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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红玉真没想到婚姻会给自己带来无穷尽的烦恼。日常生活的烦恼，工作中的烦恼，相互思想认识中的烦恼，简直是无处不在。难道人们的婚姻都是充斥这些烦恼，她原先不是这样认为，她认为婚姻虽然不是感情的开端，但可以成为感情的萌生、延续，哪怕是一开始没有什么感情，只是好感而已。但婚后两个人长相厮守，肉体都缠在了一块，应该生出许多情感，彼此坦荡相待，扯烂遮羞布。然而现实的婚姻就是永远被烦恼纠缠，年轻时向往的美好爱情都在婚后被击打得荡然无存，粉碎，除非彼此妥协。婚姻就是这样妥协，迁就才有可能延续下去，否则只有走向死亡。
向红玉妥协过，刘子培也妥协过，甚至相互都委曲求全才使婚姻延续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她和刘子培终于爆发了一次大的冲突，甚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初期还没啥，学习，批判，讨论，汇报思想，虽然社会已经是动荡不安了，但机关尚未完全乱套，工作还是按部就班地进行。但是满大街都是戴了“红卫兵”袖套的人，市团机关招待所，省市各部门的招待所，就连平时戒备森严的省委招待所，都住满了各地来串联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学生。机关的人都抽调安排大家去组织接待，解决他们的吃喝拉撒。向红玉也跑去帮过几次忙，当她看到这些满脸稚气，而又生机勃勃，朝气活泼的学生娃娃，无忧无虑地哪怕身上一分钱都没有还能长途跋涉不辞劳苦的四处串联时，她真羡慕他们，才不像自己读书的时候那么沉重、苦楚、封闭。
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彻底打破了机关的平静，掀起一场大的风暴。省直机关很多人都彻夜难眠。向红玉所在的机关也是纷纷生变，贴出了大字报。那个时间造反有理成了最时尚的口号，不写不贴字报，好像你就是保皇党一样。省委，省政府，各机关单位，学校都贴满了大字报。大字报已经成了最时尚表达宣泄情绪的一种载体。看谁写的字大，看谁写的张数多，谁就是最革命的，最有反叛精神的象征。
虽然向红玉母亲被批的最早，说她是全省文化系统的抱鸡婆，孵化了很多黑店。北京有三家村，省城有三家店。大街上报上贴着大字报和批判文章，母亲的大字报，母亲因抱鸡婆而出了名。
“妈，你没啥吧，到处都在说你是省上文化艺术界的母鸡婆。”每次向红玉回家看望父母亲时都要问。
“没有啥，母鸡不好吗？孵蛋啊，孵小鸡呀，我们执行的都是党的文艺方针，没啥。”母亲已经显得苍老了，鬓发白花了，她苦笑着说。
“爸，你们单位呢？贴你的大字报了吗？”向红玉又问父亲说。
“咋不贴，大字报只是说说而已，又不是真枪实弹。”父亲无所谓地说，“隔靴搔痒，不用担心。红玉，我担心的是刘子培，这么久不见他陪你回家来。他人年轻，没经过风浪，怕他出事。”
“爸妈，你们才不用担心他。他现在八面玲珑，保皇派、造反派都不得罪，两面讨好，坐得四平八稳。倒是爸妈多注意点，不行跟组织上请个假，出去走走，回山东老家乡下去看看。”向红玉实在忧虑二老的处境，提议说。
“红玉，你爸怎么走得了，省里几个直属的钢铁企业，每个年产钢铁都是三四十万吨以上，都是你爸这半辈子的心血。现在不光学生串联造反，工厂的工人也起来造反，串联闹革命了。那些个高炉停不得炉火，一停了，高炉的炉壁就垮塌了，检修，重建得花不少的钱。你爸现在和省里的主要干部这几个月都在往这些企业跑，组织号召抓革命，促生产。红玉，你在机关可能不知道，眼下有农村也组织了农民的造反派，地也没人种，跑城里去造反，串联、吃大户。有好几个县蔬菜都断了，居民都吃豆腐乳当菜了。串联的学生、串联的人都只有吃豆腐乳下饭了。你说你爸请得了假吗？他们当领导的个个都焦头烂额，心急如焚。”母亲说。
“爸，你们到工厂就不怕造反派弄你们去批斗吗？”向红玉担心害怕地。
“还是你妈说的，没啥。我们几个老头子一到工厂，先主动让工人批，主动上台，反正跟平时上台讲话一样。批了，大家的气都顺了，就泄了。完了还讲抓革命，促生产，工厂高炉停了，炼钢炉停了，生产没人干了，企业没钱了，国家穷了，工资发不出了，工人怎么供家养口，老婆娃儿吃什么。红玉，说实话还是工人阶级的觉悟高，省里的大企业没有一家停产闹革命。学校停了课，影响的是人才培养，企业不一样，停了生产，国家怎么办，工人的生计怎么办？我们去了，其实工人和厂的干部对我们很保护，从不搞武斗，批得很文明，有牢骚的人我就叫你发牢骚，发完了，我们还得和他们说生产，说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想方设法帮他们解决一些困难。只要不去发号施令，工人都会善待你。”父亲滔滔不绝地说，“我有时真不想待在机关，到基层挺好。到机关，进门一看都是大字报，心烦。”
“爸，听你这么一说，我放心了。但你还是注意身体，你心脏不好，又动过手术搭过桥，妈，你要多关照他。”
“妈知道。红玉，你和子培这个时候多注意，别走错了路。”母亲叮嘱她说。
晚上向红玉才忧心忡忡离开父母，走时还一再嘱咐徐阿姨帮忙照看好父亲和母亲。有什么事情一定要马上告诉她。她实在是为父母眼下的命运担忧。社会上已经乱成了一锅粥一样，昔日的红卫兵已经分化成保皇派和造反派，但都还是打着红卫兵的旗号，戴红卫兵袖套，胸别领袖像章，都是滚瓜烂熟背诵语录，各取所需，这两批人都进工厂，到农村，组织发展各自力量，壮大各自的势力。唯一的区分就如某高校126的红卫兵团司令部和某高校158兵团司令部。在省城的大街小巷，两派间辩论无时无刻不在上演。街头的辩论人头攒动，通宵达旦，辩论的人仿佛精力旺盛，个个都口若悬河，语录背得信手拈来，慷慨激昂，参加的人都是不错的演说家。一个口干舌燥尚未讲完，另一个又补了上去，又是口若悬河批驳对方，没完没了，聚在周围的人一阵阵喧哗，一阵阵呼喊口号助威，不到大天明，这批人不会散去，遍迹于城市最热闹最繁华的地方。每天灯亮时分都在上演类似的辩论会，没有输赢的无聊透顶的嘴仗会。是那段时期最令人印象最深的流连忘返的聚会和演出。
向红玉也去听过几次辩论会，挤在街头的人群中，听了很久，都听不出什么新奇的东西，都是语录上报刊表述过的东西，根本分不清谁对谁不对，谁有理和谁没道理。她只有点不明白，为啥那么多围观的人和辩论的年轻人如此津津乐道，精力充沛，仿佛不知夜已深，白天又快要来临。她感觉无味，一无所获，就是机关同事再来拉她去听某个著名广场又有一场出类拔萃的两派精英辩论会她也不去了。狗屁精英，尽是些歇斯底里的宣泄和表演不同而已。
那晚她从父母家出来，路过广场时，看见人山人海的年轻人狂热地追随着自己的崇拜者听辩论时，她心里凉透了，打了几个寒噤，多么可怜的人啊，深更半夜还如此的狂热，是谁在操弄和摆布这些十几岁的年轻人啊？但是第二天一进办公室一个电话却使她目瞪口呆，吓得胆战心惊。
打电话来的人是她在中专读书的同学，就是与李笑笑同宿舍的两个男生，一个叫张正明，一个叫钟小虎。这两人现在都在市机械局任职，一个是工会主席，一个是机械局任工程师，她和他俩一直还有联系，打电话来的是陈正明。
“红玉姐，你现在在哪儿？我和钟小虎有要事找你。”陈正明在电话里说。
“我刚到办公室，什么事那么急？”向红玉一惊，还以为他俩有了李笑笑的消息，她也一直在托他俩打听消息，杳无音讯。
“你办公室安全吗？”陈正明问。
“什么意思？安全啊，机关的人都忙去闹革命了，我这儿不会有人打搅，都怕沾上了呢？”向红玉说，“大家都说我是走资派的徒子徒孙。”
“行，你等着。我和钟小虎马上赶过来，大约一个小时，见面再聊。”
挂断电话后向红玉心中忐忑不安，究竟是什么事，如此神秘，如此紧张，如此重要？一直等到张正明和钟小虎二人到来。张正明和钟小虎都是快近三十岁的人了，两个人都曾经帮李笑笑利用课余时间出过墙报和板报，又和李笑笑同住一个宿舍，李笑笑被送去劳动教养后，他俩一直和向红玉保持着联系。俩人的性格都直率，而且都先后参加了工作，一直称呼向红玉为红玉姐到现在。
俩人一进办公室就立即关了门，顾不上向红玉去替他俩泡茶，就神秘地告诉她一个消息，说是省机关在下周计划开个最大的批斗会，批判对象就是省委，省政府的主要头头，自然也包括向红玉的父亲。而且这次的批斗与以往的不同，就是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向红玉还不懂是什么意思时，陈正明才告诉她，这次批斗的人都要被反扭双臂，戴高帽子，挂沉重的牌子，最后按倒在地，押解的人要踏脚上一只脚去，就是彻底打倒，永不翻身的意思。向红玉一听惊呆了，已经六神无主了，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父亲虽然受了很多次批斗，正如父亲说都没啥，每次都轻松过关，而这次呢，能如此轻松吗？
“红玉姐，你赶快拿个主意。弄不好，你爸这次是在劫难逃。张正明是亲自参加了红造司的预备会，他说这批人是狠角色，不弄出大动作，不一鸣惊人是不肯罢休的。”钟小虎也焦急地说。
“你们让我想想怎么办？”向红玉嘴上说怎么办，其实是不知道怎么办。
“红玉姐，我们给你一天时间考虑，考虑好了你就通知我们。你爸爸我们都见过，是个好老头子，是省里的好领导。”
张正明说完就和钟小虎一道离开了向红玉的办公室，怕待久了，有人看见，说是在秘密串联，那么保皇派的帽子就会扣到头上，第二天就会有大把大字报贴到办公室外的墙上。
张正明和钟小虎一离开办公室，向红玉如五雷轰顶，顿时失去了主张，不知所措呆坐在办公桌前六神无主般地动也没动，这消息太突然了。看来批判、斗争不是贴几张大字报，号几声口号那么简单，造反派要对那些个老家伙动真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