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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四）
8.31以后，文革的气氛更加浓厚，红卫兵、造反派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学校里，食堂里，自习室里，举头是大字报，低头也是大字报。每天来自中央、省市的最新指示最新消息，像雪花儿一样满天飞，成千上万有头有脸的领导干部纷纷落马，成批地被打倒。
我们本该上五年级了，但是当时一丁点儿学习的气氛都没有，甚至喊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地质宫、工地楼以及食堂里张贴着“打倒郭思敬”，“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等大幅标语。大字报的内容五花八门，其中有不少是私生活方面的，我看出：一些内容纯属泄私愤！
我四处走走看看，疑问越来越多，无从找到答案。切身问题是：如果不再与知识打交道了，我又能干什么呢？那滋味儿像百爪挠心，后悔不该考什么学。还不如初中毕业就上班去，早点儿给爹妈挣钱呢。
我住在院职工医院，逐渐对环境和人熟悉一些。当时，同病房的王老师经常回家走动，小丁的男友时常约她出去玩。病房里往往只剩我一个人，或看书，或唱歌。有一天心情不错，唱了几首电影插曲，九九艳阳天、地道战中插曲等。由于病房里人少，走廊里也静，声音飘到远处，引来了一些病号儿站在我病房门口听。我全然不知，完全沉浸在美好的歌曲意境之中。唱完了，外面响起了掌声，我如梦初醒，发现门外好几个人。
我本来喜爱体育运动，医院的活动室里有乒乓球台，当时我不会打乒乓球，看到有两个男生在打球，站下看了一会儿。其中一位长得高高白净的男生停下拍儿，示意让我打会儿。我红了脸说不会，这位男生笑着说：歌儿唱的那么好，哪能不会打球呢？我这才知道他也听过我唱歌。
我决心学打乒乓球，那个男生自告奋勇当教练。他自我介绍说：我姓杨，是勘探系四年级三班学生。听他说话好似南方人，我说：我们62级全是东北招生，怎么能有南方人呢？小杨又说：我本是六一级，由于生病休学一年，到了六二级了。我说：太可惜了，耽误了一年。小杨问我什么病，我说了，他又介绍自己是肾病，一个肾有病。
我跟小杨学打乒乓球，入门很快。他不失时机地表扬我：呀，悟性好，都会提拉抽球了。我红了脸，不好意思被人夸赞，只管打球。休息时，小杨说：今天太阳好，风不大，下午去吉林大学看大字报好吗？我想：吉大就在地院近邻，出去走走看看大字报也好，我答应去，下午两点半在医院大门口儿汇合。
没到两点半我就去了大门口儿，而小杨去的更早，我抱歉说：我来晚了。小杨说：都来早了，然后二人大笑起来。我们朝东走了一会儿，我身体虚弱，走一会儿便累了。我建议在马路牙子上坐一会儿，小杨坐在一棵树下，说：你太瘦了，赶快把病治好，长胖点才行啊。我说：这不是住院治疗吗？小杨说这儿只可以康复，治疗不行。我说：凑合着吧，说不定医院也闹革命关大门呢！
小杨沉默了一会儿，忽然一本正经地说：毕业以后去上海吧。那里的医疗条件好一些。我低头不语，小杨又问：你说行不？然后又加了一句：我喜欢你。我全听明白了，摇摇头说不可能的。小杨急切的问为什么，我说我听人说上海人瞧不起外地人，管外地人都叫乡下人。小杨着急的说：没那个事儿，我自己喜欢，谁管得着？我接茬问：“你妈能管不着吗？这回小杨没说什么，他想拉我的手，我躲开了，在吉林大学看了一会儿大字报就回医院了。
从那以后我们还是好朋友，他听我唱歌，我看他打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