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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闲时分，我们没有太多的活儿做，每天早上可以睡个懒觉。白天听凭队长分配，做些杂活儿。秋后的日子过得很舒服，不但因为有粮油吃，而且还有钱花，可以时不时地到龚集买点好吃的菜，甚至还能买点肉或鱼。门前自留地里种的萝卜，地下的没收到，地上的却长了一大堆绿油油的萝卜缨子，弄得我们四人哭笑不得。
估计是浇肥太多，造成了不长萝卜净长叶。总不能眼睁睁白白扔掉，只好买回一口小缸几斤盐，把萝卜缨子腌了起来。真没想到，腌制的萝卜缨子，用豆油一炒，酸酸的，味道鲜美，竟像雪里蕻一样好吃。后陈的大姐们看见我们腌菜，还夸我们长大了，学会过日子了。我和俊生在肚里偷偷好笑，哪里是会过日子哦，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可惜这样的快乐光景没过太久，就被“分家”风波扰乱了。
事情的起因可能还是因为我们两个“老小”不会过日子。佳如突然因做饭中发生的一件小事而提出要分开过，思文保持中立，俊生也没表态，最终便形成了只有我反对的格局。
佳如说：“你们刚来时小，我们都不会提出这件事，现在一年过去了，一人一间的房子也有了，你们更是长大一岁，就算跟父母兄弟一起，也该分开自己单过了吧？”
他的话虽然有些入乡随俗的感觉，却不无道理。接着，思文和俊生都渐渐同意了佳如的意见，表示单过，只有我，像被抛弃的孤儿，心里难过极了。
思文安慰我说：“你看，我们不还住在一起吗？连墙都不隔音，谁要是有事，一声喊，都会跑过来帮忙的。”
我知道在严大宝的问题上，我们过去说过一些不好听的话。这次分家，也正好发生在秋季分粮后。秋后队里分口粮时，我们每个人各自保管一份，放在自己房间里，因为集中放在哪一间都不合适。现在好了，分家时连粮食都不需要再重新分了。
俊生起初觉得不该这么早就分家，起码等过了年再说也不迟，本想缓和一下，但面对老大的坚决态度，只好表示：“算了，分就分吧，没关系，这年头离了谁不能活？老小，我俩一起过。”
话虽然说得有些呛，但是佳如“不仁”在前。有了俊生的表态，我的感觉稍微好一点，至少我不是一个人单独生活。没几天，我俩发现佳如和思文两人也拢在一起开伙了，或许他们是受到了我和俊生搭伙的启发。自此，我们后邵生产队知青小组大家庭，划分为了两个小家庭。
后来我才知道，分家不是佳如他们的独创，隔壁大队的西黄几位女生，早已分家；李黄的三位男生，也分为两家，鲁志明单独过；甚至我一向敬重的后陈生产队的大姐们，此刻也各过各的。陈霞在插队一年后被抽调至阜阳纺织厂当工人，走后就没再回来过，剩下的三人，一人一家；只有后朱生产队，在组长西国安的凝聚力下，没有分家。
而且，这“分家潮”像传染病一样，在各地插队知青中蔓延开来，连远离我一百多里路外的哥哥的插队小组，也搞得四分五裂。
秋季，原本是收获的季节，却也正好是分家的契机，正好有了粮食，正好各人都有，原先一起生活造成的矛盾、存在的隐患，此刻都因条件成熟而爆发出。但无论怎样，分家这样的事，在我插队的两年里，的的确确是一种难言的伤痛，并且这种伤痛，一直陪伴着我走完第二年的插队历程而回到省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