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用户
那年夏天，我在大队的宣传队里断断续续待了差不多三个月，跟大家相处得非常和睦。好朋友里不但有辛在好，还有位刚退伍的青年黄志刚，住在前头黄庄，此人恰巧是我们后邵生产队“皮匠”的准女婿，这就把我俩的关系拉近了一步。我去他村里玩的时候，跟他一起钓鱼，采野菱角，回来煮着吃。当然我们不会独享，总要拉上俊生和樊五一，人多玩起来更热闹。
地里的庄稼渐渐由绿变黄，又一年的秋收就要到来。
那种没日没夜的辛劳，又要开始，让人难忘，也让人成熟。我的身高和体重，都在磨练中增加着，思想也更加活跃。在那盛行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的年代，年轻人却似乎都有着逆反的心理，越是不让唱的歌，越是要唱；越是不让看的书，也越是要看。就在那时，《南京知识青年之歌》在知青中盛行，不仅是这首歌好听，唱出了我们知青的心声，而且因为听说这首歌的词曲作者被当作现行反革命而逮捕，我们怀着心中的那份反叛情绪，也偷偷跟着唱起了“修地球”的“反动歌曲”，同时还传阅起禁书手抄本《梅花党》。但无论经过多少风雨，我们都像村头路边的那棵棵白杨树一样，临风挺立，一天天地在茁壮成长，一天天地成熟起来。
一个爆炸性的消息，让我们这些整天劳作、疲惫不堪的知青为之振奋：省城开始面向知青招工，每个有知青的生产队分得一个名额。当然，这需要队里贫下中农的推荐，还要经过大队党支部的同意。我们后邵四人中，佳如是老大，年纪最大，表现也公认不错，最终被生产队和大队确定为招工对象。这便意味着佳如就要成为一名光荣的工人阶级成员，永远地离开后邵，离开这片艰苦的土地。
作为老小，我肯定不会有任何非分之想，也绝不会与老大相争，但思文和俊生都比我大，他们究竟有没有想法，不得而知。表面上看来，好像大家都风平浪静，实际上内心总会起一番波澜。好在我们相处了近两年，都像亲兄弟一般，谁也不会在这关键时刻插上一杠子，坏佳如的好事。当然，生产队和大队的意见决定了一切，即便有什么想法，也只能放在心里。对此，佳如也当仁不让，觉得非己莫属了。
国庆节前，佳如最终如愿以偿地回到了省城，在一家量具刃具厂当上了工人。这是我们省自1968年9月第一批上山下乡以来，第一次有成批回城的事件。尽管绝大多数知青仍然坚守在农村，但终究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也使得当初“一辈子扎根农村”的极左思潮像泡沫一样破灭。
与此同时，我们大队后陈的樊五一、小农场的孙杰德，李圩大队后朱的西国安、西黄的黎宏梅、东黄的余中慧都同批上调回了省城，与佳如同厂工作。几乎每个生产队知青组都走了一人。我们四人居住的知青屋，眼下剩下了三人。思文很快又回到公社农机站参加秋后的冬耕，只有我和俊生坚守着后邵知青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