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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春节前，我们在北京现在的中关村大约军艺所在的那个过去叫魏公村的地方，参加完三个月的新兵连训练，度过了新鲜、快乐、刺激的一段日子后，就要分配到部队去。我们是基建工程兵的最后一批兵，除从北京兵部招的30多个女兵、10几个干部子弟外，剩下的200多个兵全来自我们的老家山东平阴。由于我在我们那批兵中属于个头比较高的（一米八），由于表现出色，还得到了一次嘉奖，并被安排担当排里的文体委员。曾到我们家去家访的排长，私下里对我说，你有可能被留在兵部警卫连。当时听说战友们要分到全国各地去，当时心里想，真不愿和朝夕相处的战友们分开。全教导队集合宣布名单时，不但留北京的人员中没有我，连去青岛、焦作、重庆的名单中也没有我，我的名字最后和大多数人一起被山西军办煤矿的领导念了出来。我怀着有些失望的心情，随部队坐上了去大同的火车。火车越向西走，车外的积雪越多，景象越荒凉。坐了一夜火车到了大同火车站，天气寒冷，温度很低。我们被安排分别爬上了车箱很浅的翻头车，用大衣盖上头，依偎着趴在前面战友的后背上。车不知颠箥了多长时间，我们的全身几乎被冻麻木了，有的人迷迷糊糊就要睡着了。在北京什么待遇，不说从火车站到部队住地坐的大轿子车，就是从魏公村到白石桥的兵部看电影，每次也是大轿子车接大轿子车送。不知过了多久，大约可能有一个世纪，突然有人喊，到了，全体人员带好自己的行李下车。
下了车，环顾的向四周一看，天哪，这是什么鬼地方，三面环山，只有车进来的北边的沟是通往外边的唯一通道。
我们被分在的班的班长带回了宿舍。进屋一看，全是大通铺，除被褥和生活用品外，剩下的东西叫放到储物间去。地下点着个大炉子，老兵们用铁锨向里添煤，一加就是好几锨。
第二天我们每人发了一身旧棉衣、一双胶皮靴子，一个黑色的安全帽，到矿灯房领了一个矿灯，学着老兵的样子，把小方电瓶串在腰带上，把灯头别在帽子的前方，跟着队伍上了路。路边到处都是煤堆、煤矿，遇到下班的地方煤矿的人群，每个人的脸上都像黑包公，根本看不到一点本来颜色。我们走了五、六里路到了矿井旁，班长交待了注意事项，每人打开头上的矿灯，相跟着从井口向井下走去。井下真是伸手不见五指，有的矿灯接触不良，灯一灭，四周什么也看不见。
井下是没有四季之分的，冬天在下面干活，也是挥汗如雨；夏天在下面干活，如停下来时间长了，身上也会感觉到冷。所以下井的人，一年四季都穿棉衣。
我们到工作面上，学着老兵的样子，先用钻机打眼，有时候一个面上要打几十个眼，然后向里放雷管和炸药，把口封紧，接上放炮器的线，人都撤到巷道的拐弯处和近百米的安全距离后，点火放炮。等炮连续响完，冒着浓浓的烟尘，回到放炮的地方，用铁锨向两边带 的传送带上装煤。传送带把煤拉到外边，有人用矿斗接了，挂在一起，被上面的绞车拉上井口，倒在煤池里，拉煤的车就可以从煤池里放煤拉走。
由于烟尘大，每人还发了一个防毒面具那样的口罩。由于年轻气盛，大家为了表现自己，大部分人都不带的，只是挂在腰上当个摆设。
工作时间是三班倒，晚班是12点吃完饭下井，早晨8点回来；早班是8点下井，下午4点回来；中班是4点下井，12下班。
休息时，我们几个要好的战友曾爬上过三面所有的山，说是山，实际上没有石头，全是土山。翻过一座山，外边还是山。都五六月份了，背阴处到处还有雪。大阳懒洋洋地在天上散步，有气无力的样子。我们曾一直走上多半天，除了在一个大山的皱折里发现一个小山村外，别无所获。小村里只有十几户人家，偶而在村里的小道上，会碰到一个上了年岁的老年妇女，或一个流着青鼻涕的孩子走过。当地人只能在山地里种些土豆，生活大部分全靠在外下煤窑的男人。
没当兵前，觉得在农村没出路，混来混去可能连个媳妇也找不上。我心里打算的是，当不了兵，就去东北大姐那，让人找个下煤窑的活，好赖能找下个媳妇。虽然下煤窑危险，但总比打光棍强。有时看村里有去关东下煤窑的回来，三十岁数，穿的很光鲜的样子，留着平头，带着手表，脚穿皮鞋，兜里鼓鼓的装着大把的钱，带着刚下学的模样还算俊梢的女孩子，去供销社置办结婚用的东西时，心里填满了羡慕嫉妒狠。
莫非我这辈子就是个下煤窑的命，在地方没去挖煤，好不容易当上了兵，来到了部队，还是得下井挖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