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用户
在《轩辕氏时代的技术革命》章节已经说过，考古已经发现五帝时代的铜器物品，说明五帝时代已经掌握了铜的冶炼铸造技术。到了夏王朝，铜器并没有得到大量的运用，生产工具仍以石器为主。河南二里头文化遗址（公元前1800年~前1500年）出土的生产工具，仍以石器为主，骨角器和蚌器也还在使用，在一些房基、灰坑和墓葬的壁土上留有用木质耒耜掘土的痕迹。当时的劳动人民使用这些比较原始的工具发展农业生产，生产水平还不算很高。但遗址也出土了青铜铸造的刀、锥、锛、凿、镞、戈、爵等工具、武器和容器，同时还发现有铸铜遗址，出土有陶范、铜渣和坩埚残片。出土的铜容器系采用复合范铸成，反映当时的铸铜工艺已有一定规模和水平。
到了商王朝，青铜器的铸造技术相当成熟。各种礼器、酒器和常用的器具十分精美，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重达875公斤，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戈、矛、刀、斧、矢镞、头盔等武器装备已使用青铜铸造。也开始使用青铜农具。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出土青铜器480多件,其中有农具多件，如犁2件、臿2件、耒1件、耜1件、铲12件、镰5件、铚1件、钁1件等。
周王朝是中国历史上青铜器鼎盛时代。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主要分为礼乐器、兵器及杂器。礼器在古代的礼仪中使用，包括烹炊器、食器、酒器、水器和神像类。乐器也主要用在宗庙祭祀活动。所有青铜器中，礼器数量最多，制作也最精美。周代出现了工艺极其精湛和先进的青铜器，采用了浑铸、熔模铸造、铜焊、镶嵌、铆接等青铜器制作工艺，以及平雕、浮雕、圆雕、透雕、错金、镶嵌等多种装饰工艺，集中反映了我国当时先进的青铜冶铸水平。即使青铜器多为礼乐器，周代青铜农具使用也比商代更为广泛。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青铜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中国最早的铁器出现在商王朝。甘肃磨沟遗址出土两块铁条，经检测为人工冶铁制品，距今3510年~3310年之间。河南省三门峡出土的虢国玉柄铁剑（被誉为“中华第一剑”），距今2800年（为西周晚期）。考古表明，西周晚期已经开始大规模冶炼铁器并将其运用到生产生活中。山东临淄齐故城阚家寨冶铁作坊遗址，面积达40余万平方米，经对这一遗址出土的生铁冶炼渣的碳14测定，其年代可早至西周晚期。科学分析还表明，遗址作坊所用铁矿石来自齐故城西约10公里的临淄铁山。现铁山还保存有古代开采铁矿石的老矿洞和原露天矿石开采面等遗迹。铁山东侧有冶里村，当是春秋时期齐国组织冶铁的机构所在地。
齐国不仅是先秦诸国中最早开始大规模冶炼铁器的的国家，也应是最早使用铁制农具的国家。在春秋管仲（约前723年-前645年）执政时期（春秋早中期），齐国已用铁器农耕了。《国语·齐语》云“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鉏夷斤劚、试诸壤土”，”美金”指青铜，“恶金”就是铁，这是我国关于使用铁制农具最早的文字记载。《管子》是记录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管仲及管仲学派言行事迹的书，其中有大量关于齐国冶铁的内容，是中国记载冶铁的最早文献之一。《管子·轻重乙》云“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鎒、一椎、一铚，然后成为农。一车必有一斤、一锯、一釭、一钻、一凿、一銶、一轲，然后成为车。一女必有一刀、一锥、一箴、一鉥，然后成为女”，意思是说，耕者必须有耜、铫、镰、鎒、椎、铚等工具才能做农事，修造车辆的工匠必须用斤、锯、釭、钻、凿、銶、轲等才能造车，妇女必须有刀、锥、箴、鉥才能做女工。这些工具均为铁制，说明铁器在当时齐国各行业已经广泛使用。《管子·地数》云“上有赭者，下有铁”，如果上面呈现赤褐色，下面便会有铁，这表明春秋时期人们已经懂得了如何找铁矿。《管子·地数》云“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山”，当时已经发现了不少铁矿。春秋中叶齐灵公的《叔夷钟》铭文记载，齐灵公一次就赏给叔夷“造铁徒四千”，足见当时齐国冶铁规模之大。齐地考古也发现多处出土战国时的铁器：临淄商王墓地（战国晚期墓葬）出土铁器103件；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墓（战国早中期）出土铁器，其中有土铁削两件；临淄孙家营村出土战国铁制农具7件。
如果说，齐国在春秋早期或中期已经使用铁制农具仅限于文献记载而缺少出土春秋时期铁制农具的物证，那么，至少在春秋晚期铁制农具已用于农业生产的考古物证就来自多处遗址 。江苏六合程桥的吴国墓、湖南常德德山的楚国墓、长沙的楚墓、山西侯马的北西庄等遗址均出土多种春秋晚期的铁器，其中不乏铁耒、铁耜、铁铧等农具。春秋晚期的农耕，依然大量使用木石骨蚌等原料所制农具，也使用一些青铜农具（如铜锄、铜铲等），铁制农具的使用还处于初期阶段，但却标志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战国时期，冶铁业已普遍推广，其生产规模也大为扩大。例如：前面所说的山东临淄齐国故都冶铁遗址达40余万平方米；河北易县燕下都城址内有冶铁遗址三处，总占地面积也达30万平方米。这时期还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冶铁手工业中心，如宛（今河南南阳）、邓（今河南孟县东南）和河北的邯郸等。铁器已推广应用到社会的各个方面，铁制农具在农业生产中已占主导地位。例如：石家庄赵国遗址出土的铁制农具已占全部农具的65%；辽宁抚顺莲花堡的燕国遗址出土的铁制农具，在全部农具中已占85%以上。铁制农具趋于成套化，且发明了铁犁铧，这更加有利农业精耕细作。在河南辉县战国魏墓中，出土铁器65件，其中铁农具58件，有犁铧、钁、锄、铲、锸、镰、斧等一整套农具。其中两个“∨”形的犁铧，虽还没有翻土镜面的装置，但已能起破土划沟松土的作用——其用来在土地上豁出一条条沟，土向两边排出，中间为沟，达到松土的效果。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也出土了战国时期的铁犁铧。铁犁铧的发明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发展到了汉代，农具铁犁已有犁壁，能起翻土和碎土的作用。冶铁业不断地发展，到了战国后期，铁器遍布七国，并传播到北方的匈奴和南方的百越。
铁器坚硬锋利，胜过木石和青铜工具。木石工具渐渐消失，青铜工具日益减少，铁制工具已基本上替代传统的木/石/骨/蚌/青铜等工具成为各行各业的主要工具。锐利坚固的铁制工具大量地使用于农业和手工业，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铁器的使用也使大规模开垦荒地成为可能，促进了私田的发展，牛耕渐趋普遍起来。牛耕技术与铁制农具相配合，耕地就变为连续向前，用力少而效果好，这是耕作技术的一次重要改革，是农耕文明进入一个新时代的标志。铁器时代的到来，标志着我国古代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提高，土地私有化更为严重，产生了新兴的地主阶级，有力促进了中国古代社会由封建诸侯联盟制王国向中央集权制帝国的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