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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历纪元前后，佛教开始由古印度传入汉族地区。三国时期有天竺、安息、康居等的沙门来到中国从事译经。南朝宋、齐、梁、陈等各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北朝总的说来，历代帝王也都扶植佛教。在南北朝时，有大批外国僧人到中国弘法；中国也有一批信徒去印度游学，携回大批佛经。北魏时期佛教有了迅速的发展，闻名于世的大同云冈、洛阳龙门两大石窟，也由国家主持开凿。隋朝实行保护佛教的政策，佛教十分兴盛；并广置译场，罗致中外译师、名僧进行翻译、疏解佛教经典。南北朝及隋唐佛教义学的蓬勃发展，促成佛教各宗派的建立，其中以禅宗五祖弘忍（公元602-公元675）的弟子惠能创立的禅宗之南宗尤为有名。
慧能大师(公元638-公元713年)，唐朝人，是中国禅宗的第六祖。俗姓卢，先世河北范阳(今涿州市)人、后父亲被贬官到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慧能幼年丧父，家境贫困，靠卖柴供养母亲。有一天，送柴至客店，听见有人持诵《金刚经》，颇有领会，便问此经从何处得来，客人告以从黄梅弘忍禅师处受持此经。慧能遂生寻师访道之志，回到家把母亲安顿好后即北行寻师。到了黄梅东山后，慧能以“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获得了弘忍禅师的初步认同，后来以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获得了弘忍禅师的衣钵，是为禅宗六祖。慧能回南方隐遁了十多年后，到广州法性寺以“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奇语宣告出山。随后，慧能大师即于寺中为大众开示禅法。不久，他辞别众人到曹溪宝林寺，此后在曹溪宝林寺说法三十余年，后圆寂于新州国恩寺，并留下金刚不坏肉身舍利。
慧能大师弟子法海将慧能的生平事迹和言教集录成集，名《南宗顿教最上大乘坛经法》。惠昕本（兴圣寺本）根据繁本《坛经》删定而成，题作《韶州曹溪山六祖大师坛经》。高丽传本，题作《六祖法宝坛经》。明正统本及曹溪原本，题作《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六祖法宝坛经》流传至今，亦称《六祖坛经》，简称《坛经》，是禅宗的主要经典之一。毛泽东主席很欣赏禅宗六祖慧能，在众多经书中，《六祖坛经》也是他所欣赏的，他多次要工作人员找来阅读，并经常带在身边。毛主席说：“我不大懂佛经，但觉佛经与佛经是有区别的，有上层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如唐朝时六祖的佛经《六祖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 这也说明《六祖坛经》的确蕴含着积极向上的精神因素。
达摩祖师这位天竺高僧当年不远万里东来震旦，开创了一个令汉传佛教乃至中国文化满盘皆活的禅宗，六祖慧能是这一格局的全面开拓者。慧能传承的禅宗，让中国人知道佛教不从外来，如众生的佛性本具。得佛心者知佛不从外得，信佛教不从外来。慧能指出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之学，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以近乎革命的方式完成了佛教的彻底中国化。禅宗盛于六祖惠能，中晚唐之后成为汉传佛教的主流。大字不识一个的慧能大师就以这样的“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革命方式打败了包括西天取经的“海龟”唐僧玄奘在内的文字书本派。
一部坛经，讲的就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菩提自性，本自清静，但用此心，直了成佛”，这是顿教法门的总纲。“菩提自性，本自清静”就是佛性人人本具，而且本自清静无染。“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缘心迷，不能自悟”，因无明覆盖，迷而不觉，妄执分别，所以不能了见自性的本来面目，也不能证得自性本自具足的智慧德性。由此可见，众生与佛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心的迷与悟，心若背觉合尘，就是众生，就是凡夫，心若背尘合觉，就是佛。“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何处求真佛？汝等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原来正法的传授，根本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密付的只不过是众生本具的妙心，单传的也只不过是众生本具的自性。印度达摩西来传的就是这个心印。 “一切万法，不离自性。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人的自性——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可以产生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智慧。
“诸佛妙理，非关文字”，“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诵经久不明，与义作仇家”，“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恩则亲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听说依此修行，天堂只在目前”，“此须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电，口念心行，则心口相应，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恶”，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使从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不再否定“孝养父母”和上下尊卑的观念，不刻意抛弃世俗礼法。这种世俗化的倾向，使禅宗更接近中国传统文化。
唐代高僧永嘉玄觉（公元665年-公元713年）开悟后，在曹溪见六祖惠能并得到他的印证，开悟后的心得精华经由玄觉妹妹静居法师整理成《证道歌》。这首诗歌凝聚了佛教智慧和人生智慧的特有风采，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全诗二百四十七句，为长篇杂言形式，语言文字通俗，阐扬佛学禅理，唐宋时广为流传。禅宗《指月录》中曾说，“其著述传至西竺被称为《东土大乘论》”。将玄觉的《证道歌》喻之为印度的“大乘论”，无疑是对《证道歌》禅法、禅理的充分肯定和评价。
南岳怀让禅师（公元677年-公元744年）启发终日坐禅的道一，“汝学坐禅，为学坐佛？若学坐禅，禅非坐卧。若学坐佛，佛非定相。于无住法，不应取舍。汝若坐佛，即是杀佛。若执坐相，非达其理” 。开悟后的马祖道一禅师（公元709年-公元788年）主张道不用修，或者说任心为修。“汝等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佛，……心外无别佛，佛外无别心”；“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何为污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趋向，皆是污染。若欲直会其道，平常心是道。何谓平常心？无造作，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经云：非凡夫行，非圣贤行，是菩萨行。只如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马祖道一禅师的弟子百丈怀海禅师（约公元720年-公元814年）则进一步说明，“自古自今，佛只是人，人只是佛，亦是三昧定。不用将定入定，不用将禅想禅，不用将佛灭佛”，“悟了同未悟，无心得无法。只是无虚妄凡圣等心，本来心法元自备足”，“灵光独耀，迥脱根尘；体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无染，本自圆成；但离妄缘，即如如佛”，“衣是本有，垢是外来”。马祖道一禅师和百丈怀海禅师是中国禅宗史上里程碑式的高僧：“马祖建道场，百丈立清规”。
禅门五宗之一临济宗也说，“道流，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着衣吃饭，困来即卧。……你且随处作主，立外皆真”，“道流，且要自信，莫向外觅”。临济宗开始“狂禅”——“向里向外，逢着便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禅门五宗之一云门宗也“狂禅”——“我若遇如来，一棒打死，与狗子吃”。佛本来就在我们自己身上，佛祖你整了一大堆佛经骗得我们好苦，恨不得杀了你。自六祖慧能以下的禅宗，在精神上，在意志上，如当时没有非凡理解，没有非凡胆量，不敢出此等狂语，这可以说是一场真正的宗教革命。只是我们普通百姓都不知道，还去庙里拜什么佛拜什么菩萨。
六祖慧能大师当得起“宗教豪杰”，在他之后开出的禅门五宗（沩仰、临济、曹洞、云门和法眼），秉承灵山拈花的遗风，惠泽了无数后人！《六祖坛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诠释善恶、修行、顿悟等，给予很多人心灵启迪和精神力量。关于修行，六祖这样说，“若修不动者，但见一切人时，不见人之是非、善恶、过患，即自性不动”；“迷人身虽不动，开口便是他人是非、长短、好恶，与道相违背”。关于善恶，六祖这样说：“思量一切恶事，即生恶行。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我们不要纠结什么唯心主义，要从中吸收积极向上的精神因素。
对于无宗教信仰的人来说，禅宗难道也还有意义？禅宗告诉我们，本来我们一出生，就有一颗“宝石”在我们身上，他本“不增不减，不来不去，不垢不净，安宁自足”，用禅宗的话来说这就是“佛”。但是在长大的过程中不断受到污染，恶习附在上面，增加了垢污，减少了安宁，精神力量越来越没那么自足。大家知道孟母三迁，搬家这么辛苦搬来搬去做什么？孟母就是为了让孟子减少污染。好环境少污染，好榜样少污染。良好的教育是去垢增善，修炼也是去垢增善。这颗“宝石”，你见与未见，他就在那里；这颗“宝石”，你知与不知，他就在那里；他等着你去拂拭上面的尘垢，他等着你去注入新的善性，重现原来象钻石一样的纯真的光芒，他让你安宁快乐，他让你精神自足。这颗“宝石”如到至纯，会让你心刚如王，心强如王，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把你的精神打倒，不会有任何畏惧，连刀砍在你脖子上都不会有丝毫害怕——“将头迎白刃，犹如斩春风”。
在《文化的革命：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章节曾讲过道家，庄子的“无待”境界实际上就是禅宗讲的“佛”。“无待”者，虚灵空白，无执无著，功名两忘，物我归元。这种“无待”的境界难道不逍遥自在吗？我看庄子没达到这个境界也差不了多少，他的文章，想象丰富、自由奔放，不是靠冥思苦想出来的，是象滔滔泉水一样从心底下涌出来的，挡都挡不住。庄子所有的文章都是按无待无为展开的，《齐物论》讲万物齐一，就是为了“物我两忘”，为了达到“无待”。老子虽然没提出类似的概念，但却拿“赤子”打比方——“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初生的婴儿，是没有什么恐惧的，别看他经常哭，那是他饿了，拉屎拉尿不舒服了，或者冷热让他不舒服，这是他的本能。要是不饿也舒服，他会笑，手动脚蹬，开心得要命。恐惧都是后天慢慢产生的，明知道透明玻璃桥是安全的，却有多少人在桥上两腿发抖，甚至瘫倒在地；要是牵着已经学会走路的幼儿的手，他会自由自在地走过。
明朝王阳明（公元1472年-公元1529年）从小深受佛家尤其是禅宗影响，在其学问中处处体现出痕迹；他求诸老释，然后领悟到圣人之道，自己本性俱足，无需向外求取的思想，这其实就是佛门顿悟。阳明心学继承陆九渊的“心即是理”，实际上可以理解为禅宗的“即心即佛”，通俗说就是我们心中本就有这样一颗“宝石”。“吾辈用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与禅宗“道不用修，但莫污染”是一致的，我们修炼我们用功就是为了去污染。著名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是集儒释道为一体的“心学”精华。明朝理学家刘宗周（公元1578年-公元1645年）和清朝李光地（公元1642年-公元1718年）均称其为“阳明禅”。禅意还表现在王阳明的诗中，如《书汪进之太极岩二首》，“一窍谁将混沌开，千年样子道州来；须知太极原无极，始信心非明镜台”，“始信心非明镜台，须知明镜亦尘埃；人人有个圆圈在，莫向蒲团坐死灰”。王阳明留下许多警句，越嚼越有味，“能克己，方能成己”，“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学须反己。若徒责人，只见得人不是，不见自己非”，“恶念者，习气也；善念者，本性也”，“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等。中国两个半圣人之一的王阳明最后病逝于我的家乡南安府大庾县青龙浦（今江西大余青龙）舟中，章江之水永远记住了他最后一句话“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如今章江河畔的“王阳明落星亭”孤独地护着亭内的大理石碑，不知应该是喜还是忧，石碑落款竟然是“日本九州大学名誉教授：冈田武彦手书体”——冈田武彦（1909年-2004年）乃日本当代著名阳明学家。据说当时八十多岁的冈田先生伫立在青龙的章江岸边，泪流满面朝南祭酒，问苍天，吊慰阳明灵。
所以说我们不要纠结什么唯心主义。我们都要分开讲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道、禅、儒家心学是只讲精神文明方面的，不讲心讲什么？道、禅、儒家心学从不同门派阐述我们心中的这颗“宝石”，我们要吸取之中的精华。但道家无为，为出世法；禅宗本质也是出世法，可并不反对入世，“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只有阳明心学，是坚决的入世法，是知行合一的行动派。下面讲一个一颗突然发光的“宝石”——冯太后的事迹。在孝文帝改革时讲到过冯太后（公元441年-公元490年），这是中国古代少有的杰出的政治家和改革家，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冯太后是文成帝拓跋濬的皇后。和平六年（公元465年）五月，被誉为“有君人之度”的文成帝英年早逝，崩于平城皇宫的太华殿，年仅25岁。丧夫之哀，令冯后痛不欲生，她一连几日以泪洗面，呜咽不止，既为丈夫离她早去而悲伤，更为自己命运多舛而哀痛。三日后，按照北魏的旧俗制度，焚烧文成帝生前的御衣器物等——谓之“烧三”，朝中百官和后宫嫔妃一起亲临现场哭泣哀吊。当火光燃起，悲哀不已的冯后突然身不由己地高声悲叫着，扑向熊熊燃烧的大火。周围的人都被她的举动惊呆了，待回过神来，急忙冲上去从烈火中救出冯后。幸亏及时，冯后才未被烧死，但烟熏火烤，她早已不省人事。过了很久，她慢慢地睁开眼睛，周围的人们方松了口气。冯后幽幽地苏醒过来，突然间似乎对生死之事顿悟了。从此冯后就像换了一个人，悲伤的双眼透出了一股坚毅的光芒。
冯太后面对政局动荡，临朝听政，定策诛杀权臣乙浑，后依据祖制归政于献文帝。在皇兴五年（公元471年）八月，冯太后逼迫献文帝禅位给不满5岁的太子拓跋宏即孝文帝。作为太上皇的献文帝没有放弃掌控朝政，承明元年（公元476年）六月，冯太后软禁献文帝，随后献文帝死于平城永安殿。冯太后被尊为太皇太后，再度临朝听政，成为北魏的政治核心。为了北魏长治久安，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冯太后恩威兼施，充分施展了她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才干。特别注意培养扶植一些贤能之士做亲信，组成一个效忠她的领导核心。冯太后曾想要废掉聪慧的孝文帝，但最终战胜了自己——"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从此冯太后以一个慈祥的祖母的身份培养、训导这位雅有至性的皇孙。同样，孝文帝也逐渐感到祖母皇太后是那样的和蔼可亲，并且也为她临朝时那钢铁般的性格和无所畏惧的气度所威慑，对她产生了深深的敬佩与仰赖。由于冯太后的亲自教育与监督，孝文帝手不释卷，刻苦读书，日复一日，孜孜以求，不仅对儒家经典的精奥谙熟于心，而且史传百家，也无不涉猎，成了一位颇有才学的皇帝。冯太后在进行全面改革的实践中，尽可能让孝文帝参与，以便使他得到锻炼。冯太后经常带着孝文帝外出巡视，以便让他随时随地得到磨炼。冯太后看着孝文帝一天天长大，亲自作了《劝戒歌》三百余章和《皇诰》十八篇，作为他学习的指南和行为准则，从思想上向他灌输治理天下的原则。同时，冯太后还特别注意言传身教，以身作则，现身说法地对孝文帝进行教育和示范。太和十年（公元486年）起，冯太后有意让孝文帝参与朝廷事务，培养他的政治才干，有关的诏敕册文大多授意他起草。正是由于冯太后的悉心培养，孝文帝才真正成熟起来，能够继承冯太后的改革事业，把“太和改制”推向高潮，这是冯太后作为一位杰出政治家的最成功之处。
冯太后在生活上十分注意厉行节约。临朝之初，她就下令取消了鹰师曹，禁止各地上贡鹰之类的伤生鸷鸟。平日穿戴，皆是些缦缯（没有花纹装饰的丝织品），从没有锦绣华丽的装饰。至于膳食，她临朝以后，也改变了原来宫廷之中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花样繁多的旧制。平日，她在一种宽仅几尺的几案上就餐，使原来的食谱减少了十分之八九，杜绝了奢侈、铺张。在冯太后的表率之下，孝文帝也养成了节俭朴素的性格，平日穿着打扮多是浣濯之衣，坐骑的鞍辔是铁木做的，并无金雕玉镂。我们都知道慈禧要吃好多好多菜：一天两顿主餐，每顿要吃不能重样的100道菜——得一百个锅同时炒制——否则冷了都不知道要砍多少脑袋；两顿“小吃”，每顿吃不能重样的20至50道菜——如此奢侈除了失败没有其它。而在东边的明治天皇为了建设强大海军，每天仅吃一顿，饿肚子筹军费。如此鲜明的对比，甲午能不败？大清能不败？大清能不亡？再看看现在茅台和五粮液股票涨得这么好，想起2012年12月中央军委下达《中央军委加强自身作风建设十项规定》（《规定》明确指出：不安排宴请，不喝酒，不上高档菜肴）时，白酒股全线大幅下挫，领跌各大行业板块。其中，龙头股茅台当日大跌5.6%，五粮液跌4.5%。白酒股直到2015年才有点起色。现在贵州茅台市值超两万六千亿元超过了“宇宙行”成了中国股市老大，五粮液市值超万亿元排第五，我们股市的带头大哥竟然是酒囊饭袋。贵州茅台五粮液这类的高端酒是老百姓喝的？每个月收入也就一千元的六亿人喝的？禁酒令虽然越来越严，但喝高端酒的已经越来越高明越隐蔽了，科班出身的会计已经开窍了应该早在一四年一五年就很会做这类账了，不管是官、企都已经看不到任何喝高端酒的账目了。私下里、家里喝的茅台，要么是别人送的，要么是自己忍痛吐血请别人喝的——当然不是请乡下来的亲友喝，他们有二锅头喝就已经很不错了。禁酒令的执行，任重道远，任重而道远啊。以史为镜，中华民族能否真正复兴，茅台的股市表现可以当作一个活生生的重要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