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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是最忙的季节，我十一岁那年不得不把家里的活交给了我十岁的妹妹，自己参加了成年人的劳动。春耕、春种、春天的田间管理，但最主要的活是种红芋。头年的冬天，从红芋窖里把红芋种选好，过年便支炕，炕上用牛马粪打成畦，把选出的红芋种排成行地插在畦里，用牛马粪覆盖，炕下用温火烧，温度不能高，也不能底，保持一定的温度。这样在农历的三月份，红芋芽便可栽了。栽红芋也是一种技术，把红芋芽芽拔起，用剪刀剪去根部带弯部分，扎成捆，运到地里。把地打成红芋垄，在垄上插红芋芽。红芋芽一般要把根部朝阳插，弯成孤形，埋在垄上，叫“瓢底插”。这样不但能结得多，而且个大。
我同成年人一样，担着大桶到三里以外的河里挑水。由于我个矮，担着挑子走路时，两只水桶老碰地，所以我就把扁担的两端的铁链子缩短了两捆。张存宝说，担水时要让扁担颤，这样肩膀才能有休息的机会，俗话说：“扁担颤，扁担颤，扁担不颤压鳖蛋。”我试着让扁担颤，可怎幺也颤不起来，起初的几趟，我还觉得没什幺，可后来我越来越觉得扁担重，最后就觉得它有千斤，我两腿发重，如灌铅一般，肩膀红肿了，火辣辣的痛，浑身上下滚满了汗水，尤其是背上，像是有几十只苍蝇在爬动。我想起了书本上说的大通煤矿的工人，压弯了腰，累断了腿，老了撵你走，死了不如狗；连环画上画的，那些身披破烂衣，赤脚露背给地主资本家干活的农民、工人，我觉得自己就是那里的农民、工人，只是没有地主资本家的皮鞭。我想着琅琅呛呛地走着，何树云担着挑子从我身旁走过，他几乎是蹦着跳着，桶里的水洒了一地，形成两道弯弯曲曲的水淋线。他唱着：
“扁担颤，扁担颤，扁担不颤压鳖蛋。”
见了我，他停下来，头歪着说：
“你是路大毛？不！不对，你是二狗子？对，二狗子！嘿嘿！二狗子！”
“我谁都不是，我是我。”我认真地回答。
“何树云，你看我是谁？”张存宝担着挑子，走过来对何树云说。
“你是路大毛，对！你是路大毛。路大毛，干部，我怕……哈哈！我怕！不！我不怕！”何树云瞪了张存宝一眼，担着条子转身走了，嘴里嘟哝着，“队长见队长，票子哗哗响；会计见会计，洋烟手里递；社员见社员，你难我也难。”
我望着他的背影，使我想起了《红岩》中的华子良来，他那刺猬般肮脏的头发，褴褛的衣服，蹒跚的两腿，不正是一个活生生的华子良吗？
一天活干下来，我疲倦已极，晚饭也顾不得吃，便呼呼而睡。第二天，当我在睡梦中。听见母亲一声一声地喊我时，我烦恼地没有了耐性，带着非常厌恶地声音说：“你还让我活不！”母亲没有说话，而是默默地望着我，眼里像是有了泪水，我又后悔自己不该那样对待母亲。
红芋秧慢慢地成活了，一棵棵懒洋洋的，绿莹莹的，顶着心脏形的花叶，着实惹我喜爱。我拿起了锄头，开始耪红芋：耪红芋要分垄，两人一垄，一人一面，由垄底向垄上耪。干这活比种红芋浇水轻松多了，我干得一点也不比成年人慢，但我的工分比他们少一半。王二愣子说：
“小步点，你干活不能这样老实，这样你会累坏的。你没看郭二爷他们是怎幺干的吗？我教你，”王二愣子见左右没人，神秘地对我说，“一锄要更三更，这样才能歇会，一半天要屙三次屎，一次屎最短也得一袋烟的工夫，懂吗？”
他的话使我想起了打麦场上，我们海东生产队有人口800多，三千多亩地，每年种小麦不过两千亩，一年最多能打十五六万斤小麦，分三个场打，场上的小伙子们一上场就往麦穰垛里钻，真正干活的就是几个老实人，只有领导来检查，他们才从麦穰垛后出来。石磙从芒种一直能响到中秋节，还年年受领导表扬，革委会主任说：
“海东村就是能打粮食，石磙从芒种一直响到八月十五，足见抓革命促生产落实得好。什幺是榜样？这就是榜样。有的人伸出五指，就是不抓，怎幺能抓好生产？”
几场春雨过后，便到了初夏，人们打完了头套麦，就来翻红芋秧。地里红芋秧已经很长了，一棵有一条的，也有两条的，直直的像西瓜秧。我学着成年人的样子，弯着腰，把红芋秧一棵棵地捋成顺，从红芋垄的一面翻到另一面，过两天再翻过来，为的是怕红芋秧扎根，影响红芋的成长。
夏天的活特别多，除了翻红芋秧外，还得耩晚豆子，耪春豆子、玉米、芝麻，晒小麦，我同成年人一样，从早上满天星起床，到晚上满天星回家。我觉得自己从来没有睡过一回充足的觉，有时我这样想：如果哪天能让我睡上三天三夜就好了；如果能在欧河沿上树阴下，铺上一张软床，熬上一锅白米稀饭，让我睡在软床上，喝足白米稀饭，那是多幺幸福的事啊！有一次，生产队让我帮耩子，我实在困极了，扶着牛睡着了，由于惯性，我的脚还是随牛走着的。到了地头，耩地的人说拐了，那牛是常听使唤的，能听懂人的语言，于是就拐了弯。但我没拐弯，仍朝前走。牛的一只脚重重地踩在我的脚上，我“哎呀”一声，便倒下了。我的大母脚指被牛牢牢地踩在脚下，鲜血流了一地，等地里干活的张存宝他们赶到，把牛抬起，我的大母脚指只剩下薄薄的一层皮连着。张存宝、王二愣子把我送到医院，医生说，这是粉碎性的骨折，只有到上海才能保住这个脚趾，如若不然只好截去了。在当时的条件下，我家哪有钱去上海，只好截去了脚趾。我非常沮丧，甚至有寻短见的想法，幸亏有龙、豹、虎、张存宝他们陪着我。
“不要紧的，少个脚趾不算啥，你看我就没有大母指。”
张存宝伸出左手，露出个肉墩墩说，“这是那年铡草铡掉的，当时铡掉了，还得跑鬼子反，所以用布一包，拔腿就跑，后来它就没了。”
“是的，你张大爷说的对，咱们村还有个习惯，有时谁家人丁不旺，为留住儿子，做父亲的还要用牙咬掉儿子的一个大母脚趾呢。不信你看咱庄上的八怪。”父亲安慰说。
“八怪，嘿嘿！”父亲提到八怪，张存宝笑了，“八怪他爹就这幺个儿子，疼得给宝贝蛋子似的，指望他长大成人有点出息，谁知脓包一个。上次，我们拉梨子，前面有堆牛屎，我说小心点，别踩着。有人说不要管了，准是八怪踩着，你说怎幺着，话还没落音，八怪一脚踩上了。还有一次，我们几个铺路，路边有个水洼，有人说这个水洼是给八怪留着的，大家都笑，你猜怎幺着，人正笑着，八怪噗的一脚正好踩进水洼里，接着扑通一声，整个人也进去了，浑身像猪打泥一样。你看大家笑吧，郭二爷笑得直放屁。”
我回到生产队里干活时，正好是红芋成熟季节，霜降刚至，满地的红芋秧发了紫，红芋垄上撑得开了裂。我拿起镰刀，跟随着成年人一棵一棵地砍红芋秧，一垄一垄地往地头拉，然后用抓钩，一棵一棵地刨，一块一块地摘，一个一个地拧泥，用红芋推子一块一块推，把推出的红芋片，一片一片地摆在地上，经太阳一晒，变成了白花花的红芋干，然后在一片一片地拾，一袋一袋地装，一板车一板车地运回家。吃的时候，母亲再一片一片地淘，晾干后，用碓头一窝一窝地踹，踹碎后，放在磨上，套上驴一点一点的推，从磨眼里流出的，再经母亲一箩子一箩子地箩，最后便是我们千咬牙万咂嘴的红干面。
那年，风调雨顺，我们的红芋干大丰收，路大毛向上级报喜，把大东庄大队吹的神乎其神的，他说：
“大东庄大队在古河公社的正确领导下，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取得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新成绩：小麦种的西南成，亩产两千斤，形成了标准的吨子粮，麦棵上能坐个五十斤重的小孩；玉米种的是杂交，亩产两千斤，玉米棒子像水牛角一样大，一穗重达三公斤；黄豆种的是天鹅蛋，一粒就有一两重，亩产能超一千斤；红芋更是出奇的丰收，一棵能结一百斤，一亩能产十万斤…….现在大东庄大队的粮食三年不收都吃不完。”
路大毛的报告惊动了整个古河，公社书记要亲自来大东庄大队视察，并决定每家每户看。这下吓坏了路大毛，他急忙找来大队支委及郭二爷商议，经过一翻讨论，大家决定：从临近村里找来一千头毛驴，把各家各户的红芋叶子集中，装成九百袋，用一百条烂麻袋，装红芋干子，排在最前面，其余的九百条好麻袋装红芋叶子，放在后面。一般来讲，领导视察只看前面，不看后面，这样好糊；大东庄大队每户的缸缸盆盆，里面装上麦糠，上面一层放小麦、大豆、玉米，生产队的粮折子，一律放大三倍，里面一律用麦糠填满，外面放上粮食，用木印砍上；中午吃饭，每家发一斤肥猪肉，吃饱饭后，一律不许擦嘴，相反的见领导来了，得用猪油把嘴唇再涂一遍；领导问话时，一律不许乱说，只能按预先规定好的去说；并决定把何树云暂且软禁，等领导检查后在放出来。明确强调这是一项政治任务，是关于忠于不忠于毛主席的政治任务，是关于捍卫不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结果，路大毛成功了，领导笑嘻嘻地来，满意地走，大东庄大队成为远近闻名的红旗大队，上缴公粮比原先增加三倍。大东庄大队的社员是最听话的，他们勒紧裤带，把家里的几乎所有的小麦、大豆、玉米都上缴给国家，有的不够还得从亲戚家里借，所剩的就只有那点红芋干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