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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稳定了些后，我们找医生，要求会诊给看看手上的伤口。外科医生来后看了看伤口，摇摇头走了。后来又给找来了一个女医生，她是北楼的，是专治糖尿病皮肤不愈合的。她看了伤口，然后清理伤口，让我用双手抓住父亲受伤的这只胳膊，用药水冲，用剪子挖，清理烂肉，从底部取了做病理的标本，父亲啊啊叫着，挣脱着，女医生轻声细语地对父亲说：听话，别动，一会就好了，等伤口好了，今后就不疼了。然后又冲洗，抹上了几乎一瓶她带来的药膏，然后用了很多纱布包扎好。这一些结束后，她擦着满脸汗水说，我这药，对老人这伤口可能管用。等三天后，化验结果出来，看看情况我再来给他换药。
二姐夫问大夫：听说话，您不是咱这边人吧，和我们说话好像有点不一样。
女大夫笑笑说：我是东北人，原在部队上，后跟随爱人来你们这工作了。
您当时部队在哪儿？
在北京，空军。
姐夫指指我说：他原先也在北京，总后勤部。
那我们是战友！
姐夫说：我也是军人。
女大夫说：我估计老爷子这病能治好，呆三天我再来换药。
她离开时，姐夫举起手说：我给您敬个军礼吧。我站在后边也抬起了右手。
后来知道这个女医生叫胡晓婷，丈夫在县里的公安系统工作。
每天的针，从早晨查完房，一直要打到下午五、六点才告一段落，晚上十二点还要再打两瓶。有时父亲不睡觉，嘴里不停的呻吟。怕影响别的病人和人家陪床人的休息，我们就找护士，要求给父亲打一针安定，会给他吃两片安眠药。
邻床的一位病人，医生建议做开颅手术，做了，病情也不一定能有好转，但不做，病人肯定就没救了。那家人商量后，办理出院了。他陪床的儿子说，我是癌症晚期，家里还有个瘫在床上的老娘。
有一天我到医院陪床，二姐夫递给我一张纸说：我大爷这事，我写了几句，你再改改，现在有军人事务局了，咱给他找找，如有个说法，让他走前，也有个安慰。过去大队里不是有人说，他是逃兵吗，逃兵也是兵，既然有人这样说，证明他当过兵。
父亲1926年生人，解放前的1946年到1948年，先是被动员去闫庄片上开会，给县大队抬担架。半年回来后，又开了磨盘会议，和村里的14个青壮年一起参加了八路军，在东平和平阴孝直那边的营子等地打了两年仗，回到闫庄集结时，才回到了家。他和村里的化刚老爷爷是最后从部队上呆过的人，化刚老爷爷头几年刚去世，他的爱人应该还活着。父亲回家后，就没有再跟部队走。
不久后，村里让父亲去苗海村送信，被驻扎在那儿的原部队的班长见到了，班长说，小王，你回家怎么不回部队来了，这次回来了，跟我回连队吧，别走了。
没办法，班长把父亲带回到了营地。父亲当兵走时，刚和母亲结婚不到半年，好不容易回到家了，就不想再走。心想，原先送信都是送到附近村，这下可好，把自己送回部队上来了。
回到部队他有些闹情绪，不太吃饭。连里找了个村医给看了看，医生说，这小伙子得的可能是伤寒，这病可不太好治。部队上领导，听医生这么一说，忙让通知家里，让把人接回去治病。母亲说：你奶奶和你舅姥爷牵着毛驴，把你父亲接回了家。
我小时曾好奇地问父亲，你在部队上，也没当上个官？
他不服气地说，我要从部队上不回来，早当上连长了。
住院的第六天，医生又让拍了几个片子，查了一下各项指标。医生告诉我们，脑了里出血的情况没有加重，还是原来的样子。问我们做不做开颅手术，不然病人的情况会越来越不好。我们商量，还是保守治疗吧，不做手术了。
那个女医生又来给父亲的手换药，她说，应该是一种病菌感染。，看这情况，好肉慢慢长出来了，你们到村里开个困难证明，我用的这些药，就不用你们交一分钱了。出院前，胡医生又来给换了一次药，我们把从村里开来的证明给了她，她还给了我们一瓶药膏，说医院没有这药，可以从网上买，但注意真假。并给了我们一些换药用的纱布等。
在医院给父亲胃管里打的是从食堂打回的营养粥，有些放上些蛋白粉，医生说，蛋白粉不能给病人用多了。
又打了几天针，看病情更稳定了，也没有特别的治疗方法，就想接父亲出院。表弟在一个镇医院开救护车，他自己的车上也有担架。打电话问他有没有空，让他带担架来把父亲接回了家。
按照医生教给的方法，给父亲手上的伤口换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