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招生比例
学校开始了正常上课,学期即将结束,新生的招生方案也已经下达。这时偏偏中心小学的孙宏庆校长被调走了,这所人民公社中学的重担又压到了我一个人的肩上。
屋外已经热腾腾了,在夏天的那种暑气的吹拂下,人们感到有些闷,晕头转向,不知所措。在我的记忆中,农民是一个阶级,他们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正在努力建设自己的祖国。而农民的子弟,应该受到良好的教育,尽管现在在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指导下,正沿着一个新的方向前进。我根据学习时间计算,这一个学期,师生们有二个月在参加大炼钢铁和支援农业劳动,仅有二个月时间授课,整个教学进度只完成了一半。照这样下去,学生们如何完成学习任务?教师们如何完成教学任务?我忧心忡忡,觉得自己任担了这个责任,没有完成任务。吃饭也不香,睡不着觉了。
我安排好了学校的工作,去教育局汇报我们公社中学的工作和学习情况。教育局王局长接待了我,等到我把情况说完,王局长说,目前各校的情况大致相同,解决的办法可以补课,加一些课时,各校可以自己去想办法解决。真正来不及可以到下学期补上。你们是民办学校,不要求与全日制公办中学一样来上课,可以削减一些课程,把主课上好就可以了。关于谈到下学期招生的事,他说,这学期的招生,你可一定要把好关啊,学生的成分比例,贫下中农出身的要多一些,甘露镇人口比较多,是个三县交界的地方,民办学校在外县也可以招一些学生。我汇报说,去年我们已经招了外县一部份学生,但贫下中农出身的不多,今年我们再去试试看。谈到师资问题,洑局长意见还是以自己解决为前提,教育局尽量帮助解决一些骨干教师。如果不行,干脆,你们的公社中学,改成农业中学怎么样?现在县教育局还没有正式研究决定下来。究竟怎么办,等到下达了文件再说吧!
在局长面前我不敢把自己的观点说给他听,我认为,青年人的出身是不可以自己选择的,但在学习问题上应该是一视同仁的。所以在招生工作中我是从高分录取到低分,尽量照顾贫下中农的子女,由于在互助合作高潮中,实行的是评工记分的制度,一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农村读书的学生越来越少,农民子弟根本不想上学。民办初中要生存下去,没有足够的生员,是难以维持下去的。在1952年甘露也曾办过初补班,由于师资力量不足,经费困难,教师工资待遇低,留不住师资,就办不下去了,造成大量学生失学,只能关门,半途而废。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时隔3年,直到去年,我再派到甘露办初补班,年龄最大的学生已经21岁了。现在,又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应该当机立断,在招生问题上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
回到学校,我去向公社王书记汇报了今年招生的计划,同时谈到了教师的问题,现在补习班只有四名教师,还缺四名教师。教育局没有教师派得来,只能自己解决。但是,教师从那里来,我考虑了一个方案,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去物色。公社领导同意了我的意见,在这年的暑假里,我跑遍了甘露镇,只物色到一名。这是华寿昌老师的阿伯女华老师,还缺三名,从那里去找呢,经人介绍,说上海有三名待业的高中毕业生。我听到消息后,当天下午就乘甘露班轮船到无锡,再于无锡乘火车去上海。在火车站还闹了个笑话,那天到达无锡,已是晚上6点多钟,去上海的火车要到临晨四点才能上车,我想,去住旅馆,有些不合算,学校经费那么困难,就在火车站将受一夜算了。我购了车票,去火车站旁边的饭店用了晚餐,在周围玩了一回,就回到候车室在坐位上休息,一会儿,迷迷糊糊的似睡非睡,渐渐进入了梦乡。正当我梦到学校被滔滔洪水冲垮掉,正心烦意乱时,就被人推醒了,我睁开眼睛,看到的是二位乘警,问我到那里去。我拿出了车票,并查看了我的工作证,是甘露人民公社中学的校长。一位乘警说,还有五个多小时呢,你到我的值班室去睡一会吧。到时我来叫你。就这样,我在乘警值班休息室内睡了一个安稳觉。
我到了上海,按地址去找三位老师,他们是李世廉,毛伯秋,叶之恩。都是往届高中毕业生,在家待业已有两年多了。我们一谈即合,我给了他们学校的地址,来校路线图,即返回甘露。着手准备58年的秋季招生工作。
招生工作结束了,到58年8月底,新生报名注册、交费等一切事务性工作也顺利完成。但在录取新生的时候,我在文教局与洑斗仁局长发生了争论。这次甘露公社中学共计招收120名新生,因为非贫下中农子弟占学生总数的50%以上,洑局长的意思是我们招收的学生中贫下中农的子弟少了,应该放宽尺度。我把具体情况向他说明:招生时只有50多名贫下中农学生报名,我们都录取了,为什么贫下中农的子弟报名少?追其原因,开头是交不起学杂费,尽管那个时候民办学校,只交学费人民币10元,杂费4无、书费2元,共计16元。这16元人民币,成为贫下中农子弟进不进学校读书的一条门槛。民办初中补习班没有政府的补贴,更没有助学金。实行人民公社化后,上学不要钱,也没有学生要求来上学。大多数学生待在家里争工分了。再说我们的教师,也是无工钱只吃饭。自从人民公社化后,我们的教师没有领到过一分钱工资,因此教师不稳定。刚办初补班时,4位教师,到学期结束,仅剩我一人。我千方百计去聘请老师,连解放前,国民党县教育局的督导员周润生老先生也请来当代课教师,我向洑局长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实在是无能为力了。洑局长见我打退堂鼓,便拍拍我的肩膀说,小青年要敢挑重担,安心工作,我知道民办学校困难重重,只要有党的领导,有人民公社的支持,只要能坚持下来就是个了不起的贡献。我希望你能承担起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上海来的三名老师也是无工钱免费吃饭,开头还干得很认真,到一个月下来我们只发15元另用钱,当时定的工资是每月30元5角。他们都有些想法了。毛伯秋对我说,华老师,这15元另用钱,我个人买些牙膏牙刷之类的东西,是可以了,现在吃饭不要钱,这样吃下去,何时是个头啊?这共产主义是各取所需,但现在是社会主义,还得多劳多得啊!
我无话以对。但心中想的是,这20个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了吗?学校里只吃饭,不发工资,在外地的老师家属怎么办,他们也要养家糊口啊!尽管这些老师都是年轻人,他们也要成家立业。面对现实,我向公社党委打了一份报告,申请在职教师按月发工资。但钱从那里来?学生读书不要钱,不交学费,民办学校就没有钱发工资,那怎么办?我向公社申请拔款,但公社民政部门说,学校的工资发放,中心小学是向文教局领取的,但你们是民办学校,应自收自支。
面对现实,我向徐永成同志表明我的观点,一是公社心须发教职员工的工资,二是仍然向学生收取学杂费,我认为向学生收取学杂费是上策,只有这样,民办中学才能稳步向前发展,当然公社出钱办学,那是最好不过的了,但现在看来是不可能的。
徐永成同志说,我最向公社去作一次认认真真汇报,但你一定要有信心,把这所民办中学办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