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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哪里不舒服？”
刘副校长问我父亲。
我父亲撅着嘴，眼里只有渴望。父亲哆哆嗦嗦的说，说他好不容易等到做脑部CT，人家大夫说累啦，不给他做脑部检查。
我父亲可怜的眼神，让他的学生心酸。我父亲的学生，刘副校长，快六十的人，他也即将步入老年。
他安慰我的父亲，叫我的父亲不要急，说父亲来医院一趟，委实是不容易。我看着父亲的可怜，看见父亲年老的悲哀。我在那一刻，我为没出息的我，感到自责和懊恼。可我即便是自责和懊恼，又能怎样？我改变不了自己，当然改变不了现实。
“我去去就来，医院与我们清大，是有业务往来的。我恳请医院领导给我个薄面，能帮毛老师做脑部检查。”
刘副校长去找医院领导，叫我们就在医院大厅等他。
那天，也应了一句话，叫朝中有人好做官，衙门有人好办事。我们清大的刘副校长，的的确确是我父亲的骄傲，更是清大人的骄傲。
那天，父亲做完检查，大夫给拿了药，刘副校长开车送我们回家。一路上，小甜姐夸刘副校长是个好人，说要不是刘副校长，毛老师又得第二天再折腾一次来医院。
刘副校长一边开车，一边回答小甜姐。他说：“毛老师九十岁的高龄，跑趟医院不容易，我能理解。”
我父亲高兴得嘴巴合不上，父亲摸着他的胡子，一脸的满足，一脸的得意。只有我安静的坐在车子里，看沿路的风景，看急促而过的车流，看天空洁白的云朵，拥入我的眼帘，流进我的心里。
刘副校长生活在忙碌的人群中，小甜姐围着我们一家人，像个陀螺一样转动。我的父亲母亲，活在对往昔的灿烂回忆里。我姐呢？活得比谁都现实，车子、洋房、美钞、绿卡、男人、孩子，她哪样都不少。而我，是一片云，是一团雾，是片空气，我还是个疯子。
小甜姐说着感谢刘副校长之类的话。我的眼睛，望着窗外，看得太累，我闭上眼睛，窝在车里睡觉。
我说过，我只要一合上眼，就会做梦。那天，我梦里的一切都是美好的。美好的人、美好的事、美好的小甜姐、美好的刘副校长、我父亲美好的回忆、美好的微笑，伴我美好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姐姐说，北京的烤鸭，她每每回国，必定是要吃的。也许，在北京生活了一辈子的老北京人，不一定稀罕吃烤鸭。
我很听话的做个安静的孩子，吃自己的饭。我母亲破天荒地嘱咐我，“毛毛呀，不要低着头，要多吃点好吃的补补身子。”
我受宠若惊，拿筷子的手哆哆嗦嗦抖个不停。我没夹上一块烤鸭，吃进嘴里的是长长的筷子，筷子太硬，硌得我牙齿生生的疼。
“毛毛，你现在在哪高就？”
问我这话的，是我父亲早先年的同事，兼早先年的邻居。只不过，他比我父亲有远见，早早涉足商海，早就赚他个盆满钵满，住在郊外的洋房别墅，呼吸郊外的新鲜空气。他比我父亲小不了几岁，却比我父亲看起来要年轻许多。对我的种种，他的确是不知情，他问我，也是自然。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哆哆嗦嗦的，浑身都在颤抖。我手里的筷子清脆的落地声，吓得我的大脑嗡嗡嗡乱闯乱叫。我的病又犯了，我的天！我的疯病早不犯晚不犯，却偏偏要犯在饭桌上。我让父母蒙羞，我让姐姐颜面扫地，我让自己难堪。
我母亲白了我一眼，她对我的失望，又多了一点。我姐姐赶紧替我打圆场，她说，“小Alice回国探亲，毛毛她是太激动了。”
我姐姐说完，又爱怜地帮我捡起掉在地上的筷子。然后提醒服务生：
“你好！麻烦你再添一双筷子。”
我姐姐的文雅，文明礼貌，替我赢得我难堪的脸面。
我父亲一直在喝酒吃菜，父亲不顾九十岁的高龄，硬着头皮陪来客喝酒。我姐姐向在座的各位敬完酒，一顿饭也就大抵吃完了。
送走客人，小甜姐忙着把吃剩下的菜打包回家。我姐姐推着我父亲，我母亲跟在我姐姐身后。小Alice蹦蹦跳跳地唱着：
“Mary had a little lamb，little lamb，little lamb……”
我低着头，和小甜姐一前一后走在回家的路上。
晚上，我姐姐和小Alice睡在我的大床上，我和母亲躺在小钢丝床上。我不知道窄小的钢丝床，它该如何承受我笨挫的身子。我窝在小钢丝床上，一动不动。我不能将我瘦弱的母亲踹在地上，我不能成为我们全家的罪人。
我姐姐搂着小Alice，睡在大床上，睡得香甜。小Alice是睡着笑醒的，而我，睁着眼睛到天亮。
我母亲睡到凌晨两点，抖抖瑟瑟爬起床，摸黑摸到客厅。我猜想，她或许是被窄小的钢丝床咯得骨头疼。或是睡在客厅的沙发上，亦或是看电视看到天明。
我们家的窗帘，向来是拉得严严实实，白天看不见屋外的日光，晚上看不见月亮朦胧的白。我是个病人，我即便是个疯子，也不敢忤逆我母亲的意思。窗帘是一定要拉严实的了。
我想带小Alice到清大走走，我想让她记住清大的荷塘。我要对小Alice讲，我们清大的荷塘月色有多迷人。我还要对小Alice说，我有多爱清大的荷塘。我爱荷塘蛙鸣，我爱看荷塘岸边月色朦胧中的柔柳。我爱在有月亮的晚上，坐在长椅上，看自己的脚背。因为在柔柳的影子里，有一个叫雨树的地方。那个地方，雨树的枝叶浓密而厚实，雨树的枝冠宛如一条隧道。我喜欢和他，安静的坐在隧道的长椅上，我们闭上眼睛，拥抱彼此的孤寂和忧伤。
吃过晚饭，我推开防盗门。我想，我只要不邀请小Alice，小Alice她要是肯随我出门，我的父亲母亲，我的姐姐，他们就不会怪罪我的了。
我站在门口，听见我姐姐呵斥小Alice，“你想去哪里？你不要随便乱跑，这里太陌生。”
“妈妈，我要找小姨，小姨会陪我一起玩。”
“不行！”
“为什么不？”
“不行就是不行，没有原因。”
“Mom you're unreasonable.”
小Alice哭得气喘，她被我姐姐没理由的阻止，感到失望，感到难过，倍觉委屈。我隔着玻璃窗，看我的父亲母亲齐上阵，哄着小Alice不哭。我父亲竟然扮起鬼脸，装小可爱逗得小Alice破涕为笑。
我一个人离开家，走在清大，走在清大的池塘边，看柔柔的垂柳依依。我知道没有人会看我一眼，我的存在与这个热闹的世界无关。我得让小Alice能记起我，我是她的小姨。再等两天，小Alice回美国，我还是要回到病房，我想郝大夫了。我喜欢郝大夫问我：“你爱过吗？”
我是爱过的。要不然，我怎么会记得，不加冰的冰激凌，它是用一颗温暖的心来烘培。恨只恨，我这里没有雨树，没有雨树的“隧道”。我只能活在他的梦里。
我不敢在外面溜达太久，我得早点回家。我不能让自己犯病，叫小甜姐担心，让小Alice失望。我从长椅上站起来，我的腿麻木了，我捶打了几下。
郝大夫说，我要是再躺在床上，不加紧锻炼，我的健康肯定会很糟糕。
我回到家，躺在小床上，我萌生出一丝的希望。我进了小甜姐休息的小隔间，随手关上门。小甜姐打开床头上的小台灯，问我：“这么晚，你怎么还不睡？”
我问小甜姐：“小甜姐，我是不是真的疯了？”
“没有，毛毛怎么会疯呢？毛毛，你不能胡思乱想。”
“小甜姐，大家都把我当成疯子。我姐姐也一样拿我当疯子，我因此怀疑，我真的疯了。”
“毛毛，哪有疯子说自己是个疯子。你会思考，会想问题，你没疯。”
“嗯！谢谢小甜姐，我明天上班去。”
“你要去上班？去哪里上班？”
“我以前做出国留学，现在还想做。”
我在此时此刻，想到的竟然是那个戴金丝眼镜的韩国男人。他儒雅斯文，我无比的渴望过，他能理解我多一点。我又问小甜姐：
“小甜姐，你爱人，说说你爱人，他对你好吗？”
小甜姐嘴角上扬，露出甜甜的微笑，我看见小甜姐害羞了。小甜姐不好意思看我，把头扭向一边。
“小甜姐，你害羞啦？”
“我没！我们俩是初中同学。他家兄弟姐妹多，家境不好。我看上他的稳重踏实，看上他的诚实善良。我们就这样好上了，他关心我，每天晚上睡觉前，他都要看看我，他才肯休息。”
“他做什么工作？”
“他没有固定工作，他在工地搬砖。工地搬砖很辛苦，可他说搬砖踏实。累了一天，到了晚上，他一头倒在铺盖上，就能安心的睡一夜黑。”
“他长得好看吗？长得高大吗？”
“他是个庄稼人，常年在太阳底下暴晒。皮肤晒黑了，晒脱一层皮，又长出一层新皮。我喜欢他那个样子。”
我仿佛明白，小甜姐是个幸福的女人。幸福的女人，为了照顾老弱病残的我们，小甜姐辛苦的付出她的热情和汗水。
我姐姐回国，送小甜姐一盒美国甜心巧克力。小甜姐说她春节带回家，带给她的俩个孩子吃。
我流泪了，我的泪水无足轻重。我不知道，我会飘向哪里？我的根不能置入大地。我渴望被人尊重和理解，我的忧伤孤寂，无人能诉，无人能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