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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五帝时代（距今6000-4000年），是中国原始社会的部落联盟时代。五帝时代由轩辕氏黄帝开始，后面继任者都是他的子孙后代。禹也是黄帝的后裔，因治理洪水有功，接受帝舜的禅让，继承为部落联盟首领（在位二十年），后创建夏王国（在位十年）。大禹为五帝时代的继承者，又是夏王国的开创者，但他大部分时间在五帝时代，可以把五帝时代和大禹时期合称为轩辕氏时代，这一时代处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出现一大批革命性的产品。
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组织更先进。耒耜锄耕，种植五谷，拳养更多的家禽家畜，加以捕渔打猎，食物的保障已经大大提高。种麻织布、养蚕织绸，穿衣保暖问题得到解决。不管是半地穴式还是干栏式房屋，解决了住的问题，也解决了更多的人居住地一起，形成氏族村落。人、氏族之间已经形成了使用原始“图形文字”的习惯，沟通交流记录更加通畅。随着氏族村落扩大及种植田地的增多，大村落又会象细胞分裂一样分割成两个小村落续编发展，并有共同血统或相近血统的氏族逐渐向更有组织性的部落发展——部落内各氏族地位平等，由各氏族推选产生部落首领，公共事务由各氏族首领组成的部落议事会讨论决定。更近一步，为了更好保障部落的安全问题，形成了新的部落联合的组织方式，即部落联盟。部落联盟的主要职能是共同从事军事行动，保障联盟内各部落的安全。联盟内各部落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各部落内部的一切事务由部落独立处理。联盟设联盟议事会，议事人员由各部落首领组成，一切公共事务由联盟议事会讨论决定，包括由议事人员选举一名人员作为联盟议事会的首领，也即部落联盟的盟主。部落联盟的完善发展，可能会涉及到更多的公共事务：如技术共享及技术开发、与农耕有关的水利等等。
这些革命性的产品当中，首推的是车。有说是轩辕氏黄帝首先造的车。《楚辞·远游》里说“轩辕不可攀援兮”，汉代的王逸注解这句话就说“ 轩辕，黄帝号也。始作车服，天下号之为轩辕氏也”。这就如钻燧取火故号之为燧人氏和耒耜耕种故号之为神农氏一样的道理，黄帝作车才号之为轩辕氏。又有说是奚仲造的车。《墨子·非儒下》载：“古者羿作弓，仔作甲，奚仲作车，巧垂作舟。” 《玉篇·车部》云：“车，夏时奚仲造车，谓车工也。” 我觉得都有可能，只是造的车不一样：《古史考》说“黄帝作车，引重致远”，黄帝的很原始简陋，给一个架子上安装两个可以滚动的轮子，成了可以拉东西的车——是为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的。《古史考》又说 “黄帝作车，少昊驾牛，禹时奚仲驾马，仲又造车，广其制度也”，大禹时的奚仲造的是马车，是对原来的车的完善，可以运物载人，是交通工具了，也是了不起的发明。不管车是谁发明的，都是中国科技史上的一件大事。由普通车发展到马车，解决了陆地交通的问题，促进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和信息的传递，扩大了商贸运输活动和文化的交流。随着以后战争的加剧，马车改造成马拉战车生，在军事上可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二是船。船是倕发明的。倕是尧时巧匠，又称为巧倕，亦作巧垂。《墨子·非儒下》说“ 巧垂作舟”；《山海经·海内经》说“又有不距之山，巧倕葬其西” ，郭璞 注为“ 倕，尧巧工也” 。船解决了交通中遇到的江河湖泊的问题——当然还有以后还可以飘洋过海，这也是很重要的发明。
第三是弓箭。有说是尧时的那个射了九个太阳的后羿（不是太康失国后羿代夏的那个后羿）首先造的弓箭。《墨子·非儒下》说“古者羿作弓”；《楚辞章句》记载：“尧时，十日并出，草木焦枯，尧命羿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乌皆死，堕其羽翼，故留其一日也。” 另有说是黄帝时的挥造的弓，夷牟造的箭。《世本·作》说“挥作弓，夷牟作矢”， 三国宋衷注“挥、夷牟，黄帝臣”。看样子是说，挥造的弓箭，但夷牟完善改造挥发明的箭，让箭更锋利并且可以射得更远，更有杀伤力。不管弓箭是谁发明的，都是兵器史上的一件大事。弓箭，使得人们能够在较远的距离准确而有效地杀伤猎物；在冷兵器时代，是军人与猎人使用的重要武器之一。
在轩辕氏时代，考古还发现了铜器物品，说明已经掌握了铜的冶炼铸造技术，这是了不起的成就。轩辕氏时代，不仅是成熟的新石器时代，已经悄悄地进入铜石并用时代。甘肃林家遗址 （距今5000年前）出土铜刀一把，由锡青铜模铸而成，刀身薄厚均匀，短柄长刃，长12.7厘米，宽2.5厘米。甘肃齐家坪遗址（距今4000年前）出土有一面直径6.2厘米厚0.3厘米的铜镜。河南王城岗遗址（距今4000年前）出土一片青铜器残片，只有5、6厘米见方，由锡铅青铜铸造而成 。山东城子崖遗址（距今4500-4100年）出土有陶器、石器、蚌器和少量铜器。河南煤山遗址（距今约4500年）出土了炼铜坩埚残块，其中最大的一块长5.3宽4.1厚2厘米，上面保存有六层冶铜痕迹。说明当时已初步掌握了炼铜技术。西安姜寨遗址（公元前4600～前3690年）土两件金属物，为半圆黄铜残片、断裂的黄铜管。姜寨黄铜的物质组成非常复杂，还有少量的砷元素、锡元素、锌元素以及硫元素，提纯质量未达“冶炼标准”，但至少说明当时已初步掌握了炼铜技术。
在轩辕氏时代，制陶技术快速发展。轮制法工艺已经得到普及。精美的彩陶发展成熟。半山遗址的彩陶造型宽厚、雍荣华贵、纹饰繁密，与器型共同构成一种雄伟宏大的气势，达到我国彩陶文化的高峰。需要比较先进的烧制工艺技术的灰陶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器表更加光滑，逐渐形成夹砂陶减少泥质陶增多的变化情况。声如罄、薄如纸、亮如镜、硬如瓷的黑陶（黑色磨光陶）开始生产制造并迅速发展，为继彩陶之后，中国新石器时代制陶工艺出现的又一个高峰。山东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黑陶蛋壳高柄杯，以其高超的制作工艺和优美的造型，被誉为"中国古代陶器的颠峰之作"。
在《穿的革命：伯余作衣》这一章节已经讲了纺坠和腰织机纺织技术在轩辕氏时代已经发展成熟，已经可以纺蚕丝织丝绸。养蚕技术当然是这个时代的发明，有的说是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的。《续汉书礼仪志》说，“ 是月,皇后帅公卿诸侯夫人蚕。祠先蚕,礼以少牢”，李贤为之注说，“《汉旧仪》曰：春蚕生而皇后亲桑于菀中。祭蚕神日菀窳妇人、寓氏公主，凡二神。北齐始祀黄帝元妃螺祖为先蚕神，以与妇女相合。嗣后道教；民间皆以其为蚕神，奉祀至今”。对于《通鉴外记》和《路史·后纪五》记载嫘祖先蚕的事迹，那更是宋朝作者的事情了。是后世的人民需要祭祀一个先蚕神，南北朝起就把螺祖给供上了——列一个优秀的且有名字的五帝时代或之前的女人的可选项真是太少了——又没人有胆把大神女娲拉下来兼职先蚕神——当然古人也知道：那时还做不了衣服养蚕又有何用？实际上发明养蚕技术，这是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个偶然的过程。先民们在采集野果时发现野蚕茧不难，难的是几百年上千年不知道这个东西有什么用？能吃？好象不能。但终有个吃货不信，又没有吃过——这个绝对吃货真有胆量试着去吃，咀嚼，大概里面的蚕蛹没坏死，味道不错，继续咀嚼，直到没有什么味道，吐出咀散的蚕茧，已经发现竟然是有丝——好在这时已经有了纺丝织布的技术——知道丝是个绝好之物。世界上所有用过丝织品的人、所有从事养蚕、缫丝、织绸的丝织产业人员，都要感谢这个中华先民一吃之下挖掘出了新的纺织原料蚕丝，不经意地点上一盏明灯，照亮了后世的丝绸文明之路——此无名的吃货先民有资格被我们称为“先蚕氏”。知道了蚕茧的作用，后面的问题就相对简单了，对于能驯养凶猛野猪成家猪的后人，还搞不掂一只小蚕的饲养？
养蚕的发明，不同于车舟这一类的发明。发明类型有三种：渐悟式、顿悟式和偶然式。渐悟式是要经历王国维先生所说的治学三种境界，要望尽天涯路，要衣带渐宽终不悔，经众里寻他千百度的不懈努力，才功到事成。如纺坠和腰织机这样的纺织技术发明，且不是一个人的努力，还是多代人的智慧结晶。顿悟式是通过某种启发物或启发事件，灵光一闪，智慧迸出，直接就是王国维先生说的第三境界的结果，“回头蓦见，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如有巢氏看到鸟窝就顿悟构木为巢。偶然式呢？没法靠渐悟式的努力，也没法靠顿悟式的智慧，就靠某种超人的胆识做别人没做过的事情（连自己都无法预知会有什么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幸运地发现了不寻常的东西，从而开创的新的发明之路。当然也有更幸运的，超人的胆识都使不上，机缘巧合就发现了不寻常的东西。养蚕的发明就是如此，当然首先得靠先蚕氏超人的胆识。
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轩辕氏时代，石铲、石锄、石耜、骨耜、石犁等翻土工具，石刀、蚌刀、石镰、蚌镰等收割工具，石磨盘、棒、研磨器、木杵等粮食加工工具，所有这些生产工具更加完善成熟，人的劳动能力的大幅提高，从种植到粮食加工中分离出更多的人员或时间从事畜牧和纺织，出现了种植、畜牧和纺织齐头并进高度发展的局面，人口急剧增加，社会复杂度程度不断提高，出现了原始城堡、城垣和大型建筑。西安姜寨遗址（公元前4600～前3690年）是面积达5万平方米的大型建筑遗址，分为居住区、窑场和墓地三个部分。居住区略呈圆形，布局较整齐，总面积约2万平方米。中间为4000多平方米的一块广场，所有房屋都围绕广场形成一个圆圈，门户也向中央开。房屋有100多座，按位置可分为地面建筑、半地穴和地穴式三种类型。在居住地内外有许多陶窑。墓地主要在居住地区外东南方，有600多座墓葬。
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组织的发展，也推动了私有制的产生，打破了原先氏族内贫富均等的状态。部落和部落联盟的形成，部落首领和氏族普通成员之间的社会地位逐渐有了高下之分，以部落首领为主的特权阶级或贵族阶级逐渐产生。贵族阶级的产生，在分配氏族或部落的生产资料和劳动收入就享有特权，同时部落之间的战争产生的俘虏也逐渐沦为贵族阶级的奴隶。贵族阶级的壮大，部落首领也逐渐形成了世袭制。甚至，部落联盟的盟主也逐渐形成了由上一任盟主指定下一任盟主的准世袭制——后世往往把上一任盟主指定为非直系亲属为下一任盟主称禅让制。在轩辕氏时代的末期，社会已初步分化形成了三个阶级：以部落首领或曾经的部落首领成了拥有奴隶的奴隶主，成了贵族阶级；氏族普通成员成了平民阶级；破产的平民、战争的俘虏成为奴隶阶级。在这样贫富差距和阶级分化不断加剧的变化中，部落联盟逐渐从公有权力转为私有权力，演变成了原始的部落联盟式王国，中国早期国家就此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