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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能说是我初到法院，努力学习审判业务的同时，获得一个意外的收获！
“我想明白了这个道理，感觉到初秋的夜晚不但凉爽宜人，还无比的惬意舒心。是的，该关灯离开办公室了，回家美美睡上一觉。明天按照欧阳医师的嘱咐，去买一瓶“胃仙—U”试试吧，相信胃病也应该会彻底好起来！
“天亮了。我早晨起来，到街边早点店里买了两个馒头，马马虎虎地吃过了，顺便来到东风路街边的青春药店。问服务员：“我想买一瓶治胃病的药不知你们店里有没有？”说着，我又递给她那张在中医院欧阳医师那里帮开出的处方。她看了一眼，便说：“呵，是‘胃仙—U’有的，只是蛮贵的，要七十二快钱一瓶，不零卖！”我听了她的报价，不禁大吃一惊，说是比较贵，没想到要这么贵。工资才三十四点五元，两个月都不够呢，掏出身上所有的钱，数数还有七十八块钱，买了这瓶药，这个月就只乘下六块钱过日子了。好在这时我已经结婚成家了，老婆那里每月也有工资，当然，还可以回家去爸爸妈妈那里里蹭吃蹭喝度日了。想到这里，这瓶药连那找回的零钱已经放到我手上了，我才记起来，连忙向服务员说：“请你帮我再开一张发票。”
“好的，”她说，“要填写单位的，你是那个单位的？”我告诉了她，她撕下填写好的发票给了我，并说：“你们法院这个单位是有报销的，你到县卫生局公费医疗办找到姓彭的会计就可以办理报销手续，快去吧！”
“我这时又想到：“把药费报销回来，口袋里又有钱了。”不免舒了一口气，心里就觉得轻松了！我对自己说：“要感谢党，感谢国家，感谢社会主义制度啊！否则，这种日本进口的药，这么贵，这点工资是吃不起的呢？不过，还有很多人，可能吃不起这种药，没有地方报销药费。我要努力为人民服务，祈福所有的人都不得病，即使得了病，也吃得起药，治得好病！”
“我这样边走边想，不一会就到了公费医疗办财会室。走到门口我就问：“我想找彭会计？”一个瘦瘦个子，梳着分头，长长脸蛋，穿着蓝卡玑布中山装上衣的中年男子，答应了我一声，说：“我就是！”他好像在等我似的，我把发票和处方交到他手里。他帮我很快就填写了报销的表格，并在上面签了字，加盖了一个公章，告诉我，凭这张表格和发票、处方就可以到出纳处去领钱了。
“我拿到这瓶药，打开绿色的，印有简单明了中日两国文字的纸合包装，里面是一个不太不小的棕色塑料瓶。取出，旋开盖子，又撕掉一层银灰色幕纸，看见里面装了满满实实的外观像绿豆的，但有双倍绿豆大小的药丸。我再细阅读用药说明书，“每日三次，每次四粒……瓶装六十粒……。”算算正好是五天的药量，仿佛拣那包包中药吃似的，每次三至五副，一般每三至五天，一张单子，一个疗程。
“我吃到这瓶‘胃仙—U’的第三天，感觉胃里的胞胀和疼就有明显的减缓了，口中也没有胃酸气味返回出来。第六天我感觉胃病基本好了，就特地到中医院找到欧阳医师，向他反馈了这个治疗的结果和好消息。那一刻，我感到他的神态和表情也是很欣慰的样子。他说：“你的病，感觉好了，这就好！”我赶紧说：“我挂了一个号，请您帮我再开一瓶‘胃仙—U’，想继续吃吃，你这里病人多，麻烦你了，谢谢了！”其实我这次到中医院找欧阳医师治病，还有一个不是原因的原因：就是羡慕欧阳医师他写的一手非常正规漂亮的仿颜体字。他写的处方不仅司药和其他医生能一眼就看得懂，其他人尤其是患者也看得清、认得出、能看懂。
“这个丸药，我连吃了两瓶，感觉非常好。事实也证明，到今年二零二一年自己六十岁了，这近四十年以来，再没有生过胃病。
“当然，我不能否定，前期在医院住院期间，欧阳医师开给我吃的中药，打的点滴也是有疗效的，也是起了作用的，至少为我的这个胃病的康复，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才让‘胃仙—U’助我彻底康复，收到了这样非常明显的效果。
“但更让我感概的是，这个‘胃仙—U’也是中成药，却不是中国生产的，是日本产的。但用的主要原料却是中草药。日本国引进我国的中医药科学技术，是拿走了我们中医药的灵魂和精髓。可是，我们引进他国的技术，只是得了人家的皮毛。比如我们学习人家外国的产品包装理念，结果不但药品的包装，其他的所有商品，尤其是酒类、茶叶、月饼食品、化妆品类的包装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但华丽而且奢侈。是以外包装之宾夺了内装药物、茶叶、月饼、酒水……等可供人需用东西的价值之主啊。尽显无比的虚荣和极大的资源浪费。种种这样不珍惜资源的企业，不仅仅是消费者的悲哀，也是中华民族产业的不幸！毫无疑问这更是我国部分制造企业内的一大悲哀和大耻辱！请看看国产的中西丸药的包装吧，同样大小的六十粒丸药，装在若大的一个瓶子内，空荡荡的，不及药瓶容量的三分之一。产品包装同样多么期待和盼望驶入高质量、高水平发展的正确轨道啊！
“还有匹夫说得好嘞：“我们中国在进步在发展，但人家资本主义国家，何尝止步了？他们也在进步，也在发展呀！开放，开放，高质量、高水平的发展开放，才是我们真正的治病药！救命草嘛！”
“我的胃病是治好了，只到了秋天，又发了痔疮。并且一开始就痛得厉害，不能坐凳子，更不能骑自行车。出血，有时大量出血，就跟妇女来了月经似的。此时，秋天对我来说就不是“秋高气爽”了，而是燥热又烦恼。我又得去求医看病，一到县医院，门诊医生一见状，就当机立断地说：“住院，住院！先止住血，再检查，以防其它病变！”
“我只好说：“听医生的！”
“这次在县医院，又往院治疗了三个星期，痔疮治好了。当初不但医生怀疑，我自己也担心，像这样的症状，不但像痔疮，也像结肠癌、直肠癌以及肛门癌的症状，好在最终只是痔疮。
“看来，病，经常是与自己形影不离的。但像痔疮这样一类男性常发疾病，也千万不可自以为是，掉以轻心。也要早发现，早治疗。这样就不但可能阻止它病变恶化，还可以治好它，更快恢复健康。
“一个痔疮，是如何治好的，没有必要在此作祥细叙述。耽误读者的宝贵时间，也是一种罪过。
“半年之后，我经历自己人生职业之中的第一次工资变革。因为我已担任了法警职务，套改警察系列工资，就由月基础工资三十四点五元，变成了七十九元。这一次个人的不少的工资增长，也是伴随在一次不小的时代社会变革之中的。此时，已是一九八六到一九八七年的冬春之交了。不但是社会上，就是机关单位里，人们经常话到口头的就是文凭，经常挂到嘴边的是金钱。我下意识地感觉到，我们已经开始从一个唯成分论的社会进入了一个唯文凭论唯金钱至上的社会；从一个讲服务的时代进入了一个讲金钱的时代了。
“我一个只读到高中，只有高中毕业的人，已算不得有文凭，也算不上是一个有知识的人！我将如何去适应这个时代，服从这个社会呢？我沉默，我苦闷。但我还是要活着，要做事，要吃苦。
“我没有故意用心眼去观察去分折去思考。总是常人说得好，“人贵有自知之明”吗？我本没有这个资格去评价这个社会啊！我只能低头不见，其实我抬头也不想见，也不能见就最好。可是没有办法，偏偏有人在自己耳边大喊大叫：“人民法院，也变得有理无钱进不来了？”我只得向他们解释：“打官司，交诉讼费，是政策规定，也是一种法律范式哟。你有困难，写出申请，我只能带你到领导那里去申请减免唦！”
“这样的情况，并不少，我也并不能次次都领着当事人去找领导来帮助解决问题。否则，我在院长或其他领导那里算什么。次数多了，至少要给人落下一个，自己无能的印象。
“这样的困惑，有时我也同师傅聊聊，只有把心里话讲给他们听听。此时，他们也不说什么，只有点点头，又摇摇头。我理解他们。他们也知道，也都在经历，也不好说，更不好明确表白。但人世间的事情，又总是这样。费用该收的还是要收，乐意交的人，不乐意交的人都有；交得起的人交不起的人也都有；钱还是要人去赚的，赚到钱和没赚到钱的人都有；文凭还是要人去拿的，拿到文凭和没拿到文凭的人都有，最后基本没有了没有文凭的人。
“拿不到文凭的人花钱去买到了文凭，当然不好说那买来的文凭不是文凭。我们日常口语习惯说“去拿文凭”，而不是称“去考文凭”。谁也没想到“拿”和“买”是这么的贴近，似乎只要踏下一步台阶，或迈上一步台阶，“拿”就变成了买和卖。谁何曾想得到，有言无意中，“拿”文凭早已经为“买卖”文凭，打下了伏笔。要是阿Q还再世，他也许就会说：“你拿都拿得，我买都买不得吗？岂有此理！”唉，唯有我汗颜，最终还剩下自己，还只是一个高中文凭。因为，一没本事拿，二又没钱买，怎么办呢，只有留下屉子里这个高中毕业证发黄受潮生悲哀了！
“只有学历才是真的，文凭亦有真假之分。不过也可能是因为自己没有那像样的文凭，却又非常想往那些既有真实学历又有文凭的人，当然更叹服那些有学历、有知识、有学问却又不用文凭，没有文凭的人。为什么他们不要文凭呢？比如胡适，又比如陈寅恪等。
“因为从事着这一司法工作，也因为打官要向当事人收费了，所以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司法将滋生更大的前所未有的腐败。收取当事人诉讼费，有它的双面性。有利的一面不用我说，大家都心知肚明。不但有理论，当所谓的理论依据一出，收费的实践就比箭还跑得快。不利的一面却暂时没看见有什么理论的阐述，实践也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在自然而然中悄悄的发生着进行着。我想，如果司法腐败的话，收费是起点，是源头，是温床，是导火索！
“可笑的是，还有一种理论说，有了收起诉讼费的制度，就可以简少一部分诉讼的了——因为有一部分当事人，交不起钱，就不得不放弃诉讼权！时人笑谈为：“可怕的理论。”
“收费不就是交钱吗？钱币两个面，仰着向上阳光灿烂，卧着朝下污浊阴暗！
“这些我只能够想，不能够说。最多只能说这些皆是：“如果……”或皆是：“假如……”
“预感和想法能左右一个人的行为，”胡树芝说，“就在社会上许多人都羡慕司法这种职业的时候，我却对自己的职业产生了厌倦。”他说——
“厌倦了就不能尽情地投入工作，这是必然的，对于任何人，对于任何事情，我想大概都是这样。不感兴趣是最大的心里压力和精神阻力。如同感兴趣一样这种力量会传导到人的行为上。
“但是，我不能这样，”胡树芝继续告诉我他心里的想法。
“因为我不能就这样不努力去干好自己的工作，不能只想着钱币卧着投下那阴暗的一面，要尽量多看到钱币仰着投上这光明的一面。不能对不起父母，不能对不起家庭，不能对不起组织，不能对不起师傅，更不能对不起在爸爸办公室里遇到的，那位关怀过我，却连我一句感谢的话，也没有得到过的县委吴书记。我得和往常一样继续努力工作！
“人都是聪明的，在这个时候，这种情形下，面对这种只能理会不能言传的现象和事物，往往只有自己才是最愚蠢的。其实法院领导和组织早就把握了我的这种思想动态，以“人尽其才”之由，建议上级组织帮我选择一个更适合的工作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