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五)
转眼到了1967年,我们本该这一年毕业。然而到了夏天,仍然停课闹革命。两种观点,一种是造反派,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整天气势凶凶。。另一种是所谓的保皇派,不参与打斗,只与长春当地的流氓、盗窃分子、坏人坏事作斗争,帮助地方搞治安。
当时我的信念是,我只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每日新闻,连当时报纸上的消息都没法儿信。我坚信好人不会这么快变坏,坏人也不能这么快变好。既然是历史问题,家庭成分等等,这些都是早已定性的东西,为什么现在又翻腾出来,添油加醋地又是批又是斗呢?我们的郭思敬院长兼书记,那是无可非议的老红军老革命干部。从他历次给全院师生作的报告,完全可以看出其素质与本质,为什么一夜之间,大字报铺天盖地,口口声声打倒郭书记?
有一天通知:必须全都去观看批斗郭书记大会。我站在台下看着造反派耀武扬威按住郭书记的头,命令他低头认罪,我心痛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我断定是搞错了,然而为什么这场运动会席卷全国呢?一个个为什么无法弄明白。我自问:这些高举造反大旗的人今后会成为各级领导吗?难道这些造反的人都是根红苗正的人吗?他们的历史又该由谁来调查呢?疑问重重,百思不得其解。
到了1967年夏,体重只有86斤,不光胃不好,脾胃不和,而且日夜咳嗽吐血痰,一昼夜吐半缸子,没法睡觉。无奈,跑到鸽子楼,找熟悉同学帮我想办法转院治病。
鸽子楼里一位女老师非常和气地接待了我。问明情况以后,给我开具了一份介绍信。她说:你到吉林省医院去看看吧。并且告诉我乘几路车,到哪站下车等等。
我拿上介绍信就去了省医院。中年女医生一口上海话,做了几项检查之后,她说:还需要做一个气管镜,才能确定炎症位置。我问她怎么做呢,主治医生和蔼的地说:用一根管子从口进去,经过喉插到气管里,管子头上有一个镜子,可以看到支气管…… 我问医生做这项检查疼吗?医生说不算疼,可以忍受。又说只有这个办法才可以查清病灶位置。医生问我:你想做吗?我迟疑了一会儿,横下一条心说:我做。我说这话并不代表我不怕。
长期以来,病痛缠身,本来活泼爱动、热衷于体育运动的我,如今变了个人似的,个别女同学说我弱不禁风,像个林黛玉。我只能笑,无言以对。
有一天,在学校西大门外遇上几位造反派同学,许久不见,颇感亲切。难免握手,我一伸手,何超同学大叫一声:哇!瞧你这手,像抽老黄烟的人!几个同学都哈哈大笑起来,我也笑得前仰后合。何超又说:你呀,我敢打赌你活不到30岁。几位同学又是一阵大笑。
这句貌似玩笑的话刺激了我,逼迫我不能再得过且过,我要认真看病,并抓紧时间治好病。我认识的高一级的王说他们六六级的已延长一年毕业,过了夏天就毕业分配。从66年9月,每月发40多元的生活费。
大概过了一个星期,我去找那位女主治医生,她问:想好了吗?我说:想好了,今天就做支气管镜检查。
医生安慰我不要害怕,放松……那时做这项探查术不打麻药,支气管儿镜是铜做的,直径至少有半厘米粗,一尺多长,带些弯曲,看着它着实害怕。我闭上眼睛任由医生们摆布,不能动也不能说话,我感觉读秒如年,喉咙疼的要命。终于慢慢的抽出来了,听医生吩咐护士:去擦掉上面的血。可见喉咙都磨破了。
主治医生满意地说:没几个女同志能做成功的。过了三天去看镜检结果:右肺下端支气管扩张面积为三乘四厘米,所以才引发咳血,低烧。随即又做了X光胸透。两肺均有许多钙化点,陈旧性的。估计小时候得过病。另外还查出风湿性关节炎,手指变形弯曲……看到检查结果,我一点儿都不奇怪。回想自己从记事儿开始,帮助家里干这干那,许多是力所不能及的。迫于生计,又是据木,又是拉车。我的手和脚与同学的不同,手脚大而且关节粗。长期以来拿笔困难,写出的字自己不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