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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义到御史巷口来摆补锅摊是颇费周折。集中劳动教育改造完毕，受教育改造的人都遣返，北京是不可能会留这种人，他遣送回原籍教育改造是在城北，去北京读书前父亲已经过世，成为劳教对象时母亲又因贫病交叉而去世。回到原籍无依无靠，正常人找个工作都难，何况自己是戴着帽子的人，想找个工作又难上加难。辖区内需要解决就业的压力很大，找体力活的零时工也难。他仔细盘算和研究了一下，唯有补锅补碗，修修补补什么生活用品的活计很适合自己，都是手工活，都是仔细活。城北一带的补锅摊很多，他仔细观察了一下，蹲在那些摊位前没事就闲聊，他发现只需要一个小火炉烧焊头，只需要些锡焊条，松香，铁剪之类的工具就可以干起来。虽然每件的收费低，但家家户户的铁锅、铝锅、茶缸、瓷盆、开水壳的都要生锈穿孔，穿了孔漏了水都要补，所以量大。他把就业改造的想法跟城北派出所和居委会报告后都支持他。组织上考虑在眼皮子下就业，便于监督改造是件好事。可是蒋义根本没考虑到这摊子一摆了还真是件难事，人家那几个补锅摊生意都好，熟人多，质量又好，而且补的人也放心。他这补锅摊刚开，别人都不知道补得怎样，都不放心，偶尔才有不耐烦等候的人才来找他补。他一年到头补不了多少件，也挣不了多少钱，时常揭不开锅，挨饿肚子，生活陷入了异常艰难困苦的时期，经济拮据到走投无路的地步。时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今天过了明天会怎样的日子。他到菜市场去捡过烂菜叶子清水煮来吃，把别人削了的红薯皮洗干净煮了吃。
就在饥饿难忍、焦头烂额看不到希望的时候，居委会的主任来告诉他，叫他到水西门那个地方去摆摊。说是水西门一带没有补锅摊，那一带的人补个东西要跑很远，因此把他教育改造监督的关系也转了过去。蒋义挑了担，到了那里，先去派出所报了到，再由陈主任安排到了御史巷子口，在那里摆摊。摊一摆，生意果然好了，当天拿来要补的东西当天干到天黑都没补完，水西门这一带的人纷纷把漏了盆，锈穿了孔的锅等，都往他那儿拿，找他补。
蒋义这些日子从一个文静、清秀的学生模样变成了蓬头垢面，脸皮粗糙，两手肮脏的人了。如果不仔细看，无论如何都看不出他是个读过书，进过大学的人。只有他的眼睛的光亮和透出的深邃瞒不住人，还有他说话的口吻，能反映出他受过教育的程度，逢人就是你好，放这儿，没关系，谢谢之类的口语。
在御史巷巷子口，蒋义在这儿结下了不错的人缘关系，大家都觉得他和那些摆摊的人不一样，从不斤斤计较，少一分钱多一分钱也没关系，欠了钱忘付他也不追究，看起来像个马大哈，但活干得挺仔细。修理完的锅盆之类的东西，他一定会替你擦得干干净净，整天都是副笑呵呵的样子。由于拿东西来的人多，这些人一来就会趁他干活的时候聊他们的天，所以水西门一带的趣闻轶事早就充满了他的耳朵，如数家珍。他除了每天干活，每周按规定到派出所和居委会汇报自己思想改造的情况，居委会陈主任也成了蒋义的老熟人了。
“蒋义，我知道你是个有文化的人，处对象了吗？”陈主任听完他的报告说。
“陈主任，你恭维我了，像我这种情况到哪去处对象。哪家的女子看得上我这种人，帽子还没摘呢。”蒋义还是第一次听到人夸他有文化，他赶紧说。
“监督改造又没有限制你处对象，组织上还是关心的。对了，你现在挣的钱够养活你自己了吧。”陈主任说。
“够了，够了。感谢组织的关心，感谢陈主任。”蒋义说。
“蒋义，你一个人形影孤单够辛苦的，我想给你介绍个对象处处。”陈主任说。
“介绍对象？谁看得上我？”蒋义疑惑地笑了问，一笑脸上的折皱都堆在一块了。
“你这都是三十多岁的人了，应该安个家了。”陈主任说。
蒋义没有说话，他不相信还有这种好事落到自己身上。
“哎，你这人真是，同意就说声话，我就去给你撮合。”陈主任又说。
“谁呀？陈主任，我这样的人居然还有人看得上吗？”蒋义问。
“钱兰，怎么样？那女子漂亮吧？”陈主任笑嘻嘻地说。
“钱兰？”蒋义脱口而出，大吃一惊。
如果说别人蒋义有可能不知道，但钱兰几乎这水西门一带出了名的美女。他见过钱兰很多次，每次都是拿盆拿盅来补，每次都是温文尔雅、落落大方、举止仪态而不像小商小贩的小户人家，而像个大家闺秀。然而这女子却落下个恶名，花痴病，顾名思义就是患了精神疾病。但蒋义每次见到她，她从不多说，乱说一句话，而且说话简短，言赅意明，表述清楚，还微微带笑，无论怎么看都不像是患过精神疾病的人。相反，那些整天来守着看他干活的人说话不停，语言混乱，逻辑不清的才像是患过精神疾病的人。蒋义根本不明白大伙为什么背后这么议论她，他认为是一种嫉妒，一种从本能上和精神上不如这个女人的猜忌，一种世俗的习惯对自己不喜欢或讨厌的人的宣泄。
蒋义觉得无论如何配不上她，与她在一块是对她的糟蹋和亵渎。他是指此刻，如果是当初那就另当别论。他此刻惶惶不安，迟疑没回答陈主任的问题。
“你说一声啊，大男人，谈对象还害羞。”陈主任说。
“我不是害羞，我......”蒋义口吃起来说，脸也红了。
“行了，行了，你不用说了，这事我去跟你办，这是组织上对你个人生活问题的关心。”陈主任最后对蒋义说。
陈主任大名叫陈兰兰，是街道的积极分子，虽然没有文化，但热心各种辖区内的工作，五十多岁的年纪依然精力旺盛，从早到晚都有忙不完的事情，家里的事情基本上完全丢给了已经退休的丈夫。邻里间的纠纷，事无巨细，都要由她亲自调解。哪家困难，日子难过，都是她上下奔波，争取到一点微弱的救济资金。所以在辖区内，居委会主任在居民中威望高的人，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陈主任关心钱兰的婚事，是因为钱家碰到出乎意料的灾难。父亲车祸死，钱姗失踪，母亲重伤卧床，特别是钱姗的失踪，她有些内疚，做过些配合的工作，都是为了那个碱厂的张干事。她在内心隐隐地感到不安，怎么把好事变成倒霉事呢？替钱姗说个有正式工作的对象，这是辖内很多未婚女子求之不得的好事呀，偏偏就出了这种事，一想到此事她就觉得不是滋味，感到自责。目前，钱家到了这种地步，钱兰一个人孤独支撑长久不是办法，她也尝试到处托人想替钱兰介绍个对象，很难，两姐妹的名气在外了，花痴病。她也不懂什么花痴病，反正好多男人一听都不愿意，想来想去，恰好碰到蒋义来汇报思想，就觉得合适。因为政策上没规定蒋义这种人不能谈对象，不能结婚，所以她就马上跟蒋义说了，如果有个男人跟钱兰一块也许钱家的日子稍稍好过一些，至少她是这么想的。
蒋义虽然没有口头同意，但陈主任的想法是你一个补锅匠，凭白无故弄个姑娘给你，还有啥挑三拣四的，白天帮你弄饭，晚上暖你被窝，知足了吧。于是陈主任开始了她的奔波，先是到钱家嘘寒问暖，趁此就把这事向钱兰提了出来。
钱兰正是到了走投无路，绝望悲痛之际。家里所有的钱为母亲捡药都花光了，每天挑担出去卖的钱买药都不够，她把家翻遍了，再也找不出一件值钱的东西，唯有姗姗买的画板，还能值几个钱，但不能卖，还得等笑笑回来交给他呢，那是姗姗唯一的一点心愿。她感觉人生走到穷途末路，完全无助。偶尔吴英还把父母给的零用钱也拿来资助她，也不是办法，解决不了问题。她想过死，甚至想过很多次，但每晚睡在母亲的身边，还感觉到母亲的呼吸和心跳，她又把念头打消了。
陈主任找她谈的时候，她精神恍惚地听着，没说一句话。陈主任还以为她受了打击，没听说的话，就有些不高兴地叮嘱几句走了。其实陈主任说的话每一句她都听清了，记住了。那个补锅匠，根本就不是她喜欢的人，虽然不讨厌，但一身邋遢不说，根本就不是她想要过日子的那种人。只要母亲还有口气，自己就不能死，更不能答应同那种人过日子。
“小英子，明天陪我去趟斑竹山。”钱兰对吴英说。
“去干啥？”吴英问。
“我去把姗姗葬了。”钱兰说。
“又没人说姗姗姐死了，葬什么呀？”吴英瞪大了眼睛不明白地问。
“这么久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如果她还在肯定想方设法找回来。”钱兰若有所思地说。
“兰姐，也是。这么久了，姗姗姐这是怎么了？”吴英说：“莫非真是死了？”
第二天钱兰给母亲服过药，喂了饭后，把钱姗穿过的破衣裳、旧裤子，还有双破了的鞋，打了个包，只留下那张素描像和画板，带了把锄头，就带着吴英去了斑竹山。
那天天很暗，但没有下雨。风把竹梢吹得不停地愰动摇摆。把那包东西埋了进去，又从四周刨了土，垒成个包，用锄头拍紧，怕落雨时把土冲散了，才坐到秀明妈妈站过的地方望着那土包，钱兰抱头放声大哭起来。哭声悲怆，在这空旷的山头更加凄凉。她此时积闷在胸中的怨和爱，不平和呐喊，思念和绝望通通都宣泄了出来。
“兰姐，你不要太伤心了。”吴英抱住她肩膀说：“你一哭我更难过了。”
“小英子，你说我还有得活吗？”钱兰调过头，满脸是泪，满脸迷惑地问。
“有，姐，我有吃的你就有吃的。我们都要活下去。”吴英也是泪流满面地说。
“小英子，你和我不一样，你还有爸有妈，我呢，爸没有了，姗姗也没有了，妈又躺在床上，哪天妈也走了，我活着还干什么？”钱兰说。
“姐，不准你这么说。秀明哥走了这么久，死活不知，你以为我不难受吗？除了爸妈，我不是一个人吗？姐，不准你说这种话，再难我们也要过下去。姐，你听我一句好不好，你气坏了，你真有个三长两短，你说我又怎么办？伯母又怎么办？你忍心丢下我这个朋友，还有你母亲吗？姗姗姐走了，你要是胡思乱想也走了，你说我不可怜吗，连个朋友都没有了，活着还有意思吗？”吴英也是伤心难过地说。
如果不是天色渐晚，如果不是吴英苦苦相劝，钱兰痴傻般地坐在那望着那小土包还不知道要在那儿呆多久才肯离去。
钱兰与吴英有气无力地走着，一直手牵着手，一直相互都握得紧紧的，走的很慢。周围的街道，路过的人都好似跟自己无关，吸引不了她俩的一点注意，更没有心思说话，只有满腹的悲痛和忧伤。
其实人的生和死都非常简单。只要想活，再难去捡烂菜叶子清水煮了吃也能活，嫁个不喜欢的人，烦恼再多也能活，只要有东西吃进肚子就能活。想死更简单，站到岩石上，跌下去，站到河边跳进去，疼一下，呛几口水，眼睛一闭，什么都不知道了，人世间的烦恼也没有了，人就死了。但人是生物，任何生物其实都害怕死亡，你看那小草被太阳嗮得枯黄，萎靡不振，垂下了头，但是一逢雨水，又顽强的挺直了腰，茁壮地成长。人是这样，麻烦、灾难遇上了，暂时枯萎，只要挺一挺，熬一熬又会过去，继续活着。吴英一路时而拉拉钱兰的辫子，时而又摸摸自己的辫子，侧着头，瞪着大眼，充满忧郁地望着她，她生怕她想不开，真怕她悄悄地不声不响地就死了，自己岂不是伤心死了。
钱兰边走边在想，她真怕哪天听不到母亲的呼吸声，听不到母亲的心跳，那时她该怎么办，怎么活下去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