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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主任走了后，钱家四口陷入了沉寂之中，谁都没话。钱兰先是一阵害怕，后来看到父亲的爆发，把那个男人打了，她更加觉得父亲敢干、伟大、敢为自家的女儿与那些人拼命。后来又听说陈主任说媒要嫁姗姗，她还真怕爸妈答应了，怕他们不知道姗姗的心事，怕把她逼急了，病情加重，真要是疯了怎么办？钱兰不声不响地把做好的没有盐味的饭菜端到桌上，菜里没盐，吃了谁都没说一句，反而让钱兰心中不安起来。
“爸妈，今天的事都怪我，是我的错。”钱兰端着碗，眼里含着泪说。
“你错什么，他们欺负你妹妹你管得住吗？你能整天把你妹妹栓在裤腰带上寸步不离吗？”父亲的气显然还没消。
“不能，我是说我去买酱油和盐巴就好了，这菜里都没盐味。”钱兰埋着头说。
钱姗和母亲都忍气吞声地吃着饭，没有作声。
等吃完饭，母亲收拾完毕，就坐到父亲身边，胆怯地望着丈夫，几次想说什么张口又没说出口。
“她爸。”隔了一会，母亲又才说：“都闹成这样了，我们还是找个地带她们俩搬走算了，免得跟街邻结更多的仇。”
“谁跟谁结仇，我想吗？他们不平白无故欺负家里人我打人干啥。她妈，你老是怕，我们越怕，越受人欺负。”父亲说。
钱兰和母亲都明白父亲说的是实话，越怕就越受人欺负，欺软怕硬早已成了那时社会生活中的一种通病，一种习气。人都想和睦相处，钱家也想与周围的邻居和睦相处，但不行啊。总有那么些人，无聊时想找点乐趣，自然就找到钱家姐妹身上。生活本来就不易，却偏偏有人不惹出是非就觉得缺少乐趣，于是就有嘲弄，就有了以强凌弱，就有无事生非。
“我是怕你失手打出事来，往后这一家人咋办？”母亲哀叹说。
“我也在想，搬走当然好，躲开这是非之地。不过，她妈，姗姗也大了，也该找个婆家了。”父亲说。
“我上次不是说过吗，不好找，往后我再托人问问。你又不是不知道，兰兰都没嫁人，该嫁也是兰兰呀。”母亲说。
“妈，我不嫁人。我走了，谁帮你们，谁带姗姗。”钱兰在一边听了后说。
“你想嫁现在也嫁不出去，人家都说你和姗姗犯花痴病呢。她爸，莫非是我们上辈子作的孽吗？害苦了她们。”母亲说。
“由人家说去，我不信这些。改天我出摊到处问问有没有合适的房子，有，我们就搬走。”父亲说。
“姗姗，你过来，刚才陈主任在的时候，你说你有喜欢的人，是真是假？”母亲忽然想起问。
钱姗走到母亲面前却不说话，眼睛看着钱兰，钱兰也不敢说话。
“你告诉妈，你喜欢谁，说了爸妈都不生气。”母亲拉了她的手说。
钱姗依旧瞧着钱兰不说话，她怕说了爸妈真会生气。
“妈，姗姗喜欢御史巷那个李笑笑。读书走了，现在听说也弄去劳教了。”钱兰只好说。
“唉。”母亲长叹口气问：“李笑笑知道吗？我早就听外边人说了，还以为是那些乱嚼舌根子呢。”
“不知道。”钱兰说。
“人家都不知道，你还喜欢，姗姗，你犯糊涂呀。算了，她妈，女儿大了，喜欢个自己的人是她们自个的事。这事就别说了，反正都成不了。你明天开始就在家里，我一个人去出摊，顺便打听下房子的事，能搬走最好。”父亲好似突然想明白了起来说。
“担子那么重，好几十斤，你一个人担一天能行吗？”母亲说。
“有啥不行。累了就多歇会儿。只要姗姗、兰兰在家没事就行了。”父亲说。
从此父亲就不要母亲跟着他出摊了，他把妻子留在家里照顾两个女儿，一个人挑着担子走街串巷，一边吆喝，一边走。累了就找个遮阳遮雨的地方歇脚，缓过气又继续挑着担前行。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他都走过，都留下过来来往往无数的脚印，都听到过他浑厚响亮的吆喝声，都看到过他一天到晚的疲乏而露出的笑脸。除了买豆腐脑，他还时不时向别人打探什么地方有空置的房要出租，只要一听说有，不管多远他总要挑着担跑去看看，每次都是失望极了。
父亲收摊回家不再像过去那么准时了，有时很晚才回，因为他总要想去看听别人给介绍的房子，耽误了，又总想把剩下的豆腐脑卖完。他最近一回家，总是一副疲劳不堪的样子，母亲也总是让他马上先吃饭，吃完饭，让他早些睡觉。总是要把第二天出摊的东西替他准备好。父亲总是不放心，总是要叮嘱妻子在家照看她们，不能让她们再受到欺负了。
钱兰永远都记得那天父亲出事的情景。还不到傍晚，天气格外闷热，热得许多人都汗流浃背，许多男人和男孩都赤裸着上身，光着膀子。天色忽然暗了下来，天空压了层厚厚的乌云。几声闷雷，好似要把这地都炸平一样。那巨响吓得人心惊胆颤。几道闪电划破天空，划破大地，暴雨倾盆而下，仿佛像要冲垮这地上的房屋似的。低洼地方已经积满了雨水，道路上雨水横流。街上、路上早已不见人影，四散而逃。除了紧闭房门，钱兰、钱姗帮着母亲用尽家中的盆、桶、锅，去接那屋顶漏下来的雨水，忙得不亦乐乎。
“妈，爸咋还不回来？这么大的雨，他躲哪儿？”钱兰担心地问。
“他肯定躲雨去了，他走不回来，雨太大了。”母亲说。
接二连三的几个炸雷和闪电，像要这屋掀翻轰掉一样，吓得钱姗紧贴着母亲。
终于熬到雨停了，雷声消逝了，天也黑了。母亲赶紧开门，站到门外四处看。
“妈，爸该回来了。”钱兰问。
“没这么快，等雨停了走回来，估计还有会儿。”母亲虽然嘴上这么说，其实她的心比谁都焦急。
四周的灯光很暗淡，母亲立在那儿一动不动地眺望远处，心慌意乱。
“姗姗，你在家呆着，别出门，我带兰兰起接下你爸。”等了许久，还不见人，母亲慌张吩咐钱姗说。
“妈，我就门口等你们。”钱姗端了根矮凳坐下说。
“不准乱走。”母亲又说。
母亲牵着钱兰，高一步地一脚地踩着积水往水西门方向走，一直走到水西门通向城市中心的三岔路门才停下。这条道就是她和丈夫平时出摊收摊走的路。她和钱兰立在路灯下，望着从前方走过来的每一个人。街上的行人很少了，店铺都关门了，只是还有些门口纳凉的人摇着扇子闲聊。
“妈，万一爸不走这边，走御史巷那边回家去了呢？”等了很久，还不见有挑担的人，钱兰才对母亲说。
“我和你爸平时都不走那边，那巷子里晚上又没路灯，不好走。”母亲喃喃地说。
又等了许久，仍不见挑担的人，连那些还坐在门口纳凉的人都收了凳回屋关灯了，母亲才心慌极了。
“走回去，你和姗姗吃了饭，我们再分头去找。”
回到家，母亲让钱兰和钱姗吃饭，她又把剩下的饭温在锅里，跑到门外看。
屋外，到处都关门闭户，黑灯瞎火了。偶尔有人走动，母亲这时真的后悔了，不该让丈夫一个人去出摊了，这都深更半夜了，还没回来，肯定碰到什么事了，这时间哪还有买豆腐脑的。
“吃完没有，兰兰、姗姗，你们都快出来，碗就丢在桌上，我们分头去找。”母亲回头焦急地说。
钱兰拉着钱姗跑出屋，锁了门，跑到母亲身边，正要问母亲怎么去找时，对面走来两个人，手电筒光照到她们母女三人身上。
“你们是钱家的人吗？”打着手电筒的是派出所民警问。
“是，是钱家的人。”母亲突然感到不妙赶紧说：“有什么事？”
“是这样，北街派出所打电话到我们所里来，说是那边城北出了个车祸，把豆腐脑挑子撞了。”另一位民警说。
“人呢，人没事吧？”母亲急忙问。
“也撞伤了，已经送医了。那边派出所说估计是我们这边的钱师傅。街上雨水多，货车打滑，撞了人逃逸了，北街派出所还在追查。我们也是才接到电话，才赶来通知你们。”民警说。
“天啦！”
母亲惊叫一声，险些跌倒，幸亏被钱兰和钱姗扶着才没倒在地上。
当民警把母女三人送医院的时候，父亲的尸体已经被送进了停尸房。
医生告诉她们送到时失血过多，抢救不过来一会就断气了。
母亲一听就晕倒了，钱兰和钱姗抱着母亲嚎啕大哭。民警也不忍看下去，交待值班医生照看好她们就离开医院去通知居委会去了。
父亲的尸体已经僵硬了，头部血肉模糊，一副卖豆腐脑的挑担，只剩下一根用了二十多年扁担和浸满了血迹的一大把零钱，逃逸的货车还没追查到下落，天黑，也无人看见。
居委会陈主任也带了人到医院来，派人协助钱家母女处理父亲的后事后，母亲就病倒了，钱兰和钱姗只得关了门在家，伺候母亲，从此城内就再也见不到父亲挑担卖豆腐脑的身影，也听不到他那浑厚的吆喝叫卖声。一个硬朗的汉子带着无限眷念和牵挂从此就告别了人世。留下妻子和两个女儿，从此也陷入更加艰难的生活之中。悲痛摧残得她们的眼泪干涸而变得坚强，重新去开启她们往后艰辛的生活，重新思考人生，继续活着。哪怕挣扎，哪怕还有一线生存的希望，都不能随随便便地被击倒，都要顽强地生活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