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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关工作的久了，钟凯南就发现，这里面的环境表面上风平浪静，无声无息；实际却是暗流涌动，礁石四布；隔一段时间，不知在什么地方就会掀起一阵风浪来。
以往一到入冬，社联就会给单位每位住平房的人发一笔煤火费，虽然费用不多，仅有十六块，但对于每月平均只拿五六十块工资的人来说，这已经算很大一笔收入。过去，这笔钱都由朱老太太领取，再下发到每人手里。朱老太太很喜欢扮演这样的角色，当她把一个个匆忙走过办公室的秘书们叫住，笑着掏出一张张十圆的钞票，看着他们喜滋滋的笑脸，向她低头致谢的表情，她很享受这种感觉。
可今年一反常态，这笔煤火费不再经朱老太太之手，而是由财务处的小于直接发放。这点权力一旦被剥夺，让朱老太太很不开心；但让她更不开心的，这一次，她还承担着劝说奚博文的重任。
那一天，办公室主任陆大帅突然一头闯了进来，一进来，就直眉瞪眼地问朱老太太：
“你看见刘为民、李超英两个人了吗？”
朱老太太吓了一跳。
“这两个人竟给我找事。我们社联不是要发煤火费吗？每年都是那几个人，包括奚博文。可昨天财务处的小于突然跟我说，奚博文的煤火费发不了啦。”
“为什么？”
朱老太太惊诧地问。钟凯南听到奚博文三个字，思绪也从正专心看的书里跳出，望着面目狰狞的领导。
“是因为今年社联给了他一套楼房，他已经从平房搬出来吗？”
“不是。他搬进楼房的事，单位的人都知道，跟这个没关系。是刘为民、李超英两个人特意找到小于，揭发说，有一次他们去平房找奚博文，从邻居嘴里得知，奚博文不光人搬进大院，连户口也一起迁了过来。根据政策，平房没有自己户口本的，一律不得再发放煤火费。”
“嘿，你说说这两个人，没事你提它干什么。”
“是呀，我原来还想，奚先生这么有才华，可家里比任何一个秘书都困难，每年不就是那点煤火费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现在倒好，小于明确发话，要按照规章制度执行，今年开始，奚先生的煤火费就取消了。”
“那怎么行。奚先生那个脾气，犟得很，你又不是没领教过，要不我去向小于求求情，让她发了就算了。”
钟凯南充满感激地望了一眼朱老太太，觉得相处这么些日子，这才是那个人们所尊敬的老革命、老党员。
然而，朱老太太信誓旦旦地去说，没多久，又臊眉耷眼地回来，不用问，她在小于那里碰了一鼻子灰，还要求朱老太太配合她做奚先生工作。
陆大帅冲朱老太太把手一摊，无奈道：
“没办法，看来由您出面做他工作最合适不过。”
说完，陆大帅脚底抹油，也溜了。
“我------”
朱老太太一阵苦笑，无可奈何。
办公室的早晨每天都很热闹，秘书们往来穿梭，找信件的找信件，拿报纸的拿报纸，有的还端着大茶缸子来兑开水，只为跟朱老太太搭讪几句。等这拨热闹劲儿过去，最后屋里剩下的永远是那两个人：刘为民和李超英。他们人手一张报纸，边看，边讨论着感兴趣的话题。
自打知道奚博文领不到煤火费，是这俩人告的密，他们给钟凯南留下的印象更差了。
“你看报纸上的标题，说的多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事业成功的根本’。可我们到好，什么事都没做呢，就把一个紧箍咒给你套上。”
刘为民一上来就大发牢骚。他在平时，嘴唇边总围着一圈怪诞的白色诞水，每次讲话，总习惯把那红红的舌头伸出来，绕上一圈，像收集泡沫似的把黏黏的诞水舔了去，连朱老太太看过，都为之皱眉。
“怎么了，老刘？”
“怎么了，还不是上边刚发下来一份通知，让宣传部副部长XXX同志，兼任某史学会会长。想我们社联，本来是非官方机构，是一个群众性以研究为目的的社会团体，思想活跃，空气民主，大家也都是冲这个来的。现在倒好，弄成了半骡子半马四不像，有什么要紧事，还得请示XXX，那你干脆把学会当成你们属下的研究室，尽管发号施令不就完了。”
“他妈的，这叫什么事呀。”
那边传来骂声的，不用问就知道是那位大胖子，身为哲学学会的秘书李超英，他与刘为民向来一唱一和，互相帮腔。
“咱们两年前，油印的《社会科学学会联合章程》上，可写着呢：‘本会的任务是：团结和组织从事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教学和实际工作者------积极开展学术活动，组织学术成果和资料交流------’这都明明白白写着呢，并没说还要受官方限制。”
李超英继续发着牢骚，他的粗大嗓门震得办公室的墙壁，“嗡嗡”发出回响。
“要不怎么说戴了一个紧箍咒呢。本来我们学会每一个成员，都有权力批评，论定各个时期的思潮，不用受官方舆论的引导。我呢？也想好好写几篇论文。可现在不行了，会长变成了XXX这样鼎鼎大名的政府官员，凡事必须得经过他同意，这不是拿我们这样的群众团体开玩笑吗。”
“老刘，别生气，别生气，实在不行人家怎么说咱们怎么干呗，谁让这胳膊拗不过大腿呢。”
朱老太太笑嘻嘻地打着圆场。
正这时，奚博文一阵风似的推门进来，只见他从额头到下颔就像喝醉了酒，脸红得只要有条缝隙就会喷射出来，一进门劈头就问：
“为什么今年没有我的煤火费？”
“什么没有？”
朱老太太假装糊涂。
“刚才我去财会小于那里了，听说是咱们社联有人到她那里反映，说今年我搬了新家，户口已经迁到新居了，所以就没有我的煤火费，这不是胡说八道吗？我们家的户口什么时候迁走了？你清楚，还是我清楚？你们这是要干什么，要这么对待我？以为现在还是文革吗，竟然暗中调查起我家来了。”
奚博文已经完全不顾往日斯文的形象，指着朱老太太的鼻子大声怒吼，仿佛这一切罪名都是她给捏造的。
“不，那不是我------”
朱老太太伶俐的嘴，第一次变得语无伦次，结结巴巴，头转向一侧，望着李超英和刘为民，希望他们能站出来说话。毕竟，当初是他们俩人跑到小于那里，煽风点火的，奚博文的煤火费下不来，断然和他们脱不了干系。
谁想这二人比朱老太太还慌张，刘为民看到事情有可能牵涉到自己，急忙找个借口，撤出办公室。
李超堂也像见到猫的老鼠，跟在他的屁股后面。因为没有看清楚路，肥大的身躯一不小心撞在门框，疼得呲牙咧嘴，但这一切已顾不上了，没有十秒钟的功夫，俩个人已逃离这块是非之地。
钟凯南瞧着他们消失的背影，一股无名火突然涌上心头，他真想当时就站出来，向奚先生揭发，但他毕竟刚参加工作不久，人微言轻，这口气在喉咙折腾半天，还是被咽了回去。
那边的愤怒之火仍在熊熊燃烧，而且越烧越旺。
“还有，你们没有看过我的户口薄，又没亲口问过我，凭什么无缘无故就把我的煤火费取消了。你不信，我现在就把户口薄拿来给你们看，让你们看看，我奚博文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
说完，他一拽门冲了出去。
奚先生的新房就在办公室楼上，十分钟不到，他手中就举着一个深褐色小本本，重新出现。他翻开“户口薄”的第一页，举到朱老太太眼前，情绪依然激动暴躁：
“你看，你看，这上面是不是写着户主：奚博文，家庭住址：西四辟才胡同甲1号，这后面是我二女儿的名字；虽然我搬过来了，可她们一家仍住在平房。这回您可看清楚了。”
朱老太太从桌上拿起一副老花眼镜，戴上，异常认真地看，还用手指着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出声；末了，把老花眼镜一摘，刚才眉头上堆起的愁云一扫而空，呵呵笑着，活像川剧里面的绝技“变脸”，顷刻间就换了一副慈祥的面孔：
“我就跟陆大帅说嘛，奚博文不是那样的人，他又有才干，又有骨气，怎么会为了十六块煤火费编瞎话呢。”
“嘿，那可不见得，有些人他们自己住楼房，拿不到这笔津贴，就见不得别人拿。”奚博文冷笑一声，“别以为我不知道是谁，我们平房的邻居都告诉我了，说有两个男的，一个瘦高个，一个大胖子，。好嘛，都调查到我那里去了。”
“算了，算了，都是一个单位的同事，他们也是奉了陆大帅的指令，不能怪他们。”
朱老太太紧着和稀泥。
“不行，那可不行。这关系到对一个人信任不信任的问题，这是件大事，我一生把这个看得最重。你们对我又猜疑，暗地里调查我，怕我背后搞什么鬼，你可以不要我呀，开除我呀！”
奚博文一句比一句声音大，到最后像一头狮子在咆哮。由于过于激动，他的胸脯剧烈起伏着，嘴里“呼哧呼哧”吐着粗气，面颊的肌肉抽搐个不停，完全没有止歇的样子。能把一个文质彬彬、和和气气的才子，逼到这种程度，可知他受的委屈有多深。
“好了，现在真相大白了，咱们再也不怕别人说三道四。你拿着户口薄，我们这就去找陆大帅，找小于，让他们还你一个清白。”
朱老太太拉扯着奚博文就往外走。
奚先生却不依不饶：
“你这样整下去，让我们一个个还怎么工作。说实在的，老朱，你看看社联，在生活上过问过我什么？去年，我大女儿出嫁，我陪了三千块钱，经济困难，那时候没人过问；二女儿病好了刚刚有工作，这边就要取消我的困难补助；你说这叫什么？我这么跟你说吧，我在工厂，在学校，还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唉！”
奚先生垂头丧气，万念俱灰地走出房门。
一个星期以后，尽管办公室主任陆发魁，财会室小于反复向他赔礼道歉，不该听信别人传言，但一向耿直的奚先生，还是递交了一封调职信，辞掉他在文艺学会秘书一职，调到社科院工作去了。临走之前，奚先生特意把钟凯南叫到自己办公室，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了一番话：
“小子，你是个做学问的料，将来有机会还是考一考研究生吧，对你的发展会更大。那天，你聊的对文学的看法，固然有独到之处，但思路还可以再开阔些，如果你能跳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局限，让它们与世界接轨，很有可能开拓出另一番天地；这方面的研究，在咱们国内还少有人做，但不排除成为以后做学问的大趋势。”
说完，他从书柜里翻出一本浅灰色的新书，递到钟凯南手里：
“这是宗白华新出的一本书，叫《美学漫步》，相当有见底，我们已算是忘年交了，这本书就送给你，它一定会对你有所启发的。另外，以后有什么事，可以到社科院找我，好吗？”
钟凯南用力点点头，脸上表情全是不舍，他双手将新书紧紧捂在胸前，像是要把自己在社联唯一的念想捂住，不让它轻易溜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