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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病房里，我才是我自己。
我的病历档案，不用再提出来，为我救治的还是郝大夫。
郝大夫说过几次，我不用再来医院，他对自己的医术很有信心。可是，我是唯一一个让他没有自信的人。
我是个人，我要让郝大夫相信，我不是个女人，我是个疯了的女人。
郝大夫是知道我的，我为什么会疯呢？他说我受过伤害，受过刺激，说我原本是个单纯的女人。一个单纯的女人，不对，我犯病之前，不算是女人，我是个单纯快乐的女生。
那时，我二十出头，我貌美如花，我长得颇像《红楼梦》里的林妹妹。我遗传了我母亲优良基因，我说过，我母亲是苏州人，是个像烟，像雾，像雨，像薄薄的细纱，柔柔的南方女人。我母亲小巧玲珑的身子，人见人爱，花见花开。我父亲说，他去姑苏，一眼就看上我母亲。父亲说，我母亲是他眼中细柔的纱，母亲细柔的纱，缠在我父亲柔软的心上。
我父亲是新加坡归国华侨，当年，父亲是以侨胞身份，带着一腔热血，轰轰烈烈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中来。
我父亲先是在姑苏待了一年，尔后，又从姑苏带上我母亲，直奔清大。我父亲对我母亲，百般疼爱，百般呵护。我父亲以我母亲为生活中心，我父亲最大的爱好，就是买菜煮饭。
我父亲说，他煮的饭菜，我母亲怎么吃都不嫌烦。听我母亲唠叨，我母亲生下我，已经是高龄产妇。我母亲四十九岁生下我，在我们清大，一度成为热点新闻。我父亲因为我，他由正教授降为副教授。
我母亲说，我父亲因为有我，一点都不在乎他是正教授，或是副教授。他除了一门心思教他的力学，余下的时间，全部奉献给了家庭。准确的说，是奉献给了我和我的母亲。
话题扯远了，我只要一进病房，我的脑子就活啦。我开始信心百倍，我向郝大夫直言，“我要翻译《治资通鉴》，我要让我活起来，我要说，我不是个疯子。”
郝大夫竖起大拇指，他一如既往地表扬我。他和我父亲一样，不相信我是个疯了的女人。他像我的父亲，他有一颗慈爱的心。他说：
“毛毛，忘掉过去，忘掉一切的痛苦和忧伤，重新活一次。”
“重新活一次么？”
我反过来问郝大夫。
我是郝大夫遇到的最头疼的疯子。一个人真的疯了，她是不会说人话的。而我，却偏偏说了人话。这使得郝大夫不得不怀疑，我是不是个疯子。
“你爱过吗？”
郝大夫问我这话，已经问过N遍，我要不要回答他，我不能肯定。
我低下头，我的小杨柳细腰，现在变得臃肿不堪。我的眼睛空洞洞的，里面是深不见底的深渊。谁都无法走进去，我自己也进不去。我无数次在心门外徘徊，千百万次，我试图将自己拉回现实。
“回答我的问题，你爱过吗？”
“您是大夫，我是病人，您尽管帮我医治，我需要治疗。我是个疯子，不是么？我是死过几次的人。”
“你为什么要去死？该死的人不是你，你有大好前程。”
“我不去死？谁会去死？”
“谁都不能去死，谁都有活着的意义。”
“那您说，我该怎么办？”
“你应该真实的告诉我，你爱过吗？”
我必须转移话题，我是个疯子，我说。
“你没疯，你是傻。你赌上你的年轻，赌上你一辈子的幸福。”
我默默低下头，不敢看他，他眼睛可真毒。十年啦，多折磨人的十年。十年的美好时光，就这样白白被我浪费掉，搁在谁心里不痛？
“我们今天不谈，我想我累了。”我几乎是央求郝大夫，我得继续埋头睡觉。尽管我知道，睡一觉醒来，我仍然要面对现实。我把自己一次又一次送进精神病院，我比郝大夫还要清楚，我是真的病了，我把自己逼进精神病院。
“那好，你今天休息，我们明天再谈。”
郝大夫离开了我的病房。我听见隔壁病房里，传来一阵又一阵疯疯癫癫的敲打声。有人在唱，有人在笑，有人在哭，有人在闹，还有人在蹦蹦跳跳。他们都和我一样，是个疯子。而我这个疯子在精神病院里，做了个最伟大的决定，翻译文字。
我进来医院，除了携带两身换洗衣服，再携带的，就是一本《资治通鉴》，一本《英汉大词典》。我越是想证明自己，我不是疯子，可我的小脑袋瓜子，还是想和我这个疯子说话。
我第一次把自己逼进死胡同那天，我头顶着烈日，我站在烈日底下，看天空的云。一层一层的云，一层白，一层蓝，一层红，一会儿又变成一个人。我问他：
“你想过我吗？你还记得我吗？”
他飘呀飘来，又飘呀飘去，忽而变成一阵风，一阵刺骨的寒风，寒风中裹挟着凛冽的冰雹。我来不及躲闪，冰雹如一座冰山砸向我，我一头撞在冰山一角。霎那间，红灿灿的，暖暖的血，从我的额头、从我的身体里、从我的心里、从我的耳朵里、从我的鼻腔里、从我的嘴巴里，缓缓流出来，继而汇聚成一条长长的血河。
我闭上眼睛。我醒来后，我母亲坐在我身边哭得地动山摇，哭得昏天黑地，哭得岁月无光。说实话，我害怕她的哭诉，她是在指责我的不该呀不该。可她不知道，我因何想到死。她有我的父亲，有我父亲对她深沉的爱。而我的活着，我的痛苦，她不想理解，她也理解不了。
我母亲一边哭，一边问我为什么想到死。她说我如花的年纪，怎么就想不开呢？她说我有爸妈的爱，她说她和父亲把所有的爱都给了我，她控诉我为什么不懂珍惜。
我就是闭口不谈，我为什么会去死。我听见我父亲正和我姐姐通电话，父亲和姐姐说话的声音很大，我听得真切。
“你几时能回国，你妹妹她想你，我和你妈也想你。”
我父亲大概对我太失望，他才想到他的大女儿大毛。他大概想找到点慰籍。因为他在我母亲面前，要始终如一的坚强。他要像个男人那样，不在自己的女人面前流一滴眼泪。
我听见父亲“嗯嗯，好好”声，他是得到准信，我姐姐必定是要回国了。
我半闭着眼睛，洋装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听不见。我的手腕上缠着厚厚的绷带，听我母亲在唠叨，说血是被止住了，暂时不会有生命危险。我父亲皱着眉，一声不吭的走近我，他像儿时那样，抚摸着我的头。又把我那只受伤的手，看了一遍又一遍。
屋外的蝉鸣不绝于耳，夏是灿烈的，我的血是凉的。我也知道，我的父亲和母亲的血，也是凉的。
“毛毛……”
父亲叫了我的名字，他就再也说不下去了。父亲在病房里来回走动，从东头走到西头，又从西头走回东头。病房屁股大地方，被父亲走了个天大的窟窿。
“毛毛……”
父亲又一次走到我的病床前，俯下身子，摸了摸我的头。父亲的泪一道道往下流，流成一条长长的河。我掉进父亲的河里，我扑通扑通，在河里折腾了几下，就没力气再折腾了。我承认，我寻死，对我的父亲母亲，是一场沉重的灾难。
“爸爸，我错了。”
我从病床上坐起来，我的眼睛里全是白花花的河，白花花的河水里，是我的父亲苍白的发。我八十岁的父亲，竟然像个孩子似的破涕为笑。他的笑如同霜冻的茄子，笑起来满是沧桑。
我母亲还是低着头，坐在木凳上，她是在恨铁不成钢。她也许在骂我，亏得她一把年纪生下我，她空给我一副好看的皮囊。
我寻死，使得母亲的眉，再也舒展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