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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写与小说有关的文字，要是受到重视，甚至瞩目，且还要在期刊上发表，作者往往要写创作谈。所谓的创作谈就是谈创作，却也不过写经历了什么，又怎么做来着，再是写出表达一些感情和思想的理由。好创作谈往往是解读小说的金钥匙，要是曹氏能留下那样的文字，也不知道红学家们会省多少力气！只是也不应该只写与小说有关的文字，散文化写作决定了一种文学样式的特质，像一个大容器包罗万象，却不是无所不容。这么着一个“大容器”就有了被界定的界线，小说却又不是孤立存在，犹如生长着的一棵树，不只需要空气、水分和养分，还不能忽视气候和周边环境等因素。只是说来说去，将要写出来的文字依然与小说有关，却还不想急着回答这个问题，凡事总该有个过程才好！
写作者，尤其是初学写作者，牵扯到文学地理，家乡是首选。待写作者有了创作经历，又有了一些成绩，视野就扩大了，文学地理也自然拓展开来。只是就个人创作经历而言，就是书写家乡以外的地方，也会有不少用文字留下的痕迹，街巷、人物，还有那份带出来一再发酵的感情。这么着家乡就是一个永远不能丢弃的地方，尤其是写作者，为一个不会彪炳史册的村庄立传也自然而然了。
书写民国故事很多离不开祠堂，尤其是乡村的，要是以现代人的眼光去解构，与祠堂相连着，故事的起伏也自然而然地凸显出来。祠堂是个供奉先祖的地方，又称其为宗祠或宗庙，慎终追远也部分性地适合于那个地方。只是在封建统治时期，乃至民国之后，祠堂还是一个能有限性地代替衙门行使断狱权的场所，且有一系列的惩罚措施和工具。有祠堂必有族，族呢也有族长，房还有房长，这么着从上到下就形成了阶梯型、面面俱到的管理模式。只是祠堂不过是解放前乡村管理的一部分，一个族的生存还需要多方面照应，义仓、义田、家学或私塾什么的就一应俱全了，这么着族民的生活有秩序也有了保障。剔除负面因素，祠堂是一个族凝聚力的表征或体现，乡村生活也就有了不同于时下的景象。
追溯祖上三代，老家好像从来没有祠堂，也刻意探寻过，可很多古稀者众口一词。青少年时期是在老家度过的，那个时段与民国相距还不太遥远。要是村中有祠堂，就是拆除了也一定会留下痕迹，何况，乡村地域命名大多与实际景象有关，像五道庙、和尚或姑子庙什么的就是例证。倒是两座小庙的存在不容置疑，除了清晰的地域性概念解释或呈现，还有两个尼姑解放后落地开花结果不说，且还有一个与父辈在一条胡同里生活了很多年。姓氏是决定一个族存在的关键，血缘也就有了清晰的脉络。借助创作《泽地简》，曾探寻过家族的本源，却最终沦为带有虚构成分的推测。也不是没有缘由，至今还没有人能够说清楚，祖宗究竟是从哪里搬过去的……啊……应该是搬过去的呢！村庄往往没有详实的文字记载，县志上也不过是近乎于概念式说明，像村名、方位和边界什么的，这么着从作文的角度说就很笼统了。老家县城西边有一溜佐，像翟家佐、杨家佐什么的；东边……啊……也就是老家东边还有一溜营，像崔官营、大营村、双营村什么的，营和佐很容易想到军营和战场。其实呢追溯到很远的时候，老家也就是各种势力博弈的地方，碟形洼地上的河北平原也是打仗的首选。至于老家的村名，也不过是一段传说。一个太监跑过来，接受了村里人的盛情款待，觉得无以回报才许诺，回京城后就启奏圣上，要在那里建一座城池。一个太监的空许就成了村名的来由，至于出自哪个朝代就无从说起了。只是至少说明，老家经历了有朝代的封建时期，应该有祠堂，却没有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说明的确有过祠堂。
说祖宗们是搬过去的也不是没有缘由，其实呢凡是村庄都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老家县发现过商周遗址，对战国时期的北平城也不是无据可查，何况，刘邦封张苍为侯才有了北平县也载入了史册。这么着村庄的存在就很久远了，再者，那个商周遗址与老家只隔着一条漕河，且河水就从村边流了过去。先人们依河而居也聚集而居，一家人住着有点孤单，两家在一起才有了一个伴儿，可三家四家搬过去才热闹呢！这么着村庄里就有了不同的姓氏和血亲，可老家至今也没形成有势力也有影响的大族。解放后，与土地改革相连的就是划分成分，人分三六九等也有了新的解释。只是老家没地主，倒是有几个富农，却也是家里儿子多，成家后又不愿分裂土地才不分家，成分就不那么真实了。这么着也就有了间接性证明，老家至少在解放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祠堂。祠堂的存在证明了族的财力和势力，有的地方没有大族，却也觉得不能没有祠堂，干脆几个族合力为之，可能老家的族连合力的能力都没有。只是老家有胡同，住在里边的人大多是一个姓氏，两道墙相隔，门和门不对着，却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要紧的是血缘，叔叔大爷兄弟姐妹，顺着五服排列的顺序，从父亲那辈往上捋，找出一个祖宗来也不是什么难事。过去的生活贫苦就艰难，爷爷辈的兄弟俩分家，原有的一副水筲都要一家一个。谁要是去井边挑水，就拿着扁担、拎着一个水筲去对门。一条扁担还置办得起，可两家要用一副水筲，直到孙辈依然是那么个样儿。说起老辈人过日子来，谁家都有遭难的时候，一个胡同里的人就有了穿换，借钱借米借面，甚至连几根火柴也要借，却必须还才行，不是说亲兄弟还明算账嘛！只是那种穿换不只限于一条胡同，与说得来、交情又好的外姓人也那么个样儿，可论起血缘来还是一条胡同里的人亲，尤其是共同遭受威胁或灾难的时候。
父亲当过保长，却是受雇于人。那时候，老家应该是国统区，政府找村里人当官也像抓壮丁，却必定是有财势的人。兵荒马乱的，干了保长日子就不会太平，弄不好还要丧命，可官府逼得又紧，那些有财势的人干脆舍财保平安。有人在小说中写过那样的保长，叫两面人，就是阴一套阳一套，却都是为了保村民们太平。父亲生性耿介，可他也要做两面人才行。有个当家子叔，年轻气盛，觉得八路军的羊毛袜子好看也暖和就穿上了，却和一群人被国民党兵围困在猪圈里。好在人家不是专跟一个人干什么，父亲却也趁着夜色让兄弟把袜子脱下来，再穿上就有了牢狱之灾。结果倒不是太糟糕，也是碰见一个有良心或正义感的县长，将事情压下来一直不审不问，父亲不过在监狱里多待了一些日子罢了。当家子叔十多年前才去世，可父亲早离开人世四十多年。父亲临终前，当家子叔一直守在床边，直到让逝者入土为安才离开。创作《泽地简》的时候，父亲和当家子叔都是人物原型，没有照搬生活，至少兄弟俩那份情谊不掺丝毫水分。到底有过当保长的经历，父亲身上就有了“污点”，解放后要长时间接受审查，说话才不再硬气，腰也挺得不再直了。只是一个村庄或一条胡同里，像父亲那样的人很多，一个族就是没有祠堂，他们不是族长也是族长呢！
没有祠堂，可谁家都有祖坟，至少有爷奶父母的坟茔。除了清明佳节、七月十五，十月一要烧寒衣纸，到了祭日也要烧纸摆供，有遗像的也摆上才更好呢！要过年了，再拎着供品和烧纸去祖坟……啊……鞭炮还不能少了，摆了烧了也放了才能领着祖宗们回家过年。从除夕夜开始，吃饭之前还要在供桌上摆上饭菜和酒，这么着阴阳就不再相隔，逝者如在世一样，也算是团圆了呢！过了破五，还要把祖宗们送回去，各安其处，活人究竟有活人的事情，要是再“团圆”只能等来年了。老家人的日子就是这么过来着，该闲了闲，该忙了忙，没谁去全面负责管理一家一户的生活秩序，却必须有一个大秩序！谁要是跟谁闹了矛盾，有人出面调解；谁家有了难，也有人出面号召干点什么才行！只是出面调解、号召的人，大多在胡同里年长，辈分也高，又有德行，这么着没有祠堂也有祠堂呢！
《泽地简》的文学地理，与曾经的现实存在几乎有百分之百的契合度。将叙事背景界定在民国，除了一种不弃的情结，还在于那个时代是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时段。说起父辈或以上的祖辈，没有与读书人有关的传说流传，可老家在民国时期不是没有识字的人。婚后必须在县城定居，母亲也必须搬过来，老人家却舍不掉老物件，搬到县城的就有一个老柜子。当然，老柜子最终被遗弃了，缘于实在太老旧，却发现里边贴着宣纸，可能为了防泄漏才那么做。留在宣纸上的是楷书，笔力苍劲颇有些功夫，却也不过是分家条文和账目之类的文字罢了。那个柜子应该是爷爷用、父亲也用过的物件，老人家去世于民国年间，也就是说，那个楷书写得很好的人至少曾和他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只是《泽地简》中好多故事与老家人无关，尤其是不会出现激进青年或五四学生。就是那个写一手好字的人，也可能是带着不能科举的纠结，绝不会快乐地过完自己的一生！只是民国时出现一次次思潮或意识流变的风暴，一定会波及到老家。离京城不过几百里地，与号称京畿重镇的保定府也近在咫尺，何况，民国时期的县城有新学堂也有新知识分子，相信不闭塞的老家一定会感受到文化运动的影响。好在老家不过是个很平凡的村庄，也就不会有人专专地干点什么。只是民国是一个激进也极为残酷的时代，新与旧相互抵消又处于不平衡的存在状态，可该消解的终究没能留下来。之所以那么热衷于培育一种民国情结，缘于西学东渐之后，那个时段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起点或开端，现代性的起始与发展，在所创作的与民国有关的小说中也就有了弥散式体现。对于这个主题的探索倒也不是首创，至少之于自己的作品而言，到底有了应该留下的异样！这么着也就有了一种文学探索， 且一直持续了十年，从《泽地简》、《尘下》到《拇指上的树》，直到写完《穿越地中海》后才算告一段落。只是对于现代性的反思，依然有文学人孜孜不倦的探求着，其实呢也应该是一个长时间去经营的文学主题。
老家究竟是一座空许的“城”，民国时期是不是有人离开或离开了多少人，没有文字记载只凭口头统计就不准确了。解放后，人口政策发生了改变，老家的男人只能通过考学、招工或参军的方式才能离开故土，可很多人几乎一生都被束缚在土地上。直到1980年代以降，人口流动才渐渐频繁起来，只是很多人的根依然扎在老家那块土地上。待房地产业兴旺了起来，到县城或市区或更远的地方定居就很随意了，只要有足够的金钱就行！
还是生活在县城的老家人多，有的还在一条胡同里待了很多年。老家县城不大，却也被一条环城路包围着，自然有了一个不小的区域。这么着与老家人自然不容易碰面了，就是偶尔遇见，彼此却也和过去不一样。搬到老家县城之前，就是在外边工作，年节时也要回老家。正月初一早晨，还没吃完饺子就有胡同里的人去拜年了。要是年轻人，撂下饭碗就一起离开，一家一家地走，却不只在一条胡同里转。有同姓人搬出了胡同，还都分散着，往往要走大半个村子才行，待拜完年也到了吃中午饭的时候。只是曾生活了很多年的胡同早不存在了，写散文时也有过描述，除了一份不舍的情感，还应该有点别的什么才好。书写民国的时候，似是不经意地将那份情感植了进去，却显得很微弱，对旧的留恋到底与叙事节奏和主题不合拍。好在隐含的不等于不存在，也就应该与大主题相辅相成！遗憾的是，别说曾生活在同一条胡同里的人，就是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也不如早时候那么浓了。姓氏不过是一个符号，血缘只要被一种东西阻隔了，“血管”自然不再畅通，陌生感也由此而生。其实呢所谓的陌生感没有时代的局限，由人性之诡谲导致的情感起伏必然会拉开彼此之间的距离。事实上，过去……啊……就是有祠堂的时代，兄弟姐妹之间也是有隔阂的，尤其是兄弟，还要说一句老话，仇人短弟兄！只是有祠堂或族所形成的“条例”或手段，对每个人的欲望有不同程度的遏制，人们才会各安其职。除了传统道德文化的影响，大多人一生都要固守一地，也决定了族人或一条胡同里的人们必须相互依存，共同抵御风险，甚至灾难，一旦孤立或被孤立就等同于脱离了乡土社会的链条。只是祠堂渐渐成为不合理的存在之后，那条维系乡土社会或说家族的链条就不复存在了，倒是留有余波，究竟不像从前。1980年以后，祠堂又再现于乡土之上，却不过是一种象征或怀念，失去相互依存的基础，也只是一种流于形式的热闹！90后大多是60后繁衍的后代，就是出生在老家也不再受地域限制，家族观念伴着生存节奏加快也逐渐淡化，绝对利益成就一种新的相互依存的链条，变换一句名言——永远没有永远的朋友!
经历十七年文学和新时期文学之后，出现了很多颇有影响力的作品。只是随着文学被边缘化，基于现实环境的影响，功利思想也随之泛滥。尤其是文学失去教化功能之后，甚至连娱乐功能都不再有，那文学是不是就不该存在了呢？完成《泽地简》之后，对这个看起来有点杞人忧天的问题有过思考。写创作谈是作品受到重视或瞩目或本身就有影响力的作家们做的事，否则就不合时宜也自不量力。只是依然应该做点什么才好，就针对泽地系列长篇小说写了几篇论文。《民国叙事的语境变迁与不完全叙事的局限》就是《泽地简》成稿后完成的，结尾就回答了刚提出的问题。作家可以提供映照或鉴戒的重叙文本，却不能左右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只能在机缘和反思的辅佐下，通过历史重叙或再重叙完成对现实的干预……呵呵呵——也应该笑吧？只是笑的意味极其复杂，也许独品的时间太长久了才显得不那么单纯。又究竟有一种由情结转化而来的力量隐含在文本或文字之中，手中的笔倒是称不上刀子，却也将该留下的留了下来，这么着也应该留下的一段文字必然与一部小说有关！
附记：小说创作于十年前，起初的题目叫《审秋》。秋天是丰盈的，色彩也斑斓，置于文学范畴自然值得思想一点什么。这么着就有了最初的创作思想，或说是灵感闪现前后所表达的一种诉求。只是随着时间推移，重新审视过去，突然发现当初的思想或想法有些单纯，或保持了很多年的题目不能表达作品早就掘发的内涵。
也是十年前，写了一部与鱼缸和烟霞有关的中篇小说，题目忘了，原稿也没留下来，好在植入了《烟霞》才不至于尸首无存。其实呢创作那部中篇小说的初衷很简单，或说只是出于一个单纯的想法或诉求。1990年代，文坛出现了底层文学写作，农民工就成了众多作家笔下的主角。推陈出新永远是创作出好文学不变的规则，完成一种时代置换也应该是新思路。这么着才打算写一部反映民国背景下的底层生存相的小说，只是写着写着就改变了初衷。鱼缸于小说中出现在两个地方，一个是乡村的富贵人家，一个是海外归来的贵妇人住着的别墅里。烟霞作为小说的意象，却必须有具象密切配合才行，这么着就有了一个五四女学生。两个或三个意象的组合与碰撞，却不再只限于对过去某一个时代的反思或再思考，而是给予未来的一种映照或参照！这么着就又有了开始，却是第一个开始的铺垫或起源。第一个开始是在新时代背景下对现代性的反思，第二个就是民国情结的发端。只是当时没意识到开始后是否继续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停留，以至于重新审视过去的时候，不得不虔诚地感谢两个相辅相成的开始！到底一直努力来着，另一种开始慢慢地成就一种情结，且延续了很久，也就有了一段段民国叙事。
烟霞是小说创作之前就有的一个意象，且一直贯穿始终。春色暄妍/缓步烟霞到洞天/一杯满泻蒲桃绿，且共留连/醉倒花前……啊……这首词名叫《采桑子·桃花已作东风笑》。词有脂艳式的沉郁，对烟霞的运用却恰到好处，也贴切地道出了真实又缥缈的特质。这么着小说也就有了新的题目，且发现作品还有不小的可塑性，修订后的面貌就和过去大不一样了。
2020年10月12-11月1日作于满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