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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6月，中共三大确定与中国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1924年1月，孙中山在共产党帮助下，主持召开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与和努力下，大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全国。1927年蒋介石（1887年-1975年）和汪精卫（1883年-1944年）先后“清共”，国共合作破裂。
在革命的危急关头，1927年7月中旬，中央临时常委会果断决定了三件大事：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组织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粤、赣四省农民发动秋收起义；召集中央紧急会议讨论决定大革命失败后的新方针。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1879年-1942年）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消了他在党内的职务，选出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毛泽东（1893年-1976年）出席了这次会议，并提出了著名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称为八七会议。
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在周恩来（1898年-1976年）、贺龙（1896-1969年）、叶挺（1896年-1946年）、朱德（1886年-1976年）、刘伯承（1892年-1986年）等的领导下，２万多名颈扎红领带、臂绑白毛巾的起义将士，以“山河统一”为口令，打响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8月3日后，起义军撤离南昌，经抚州、赣州南下广东，贺龙在瑞金火线入党。10月初，起义军主力在潮汕地区遭到敌人优势兵力的围攻而失败，一小部分部队转入广东海陆丰地区，与当地农军会合；驻三河坝的起义军在朱德、陈毅（1901年-1972年）等率领下，进入粤赣边界地区。10月21日，朱德、陈毅率800余人部队来到江西安远天心圩，此时部队军心动摇，有溃散的危险。次日傍晚，朱德在排长以上军官会议上斩钉截铁地说，黑暗是暂时的，要革命的跟我走，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的，革命一定会成功！信念坚定的话语点燃了战士们的斗志，稳住了军心。朱德接着领导部队开展了“赣南三整”（天心圩整顿、大余整编、上堡整训），在部队建立党支部，实现党对军队的全面领导，为保住革命火种起到了关键性作用。11月底，朱德巧妙利用了在云南讲武堂同学时任国民党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1887年-1939年）将军的关系，将八一起义军余部改编为国民党军范部名义上的第140团。朱德化名为王楷，革命部队以140团名义休整，驻扎在韶关地区，并得到弹药、冬装、棉被等各种装备的补给，官兵也获得两个月的薪饷。后来朱范合作之事被告密，范石生则把这一消息告知朱德，让朱德从容率部离去。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部转入湖南，参加湘南暴动。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受中共中央委派，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长沙，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组织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安源工人纠察队矿警队、萍乡浏阳等地的工农武装分别在修水、安源、铜鼓组成三个团总为一个师于9月9日发动起义，目标为夺取长沙。三路起义部队均相继受挫，鉴于此，毛泽东组织召开前敌委员会决议：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决定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中去坚持武装斗争，发展革命力量。9月29日，起义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时已不足千人。当晚，毛泽东召开了前敌委员会，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10月3日，起义部队离开三湾村，开始向井冈山进军。10月27日，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的茨坪。到达井冈山后，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组织工农政府，建立地方武装，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以及革命根据地结合在一起的根据地建设模式，为日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与壮大过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
1928年4月28日，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和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与南昌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原宁冈县砻市）胜利会师。5月4日，两军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王尔琢（1903年-1928年）任参谋长，辖3个师，朱德、毛泽东、陈毅分任第10、第11、第12师师长，共1万余人。不久取消师的建制，编为6个团。5月下旬，第30、第33团返回湘南开展游击战争，红四军缩编为4个主力团，计6000余人。红四军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规模最大、兵员最多、影响最深、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革命武装部队。朱毛井冈山会师和红四军的成立，这是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对巩固扩大全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推动全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
1929年1月起，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开始开辟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1930年底至1931年秋，经过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后，中央苏区正式形成。1931年11月7日至20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央苏区先后辖江西、福建、闽赣、粤赣、赣南5个省级苏维埃政权， 60个行政县。中央苏区总人口为453万，总面积约8.4万平方公里。
毛泽东总结战斗经验，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整顿和改编部队，确立了共产党对军队领导的根本原则，确定"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总结经验形成了工农红军的行动准则——“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1929年1月，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部队的实践经验，“六项注意”中又增加了两项：洗澡要避女人、不搜俘虏的腰包，形成了最初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工农红军南征北战，形成了最终版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1935年10月，红15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程坦（1907年-1980年）借用鄂豫皖苏区流行的歌曲《土地革命已经成功了》的韵律，完成了《红色军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毛泽东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军队的问题。
毛泽东在作战实践中提出游击作战十六字诀，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是关于人民军队在敌强我弱条件下广泛开展游击作战的指导性方针。1928年1月，毛泽东率部攻克遂川县城，在遂川县城召开了遂川、万安两县县委联席会议，会上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十二字诀”。1929年4月5日，毛泽东在瑞金起草的《前委致中央的信》，信中说：“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踪，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这封信第一次完整地记载了“十六字诀”。这一广为人知的游击作战十六字诀，不仅在数次反“围剿”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也在抗战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
1928年12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井冈山《土地法》，共9条。这个土地法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土地分配的原则和方法是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主要以乡为分配单位。由于当时尚不知道中共六大的有关精神和缺乏经验，这个土地法还存在一些缺陷，一是规定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容易侵犯中农的利益；二是规定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而不是属于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禁止土地买卖。井冈山《土地法》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制定的第一部较为成熟的土地法，它的颁布和实施，改变了几千年来地主剥削农民的封建土地关系，从法律上保障了农民对土地的合法权益。1929年4月，红4军攻占兴国，成立了赣南第一个工农兵政权——兴国革命委员会。在总结赣南土地革命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兴国《土地法》，共8条。这个土地法将井冈山《土地法》中规定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原则的改正。7月，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提出自耕农的田地不没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要没收，但在革命初期不没收其土地，也不废除其债务；对农村小地主要没收其土地，废除其债务，但不要派款及其它过分打击；对大小商店应取一般的保护政策（即不没收）。规定土地的分配方法，应以乡为单位。在分田时（在原耕基础上）以“抽多补少”为原则，按人口进行平均分配。在井冈山、赣南、闽西等地进行的土地革命，为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伟大的土地革命斗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则是土地问题。只有帮助贫苦农民解决土地问题，才能调动起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在1928年十月、十一月先后写成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重要著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是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为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的一部分，原题为《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井冈山的斗争》是毛泽东同志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作于1928年11月25日。在这两篇著作中，毛泽东指明了在反动统治薄弱的农村积聚力量，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政权的道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毛泽东在1930年给林彪（1907年-1971年）的一封信，是为答复林彪散发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征求意见的信。1948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公开刊行这封信时不要提他姓名。此文进一步阐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 。
《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1930年5月为反对当时中国工农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关于调查研究问题的重要著作，原名《调查工作》。此文中从认识论高度第一次鲜明地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著名论断；阐明了社会调查的重要意义，以及调查的目的、对象、内容、方法和一些技术细节；揭露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及其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批评了红军中一部分人安于现状、墨守成规、迷信“本本”、不愿作实际调查的保守思想，指明了从前调查方法的缺点和改进方向。还阐述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重要性。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党的思想路线。
其实早在1925年12月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就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既反对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也反对了以张国焘（1897年-1979年）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毛泽东最早阐释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代表性文章。1927年3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充分估计了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伟大作用，明确指出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性；科学分析了农民的各个阶层；宣传了要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
毛泽东这些重要著作，是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的一个标志。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三个基本点的思想雏型，阐述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标志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政权的“革命新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里程碑，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毛泽东、朱德等开辟中央苏区的同时，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湘鄂赣、湘赣、赣东北等苏区也相继创建了，工农红色革命呈现一片欣欣相荣的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