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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和毛泽东主席相继逝世。10月6日，华国锋（1921年-2008年）、叶剑英（1897年-1986年）等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并采取有力措施控制了上海局势。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延续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1977年8月，复出的邓小平（1904年-1997年）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作出恢复高考的决定；同年10月12日，国务院正式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1978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发表讲话，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着重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观点。但在“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错误方针的严重影响下，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前进中出现徘徊局面。
当时中国的情况，境内所有的企业均为国营或集体所有制企业；农村以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一般为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组织）或国营农场组织生产；这是十分纯粹的计划经济成长模型。这是一个封闭自守的经济体，与世界经济体系基本“绝缘”。在国营或集体工厂，看到的是松垮的工作态度，设备老化，无生产定额，基础人才极度空乏，人浮于事，生产效率极度低下的局面。生产队工分制形成了普遍的平均主义和磨洋工的现象，是导致农村集体经济效率低下的原因之一。农业生产在统购统销制度下，口粮之外的粮食剩余几乎全部被政府部门以低价收购，各生产队既没有多少积累用于农技的发展，更缺乏多生产粮食的积极性。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文章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这是从根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的否定。 6月2日，邓小平（1904年-1997年）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针对当时的形势再次精辟阐述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这个讲话在关键时刻给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有力的支持。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从理论上系统地回答了对于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所提出的种种责难。同时，中央和地方报刊也发表了许多阐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章，其中包括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部队领导同志的文章，从而推动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全国轰轰烈烈地深入展开。
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推动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为中共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
1978年12月18日-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中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这次会议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会议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
1978年中国农村改革已经在安徽省滁县地区展开。来安县烟陈公社魏郢生产队采取包产到组的办法，增产效果十分显著；当年全公社许多生产队因大旱粮食减产，这个生产队却增产30%。天长县新街公社在抗旱中实行棉花管理责任到人、超产奖励的责任制，单产提高89.6%。在省委第一书记万里（1916年-2015年）的支持下，滁县地委以文件的形式将几个典型调查报告印发全区，要求各县先在一个大队或一个公社试点，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广。到1979年3月底，全地区实行包产到组、包干到组、联产计酬的生产队已占生产队总数的68.3%。1978年底和1979年初，全区已有部分生产队暗中搞了联产承包到户，主要是包产到户，增产效果显著。来安县1979年粮食增产4.4%，其中包产到户的队增产37%，包干到组的增产12.5%，包产到组的队增产3.4%，仍然以队为基础，搞“大呼隆”的队则减产6.7%。嘉山、凤阳、定远等县也出现了队不如组，组不如户的普遍情况。
1978年11月24日，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18户农民秘密开会，按下了18个手印，搞起包干到户，比包产到户更向前迈进了一步。1979年10月下旬，小岗生产队大包干后的第一个秋天，滁县地委领导们来到小岗生产队，丰收说明了一切。当时地委没有对承包到户下禁令，而是同意继续承包。1980年春节前夕，万里来到小岗生产队，当即表示，“地委批准你们干一年，我批准你们干三年”。5月，中央领导发表谈话，肯定了一些地方大包干的做法。9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认为包产到户“没有什么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到1983年，全国实行"双包"的生产队达到了93%，其中绝大多数实行的是包干到户。包干到户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主要形式，这一制度的目的在于改变农民生产积极性低下状态，结束农村集体耕作的弊端。
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回过头去看包干到户。据记者采访小岗村原生产队长，说未单干时只能收3万斤粮食，单干后当年就收了18万斤，一下子就翻了6倍都不止。这是有水份的。据1994年3月4日《人民日报》的《在史诗中裂变的小岗村》所述，1979年秋收，小岗村的粮食总产由1978年的3.6万斤猛增到13.2万斤，人均收入由上年的22元跃升为400元。这依然是有水份的。事实是小岗村全村1000多亩地，除了517亩包产地，，其他的都荒掉了。大包干后，这些荒地都被利用起来了，相当于增加近一倍的种植地——粮食总产增产一倍多一些还是有可能的，在农业生产技术未改变的情况下，粮食单亩产量要翻一倍以上是完全不可能的。单干前的3万斤（或3.6万斤）粮食，是不包括番薯（山芋）的；单干后的18万斤（或13.2万斤），当然为了宣传的需要把番薯包括进去了。水份来自于前后的统计口径不一样和宣传的需要。当然也不能否认，包干到户提高了小岗村民的生产积极性，利用了荒地，也更加精耕细作，粮食、花生、番薯都获得了丰收，解决了温饱问题，从此再也不用去讨饭了，这也是很了不起的。中国到1983年，全国农村基本实行包干到户。下面再看看包干到户对粮食的影响，下面是我国1975年到1994年的粮、棉总产量、化肥用量和种植面积：
年份 粮食 增率 棉花 化肥 种植面积 人口 人均粮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公顷) (亿) (公斤)
1975 28452 3.25% 238.1 536.9 12106 9.2420 307.9
1976 28631 0.63% 205.5 582.8 12074 9.3717 305.5
1977 28273 -1.27% 204.9 648.0 12040 9.4974 297.7
1978 30477 7.23% 216.7 884.0 12058 9.6259 316.6
1979 33212 8.23% 220.7 1086.3 11926 9.7542 340.5
1980 32056 -3.61% 270.7 1269.4 11723 9.8705 324.8
1981 32502 1.37% 296.8 1334.9 11495 10.0072 324.8
1982 35450 8.32% 359.8 1513.4 11346 10.1654 348.7
1983 38728 8.46% 463.7 1659.8 11404 10.3008 376.0
1984 40731 4.92% 625.8 1739.8 11288 10.4357 390.3
1985 37911 -7.44% 414.7 1775.8 10884 10.5851 358.2
1986 39151 3.17% 354.0 1930.6 11093 10.7507 364.2
1987 40473 3.27% 424.5 1999.3 11126 10.9300 370.3
1988 39408 -2.71% 414.9 2141.5 11012 11.1026 354.9
1989 40755 3.31% 378.8 2357.1 11220 11.2704 361.6
1990 44624 8.67% 450.8 2590.3 11346 11.4333 390.3
1991 43529 -2.52% 567.5 2805.1 11231 11.5823 375.8
不可否认，包干到户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和棉花都有增产，总体种植面积变化也不算大。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不能无限度地让粮棉增产，以后化肥用量的增加、杂交水稻的推广等是粮食增产的主要原因。农村实行包干到户，最大的作用是解放了农村劳动力，为乡镇企业和后续中国的工业化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农民工”。
中国工商改革和对外开放也在推进。广东顺德大进制衣厂于1978年8月8日开张，东莞太平手袋厂于10月8日开张，这是最早的“三来一补”工厂。1978年全年签订了78亿美元的外资引进协议，而其中有一半左右金额是12月20日到年底的短短10天里抢签的合同。1979年4月，香港霍英东在广州盖五星级宾馆白天鹅宾馆。5月1日，北京全聚德烤鸭店的餐厅使用面积近四千平方米的和平门分店开张。7月20日，招商局袁庚（1917年-2016年）创办蛇口工业区。在1979年，以“放权”为主题的国有企业改革正式拉开序幕，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八家大型国企率先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到年底，全国的试点企业达到4200家。在1979年，宣布解禁农村工商业，家庭副业和农村集贸市场得到认可，个体工商户批准开业。1979年7月，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5月，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这四个出口特区改称为经济特区。1982年10月，蛇口开发区树一块很大的标语板，上面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1983年4月， 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9月，国务院发布《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规实施条例》，同意《关于进一步放开小商品价格的报告》。1984年4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这14个港口城市，对外开放由点及面，最终形成了沿海全境开放的格局。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确认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从1985年起，又相继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1986年乡镇企业的崛起。12月，国务院作出《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提出全民所有制小型企业可积极试行租赁、承包经营，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要实行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1987年10月25日-11月1日，中共十三大举行。十三大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四项基本原则为立国之本，以改革开放为强国之路。1988年增辟海南经济特区。9月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当年鲁冠球完成杭州万向节厂产权分配，万科开始股份制试点。1989年开始治理整顿，恢复计划性调控，商品从过热徒然变成滞销。1990年开放上海浦东新区，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
下面是1977年-1991年历年GDP指标(GDP单位亿元)：
年份 GDP 增长%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91年 21,782 9.2 5,342 9,102 7,337
1990年 18,668 3.8 5,062 7,717 5,888
1989年 16,992 4.1 4,266 7,278 5,448
1988年 15,043 11.3 3,865 6,587 4,590
1987年 12,059 11.6 3,233 5,252 3,574
1986年 10,275 8.8 2,789 4,493 2,994
1985年 9,016 13.5 2,564 3,867 2,585
1984年 7,208 15.2 2,316 3,106 1,786
1983年 5,963 10.9 1,978 2,646 1,338
1982年 5,323 9.1 1,777 2,383 1,163
1981年 4,892 5.2 1,559 2,256 1,077
1980年 4,546 7.8 1,372 2,192 982
1979年 4,063 7.6 1,270 1,914 879
1978年 3,645 11.7 1,028 1,745 872
1977年 3,221 7.6 951 1,509 761
改革开放十几年来，社会生产力得到很大的发展，尤其是第二、三产业得到更快的发展。80年代中期，中国的工业总产值跃居世界第三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