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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刚吃完晚饭没一会，营房部办公室的主任打来了电话，电话里他的声音有些慌张、发抖，他说，培静，刚才有人给我家打电话，说放我们家门口一个炸药包，让给他准备五万块钱，不许报警。还说知道我姑娘在哪儿上学。这人肯定了解我家的情况，你给所长说说，看看怎么办，我等你电话。
放下电话，我赶紧向所长作了汇报。所长又叫了值班的同事一起到了营房部管理科长聂世新的办公室。保卫干事也来了。不一会，李主任又打来电话，对方问，钱准备的怎么样了，我说，大晚上的，真整不到这么多钱。对方说，你别耍什么花招，当心你们全家人的性命，你想好了，是钱重要，还是你全家人的命重要。
所长接过电话说，你先稳住他，不要刺激他。我们想办法。放下那边的电话，所长又打电话向分局作了汇报，分局没说来人，只是说，处理事情要冷静，注意人身安全。在一次通话时，王所长问李主任，你能判断出是不是你认识或得罪过的什么人不是？
李主作迟疑了一会说，我听着好像像是一个刚退伍的战士的声音。所长问，有过什么矛盾没有？他退伍前给我送过两瓶酒，结束留队没留成，这也不是我说了算的事。是不是为这报复我？
到了夜里三点，李主任又打来电话，对方说，再给你最后20分钟，再不做决定，我可摁响炸药包的控制器了。整不够钱，让你媳妇把账务室的钥匙从门口扔出来也行。
再靠下去不行了。所长想了想说，走，我们去现场周围看看。到了处于幼儿园门口的那个楼门口，所长说，培静，我们俩进去看看，剩下的人都离楼远点。楼道的灯是声控的，我们不敢闹动静，灯都是暗的。我们俩小心的一步步上到了二楼，所长轻咳了一声，楼道里的灯亮了一盏，但灯光微弱。又上了几级台阶，终于看到了三层西边的门口放着一个用胶带裹着的纸箱子，上面有天线顶在门口的防盗门上。我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这儿。四周看了看，从二楼的墙角看到了一个扫把，所长拿了过来。我接过来说，我来吧。
所长说，你慢慢的把那天线从铁门上挑开。我小心翼翼的又向上迈了几步，探着身子去挑门口的天线。天线挑开了，没有一点反映，我索性用扫把推了推箱子，还是没有反映，我转头看了看站在二、三层楼梯中间的所长，他小声说 ，要不，抱走吧。
我把扫把给了所长，上去抱进箱子就向楼下走。感觉手里的箱子是有些重量，里边肯定有内容。我努力用两只胳膊向外撑着，让靠近肚子的这边尽量离开肚子一些。这样如果爆炸了，或许对我伤害小一些。
下了楼，所长示意我，抱开阔的操场上去。躲在楼下了人跟上了我，我说，你们离我远点。
他们有的停慢了脚步，有的向左方或右方挪去。从那主任家的门口到操场可能有1000米的距离，也许这一千米是我人生的最后一千米。手里的炸药包要爆炸了，我的一切也就结束了，但我媳妇、儿子的北京户口或许就给解决了。说不定上级还会奖励我家一套房子，媳妇、儿子就能住上楼房了。到了操场中间，放下箱子后，我的全身都被汗水浸透了。
我稳了稳神，弯腰一点点把箱子上的黑胶带撕开，那箱子上的黑胶带缠的是横七竖八。费了好大劲，才把箱子打开。掀开箱子，月光下并看不见里边的状况，我用手摸索着伸了进去。先拿出来两个小机油桶，感觉弄的我两手都粘糊糊的，再向外掏，一共拿出了四块砖。这时，有个人影在不远处出现，我们一起的有人问，谁。那人见走不掉了，说，我。保卫干事问他，这么晚了，你在这儿干什么？他说，去XX家了。那你跟我们去办公室一趟。他说，有什么事？保卫干事说，没事。一边一个警卫战士跟着他，还有那么多人跟在后面。我把箱子外的东西又装回箱子，抱着箱子走在最后边。我刚到办公楼转角，有人喊，他跳楼跑了。原来刚上二楼，他说，要上厕所。两个战士就站在门外等他，没想到他从二楼窗户跑下楼跑了。所有人跑着去两个大门去追，在院子里找。结束人没找到，只从楼门口前的车下捡到一把水果刀。
所长向分局做了汇报。这事办的太窝囊了，要把嫌疑人抓住了，这个案子就破了。这个人就是李主任怀疑的的那个退伍战士，他说半夜去找的那个XX，是机关的一个女干事。后来保卫干事说，一听这话就感觉不对劲。这么晚了，他去找XX干什么。
后来摸查到这个战士是河北人，退伍后一直在北京打工。问他熟悉的人，说了他打工的单位，一去调查，说他早不干了。我曾建议，派人去一趟他家乡，告诉他家人，说他在部队时，曾救过一个落水儿童。他一直没有说过。最近人家家长打听到部队来了，才知道有这事。部队想给他补记个三等功，不知他现在在什么地方，联系不上他。家长告诉电话或住处后，马上打电话通知北京这边，晚上去他住处堵他。没有人接受我这建议。这事就这样放在那儿了。
两年后，一次闭聊天时，我们的一个新上任的民警说，他到居民家中搞人口普查，到了总后司令部的副参谋长温光春家时，温说，头两年营房部发生了一起爆炸恫吓案，听说叫你们派出所的一个叫王培静的管片民警把嫌疑人放跑了。天哪，我怎么背上了这样的黑锅。我说报上去的关于我就地转业和家属随军的报告都没有批下来。温是主管这项工作的，他对我是这印象，能给批才算怪了。
这是我提着脑袋换来的的不公平，命运啊，真是作弄人！我咽不下这口气，短道真相后，我追写了事情经过的材料，并找事件见证人王所长和当时的营房部管理科科长聂世新在证明人处签了名。虽然这不是立功证明，但这是我惟一能做到的事，它能证明我在这件事情上的清白。内勤陈淑萍大姐为我打抱不平说，说起来好像没什么，万一那炸药包是真的呢，万一要爆炸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