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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三）
我在赵大娘家里住了几个月，直到四清结束，。这一家人给我留下了深刻良好的印象。记得文革开始后，玉书大哥还写信给我，希望我再去小山村看看，再去他家里玩儿。
离别吉林通化回哈市陪父母过了个年，大姐费心给我找了个中医看病。这个中医听说我睡眠很差，好头疼，他就顺杆儿爬起来，他说：你以后可能会得精神分裂症！我一听吓坏了，以后会变成疯子……我当时就哭了起来。大姐非常生气，叫上我就走了。多年以后大姐还不满地说：真是个庸医！害人不浅。
1966年，应该是四年级下学期了，当时感觉没学到什么专业知识，心急火燎的，希望多学点有用的知识，再走上工作岗位。那段时间，我拼命读书，将几次野外实习归纳总结，写出心得……当时年级组织购买一批专业参考书，是一些非常好，很有参考价值的专业书。我问姐姐要了几十元钱，几乎是姐姐的月工资。买了心爱的书，摆在床边书架上。由于当时好多专业课都没学过，这些书无从读过……
那段时间想读书而身体却不做主。睡眠不是享受，而是噩梦连续不断，想醒都难。记得有一天早晨起床后，同寝室一位女同学问我：你听见了没有？我说：听见什么？她说：昨晚半夜敲锣打鼓，许多人在走廊里跑，咚咚咚那么响，你都没听见？我说：真的没听见，不知道什么事。她困惑地说：你呀，真病的不轻，真该去看病了。后来才明白，昨晚两种不同观点的同学抢夺广播站，寝室里的人都跑出去了，只有我一个人还在昏睡。
我把自己的身体状况写信告诉了大姐，姐又转告了爹妈。爹妈着急地四处打听偏方。过了不久，爹用一个小木箱给我寄来偏方：用猪苦胆熬制的中药大丸子，有拳头那么大，黄色带着一股难闻的腥味儿，每天吃两次，每次黄豆粒儿大小。那真正是苦胆，无法形容的苦，难以下咽。我为治病，还是吃了……
四年级下学期只学了有限的几门功课，仅有土质学，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几门功课有印象，到了六月份，干脆停课闹革命了。每天尽是传达北京中央文革动态，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炮轰资产阶级司令部”、“炮轰修正主义”等等，比比皆是。长院地质宫本是自习的好地方，那会儿全挂上大字报，课也不上，都去看大字报了。
虽然不上课，家远的不能回，只有长春及周边地方可以回去，我利用这段时间去学校的职工医院看病，医生建议我住院治疗。
我住进职工医院内科，同室的病友有地质系的王老师，还有勘探系的小丁同学。他们二位是肝病，我是胃病兼肝肿大。
住院时没想那么多，只带了脸盆及餐具一类简单的生活用品和常看的几本书，余者仍放在寝室里。
每天的治疗就是上午打针维生素B12，早饭前与晚饭后喝医院熬好的中药。住了一段时间，没什么多大的好转，而体重却一直下降。到了该放署假的时候了也不放假，叫做在校闹革命。
有一天传达文件，毛主席要在1966年8月31日接见来自全国的红卫兵。同学们得知这个消息，尽情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好不激动。
我是与二班的刘慧茹同学搭伴儿去北京的，好不容易挤上了进京的火车，已经是水泄不通！行李架上，座位下面，厕所内，洗脸池上……全是人。刘慧茹她得了胸膜炎，刚出院不久，身体十分虚弱。我们二人可谓是同病相怜，互相照应着，到了北京。在天安门前按规定席地而坐，等待毛主席出现的幸福时刻。
不一会儿，中央领导的车队来了。首先开道的是敬爱的周总理与陈毅副总理。他们乘吉普车，向人山人海的红卫兵招手致意。周总理非常消瘦，慈祥地频频向人群挥手……
当高音喇叭中播放出激昂的东方红乐曲时，人群骚动，大家使劲儿向天安门城楼上张望。毛主席的身影出现的那一刻，全都站起来了，象前蜂拥挤去。天安门广场，欢呼声此起彼伏，成了毛主席语录的海洋。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十分紧张，示意同学们不要拥挤，不要动……
我和刘慧茹被挤到人群后面，只见地上一片狼藉，有纸片、毛巾、手帕、各色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