方吧。他们也是人，不也一样水里泡一天吗？这样一想，心里便感到好受些。
老队长在抢割河湾地麦穗时淋雨受了风寒，一直卧病在床，可他病中还关怀着我们，让队里给我们划一块水稻田。这块地非常好，很多人家都想争要而始终没有得到。按照规定，生产队每口人可以有二分的自留地，我们四人加起来应该有八分地，而这块地是六分大小，还差二分地。老队长把它划给我们知青，其他人家也没话说。老庭爷帮我们犁好耙好，再放水浸泡，由我们自己插秧和日后的管理。现在，我们的插秧水平越来越高，所以这块地的秧苗长得非常漂亮。我们经常站在自留地前，欣赏着自己的那点私有财产，大家玩笑着说，我们也算是有产阶级了。
七月起，高温天随之而来，不给人们丝毫的喘息之机。大田的插秧算是过去了十来天，可旱粮的夏种也得跟上去。需要种的旱粮很多，必须根据田地的情况，决定种高粱还是种山芋，或是种上黄豆、绿豆、豇豆、芝麻、棉花。
这段时间，活儿很杂，主要都是为种旱粮做准备。收割过的麦田坡地多半都会起陇，浇水，再插上山芋秧。种高粱就简单多了，只要细细耙好地，直接把种子撒到田里即可。芝麻也是一样，撒播种植。而其它豆类、棉花只能在耙好的地里，用头刨个小坑，再把种子点进去。
天热干旱，水很金贵，必须想方设法从远处引来，再用长绳子两边拴住水桶，俩人拽住，合着拍子，一起用力，把装满水的木桶带上来，一掀桶低，倒进水沟。水会顺着水沟，流淌到每块田里。这种方法叫做“斛水”，这也是当地最普遍的引水浇地方法。在没法引水的地方，只能用人工挑水，一瓢瓢地浇。所以，水是最大的问题，是最费时费力的活儿。
无论干什么活儿，我们四位知青都能很快就学会，而且干得绝不比村里其他人差。只是，夏天的蚊虫，日夜叮咬着我们，全身无处不是大小包块，这些包块一旦被抓红抓破，就会感染发炎，流出黄水。农村没有特效的药，我们只能靠俊生从家里带来的小药箱，有什么药膏，便涂什么。我的双腿起了无数的包块，最后变成无数的脓疮，严重时，脓疮溃烂成洞，直到半年后的冬季，才渐渐起痂。至今小腿外侧，还隐约可见当年的疤痕残迹。
可是，最致命的还不是浑身包块的痒痛，而是疟疾。这里的方言叫做“打摆子”，也叫“打皮汗”。蚊虫叮咬后，将疟原虫传至人体内，潜伏期一过，便发作起来。每次打起“摆子”，都会先浑身发冷，压上几床棉被，也止不住浑身发抖，差不多半个多小时的发抖过去后，随之而来的便是高烧，而且是一场比一场严重。
“打摆子”多半是隔天一场，很少有每天都发作的。我“打摆子”是隔日的那种。起初的第一、第二场，还能坚持住。一旦“摆子”退去，还能照样下地干活。大家一起过日子，工分一起挣，谁会偷懒在家休息呢？可当我打到第三场、第四场时，便身不由己，即便发冷和高烧退去，也会浑身发飘，腿肚子发软，走路摇晃，神情恍惚，根本没有力气再像正常人一样干活。可是，不干又怎样呢？总不能待在家中闲着，烧锅做饭，都是轮流值班，何况“打摆子”的并非我一人。
其实，对付“摆子”，必须用奎宁，这才是特效药，但我们公社卫生院，甚至高皇区医院，居然连这种普通的药都很紧张。去看病，医生验血后知道你是“打摆子”，顶多开点退烧药。这种治标不治本的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甚至在最后的时刻，当高烧接近40度时，这种退烧药片，完全不起作用。因此，当我“打摆子”到第六场时，人已经完全神志不清了。
思文的妈妈恰好这几天来看儿子，顺便帮我们烧饭做家务。看着我烧成这样，刘妈妈非常心疼，总是在追问思文怎么办。于是大家当机立断，让我在第六场“打摆子”发作后停歇的次日回家，但没有人陪伴我，只能是自己走十八里路，摆渡过河，从田家庵坐公交车到大通，再转乘火车回家。
从早上出门转辗一天，昏头昏脑，真不知路上怎么熬过来的，最后在天黑前到了家，而且是一敲开门，便晕倒在地。等我醒来时，外婆早已泪眼憔悴地陪了我一夜，妹妹也懂事地用小调羹喂我喝水。当她们知道我只是因普通的“打摆子”，由于没有药治疗而被拖延折磨成这样时，格外地难过。
天一亮，我们便去了医院。在医院里，化验血后，医生给我打了奎宁针和退烧针，还开了些口服药。终于，在本应该打更严重的第七场时，可怕的疟疾被止住了，没有出现那种彻骨的寒冷和接踵的高烧，只是略微烧了些，连三十九度都没到。
这场连续的疾病后，我的健康虽然一时受到了很大程度的损害，但终究是年轻体壮，抵抗力强，不久便恢复了常态。倒是因为小半年没有回家，我发现外婆的背越来越弓，头发也越加发白了。妹妹前不久因顽皮而摔断了胳膊，此刻也得以恢复，外婆没有告诉我们，肯定是怕我们担心。我能理解这可怜的一老一小，所以在家里多住了几日，直到七月下旬，才赶回生产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