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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前世有缘，赵良也是喜欢画画。可能是家庭经济困难，小学毕业后就没上初中，从他说话来看，他并不是不爱读或成绩不好的学生，其他跟着他玩的孩子，之所以会跟他，一是他脾气好，不欺负别人，二是这两个孩子也是家里穷，无法供他们上学，只上到二三年级，连环画书上的字他们认不全，要靠赵良讲给他们听，赵良常讲一些《三侠五义》、《水浒》、《红岩》等书上的故事给他们听，所以常聚在一起，谈天说地。
赵良家，屋子和外婆家的屋子差不多，里面放了一张床，一张方桌，两高一低的凳子，一个煤炉和一口铁锅，连同水桶脸盆等，都塞在另一边的墙角里，墙上贴着赵良自己画的画，多数是古代人物的画像，纸张就是作业本上的纸，多是素描。
自认识赵良后，大眼睛一有空，就跑到这里，聊墙上画的人物故事，看书，有时也邀着把衣服拿到自来水龙头旁边洗，一边洗，一边还是讲着小说里的故事。
“你们说，为哪样有些人被敌人抓着会叛变，有些人就不会？”一天赵良突然问大伙。
“怕死的人就会叛变。”姓张的男孩说，大约只有十岁左右，精瘦精瘦的，上过二年级。
“怕死，为哪样还要去革命？不如不要去冒这个险。”姓武的一个男孩说，他比张家小四大一些。
“嗨哟，有时候也说不清。”大眼睛上过初中，在这伙人中，算是文化程度最高的，他说的话，大家有些相信。“你们看，江姐、许云峰、蒲志高都是地下党的领导，都要去指挥别人，但是蒲志高才一被抓就叛变，出卖了江姐，我想蒲志高肯定是生来就怕死，但是又想当官发财，所以才跟着去冒险。”
“生来就怕死，平常可以看得出来吗？”张小四问。
“当然看得出来。”大眼睛就把他们班上的孟庆明、张兴柱他两人的事讲给他们听。
“那现在他们两个咋个样子呢？”大伙问。
“现在又没有敌人，就分不出哪个坚强，哪个怕死，只晓得他们一个胆小，一个胆大。”大眼睛说。
“嘿，不如我们也学着电影上，找根绳子，我们一个一个吊起来，看哪个吊得久，哪个就是最坚强？”武家老大想出一个检验的办法。
于是，赵良找了一根绳子，穿到梁上，先叫别人把自己吊了起来，没有钟，就由人数数。结果，赵良吊在上面，数了一百二十下，相当两分钟。
第二个是大眼睛，双手被捆着，两臂顺着向上吊着，起初还不觉得，六十下以后，就渐渐吃不消了，起初还学着电影上的革命者，骂着日本帝国主义，骂着国民党反动派，骂着蒋介石，到后来也不骂了，数到一百下，大家问他还要不要，他本来是吃不消的，但又不甘落后，一直坚持到一百三十下。
轮到武老大，他去要求把他反绑吊起来，吊了一百五十一下，张小四更不示弱，反绑吊在上面，骂蒋介石一直骂到一百八十下，名列第一。
通过这一吊，把大眼睛的认识吊高了一步，他觉得与生俱来生性是会改变的，要改变自己，一是要一种理想支配，二是要不断磨炼自己的意志和能力。张小四能名居榜首，就是不甘落后的理想支使和顽强意志的结合，大家在讲挨吊时的感受时，大眼睛把从老师那里听到的关于人生观的改造理论结合检验作出了这样的结论。
“可惜现在不打仗了，不然我们也可以当英雄。”赵良叹惜自己生不逢时。
“我们可以从小事做起嘛！”大眼睛想起胡老师说的话，从小事，从眼前的事做起。
“小事，我看到好些老倌、老奶捡菜，那些被蔬菜公司丢了的菜，老是老一点，烂是烂一点，不过还可以吃。”赵良说。食堂解散后，他都是一个人煮饭吃。
“对呀，还有人到工厂旁边捡废钢烂铁、废橡胶卖呢，我们也捡。”武老大说，还不断地拍着手。这一伙人，对于他们的以后，是无法想象的，只能跟着别人，学着别人，巷子里这些居民，大家情况都差不多，眼前能过去就算不错，拾些废物烂菜，虽然不能解决多大问题，帮家里多大忙，找点烂菜充饥，换点零花钱也好。
从此，大眼睛一有机会就和三个伙伴到昆明的街巷里乱转，捡到的菜，拿到赵良家里，用水煮了，大家分享，捡到废品卖了钱，存了起来，等到一定数后，大家商量着做什么事，买什么东西。
“以农业为基础”“以粮为纲”。越来越多的人都能以切身的经历，体会到这一方针的重要和英明，城镇居民一批接一批地被送到农业第一线，城市人口要缩减，大眼睛的户口理所当然地被拒之于昆明之外，而昆明市盲哑学校只招收户粮关系在昆明的盲哑儿童，大眼睛是没资格进这所学校上学的，并且，学校只收全盲儿童，像大眼睛这种弱视，学校也不收的，这样，大眼睛只能把希望寄托在配眼镜上。
外婆、老孃带着大眼睛，一连跑了几家大医院，医生们都认为不能配眼镜，而且从大眼睛看东西时头左右摇摆，说话口吃来看，怀疑大眼睛还患有神经系统毛病，看来配眼镜也是无望。
大眼睛把这些情况写信告诉了爸爸妈妈，但他们却不甘心，叫他仍留在昆明，希望能找到什么出路，每月按时把三十斤粮票和八元钱生活费寄给外婆。
外婆已近古稀之年，但生活费没固定来源，大表哥虽有给她寄钱，也是时有时无，大表哥已成了家，还有他自己的母亲还需要照顾，所以寄来的钱也是不多的，特别是大眼睛在一次帮外婆写信的时候，也附了一张字条给大表哥，后来一连几个月，大表哥都没写信寄钱给外婆。
“难怪，就是你告诉你表哥，说你到我这里，他认为我的生活费你爸爸妈妈会管，他就不给我寄钱了。”外婆这样猜测了。
“是呀，叫你写信，外婆说一句，你就写一句，咋个可以画蛇添足，多此一举，看嘛，你说咋个办嘛？”老孃笑着对大眼睛说。
“我咋个晓得？我是想顺便给他问个好，也是一种礼貌，哪个晓得他会这种？”大眼睛有些恼了。
“小娃娃不晓得的事多喽。”老孃仍旧笑着。
“等我以后挣多点钱来给他们看看。”大眼睛忿忿地说。
“那就要看你喽。”外婆和老孃都笑了。
其实，外婆一直都没靠孙子们寄钱来给她做生活费，她给人家当保姆，过年以后她去的这一家是曲靖人，丈夫在外地工作，孩子生病住院，无人照顾，就请外婆到医院照顾孩子。
一连四十来天，外婆一直守候在孩子身边，没回家，孩子出院了，外婆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刚洗了一把脸，孩子的妈妈就找上门来。
“奶奶。我那娃娃跟你家习惯了，回到家吵着要找奶奶，不要我和我妹妹。”孩子的妈妈愁眉苦脸，一身疲惫，有气无力地说。
“娃娃都是这样，慢慢就会习惯的。”外婆安慰着孩子的妈妈。
“奶奶，我对不起您老人家。”孩子的妈妈低下头，从衣袋里摸出几张钱，递给外婆说，“这点钱还不够您家的工钱，等他爸爸寄来了我再给您家送来。”
“娃娃住院就花了不少钱，你还是先留着用嘛。”外婆握住孩子妈妈的手，把钱推了回去。
“奶奶，我们没本事啊，让您老人家也跟我们一起受累。”孩子的妈妈眼泪要掉下来了，连忙用手去揩，有点哭泣地说：“我家真是祸不单行啊，娃娃刚出院，我妹妹又病了。”
“哟，有请医生看看是哪样病？吃药了吗？”外婆焦急地问。
“是想吐头晕？”大眼睛在一旁插嘴问。
“是呀，小弟你咋个晓得？”孩子的妈妈有些奇怪，就转过来问大眼睛。
“昨天有个比我高的小姑娘来找外婆，我告诉她我外婆在医院没回来。他转身出门的时候就啊啊的想吐，一下就坐到门口的石头上，她说她头晕想吐，坐了好一阵才起来。”大眼睛说。
“你咋个不叫她到屋里头来坐？”外婆责备大眼睛。
“她说她不敢动，一动就更头晕。”大眼睛解释说。
“唉，这么说，娃娃又没人带了？”外婆问。
“就是呀，我昨夜上夜班，下班回来一看就是这样，在昆明我又没亲人，想请您家，又没有那个脸皮，我还欠着您老人家的工资，我心里实在难受。”孩子的妈妈说着说着泪水滴嗒滴嗒地掉下来。
“唉，都是苦命人。”外婆叹息着说，“不然我再帮你几天？”
孩子的妈妈“哇”地一声哭了起来，扑通跪倒在地，“妈妈，我的妈妈呀！姑娘给您家磕头了。妈妈呀，您家是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孩子的妈妈声泪俱下，嘴里不停地念着，不停地把头碰到地上。
外婆急忙站起身，伸手扶起她，大眼睛也过来帮外婆把这位孃孃扶起来。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见何必曾相识。”外婆用手帕揩着泪，说“像要这样，有难处大家都会帮的，你就放心上班，家里我帮你照顾。”
这位阿姨悲喜交集，又是一阵抽泣。
二十三号，在铁局巷一个分枝的末端，胡同末端被一道围墙隔断，与二十三号外墙间留有一块两米宽、五、六米长的空地，外婆正好利用起来作煮饭的地方，并种了几盆花，像个天井花园。
冬去春来，下过几场春雨，不想那一边的围墙倒了一个缺口，那边的人把墙修复后留下一些墙土，外婆就把土堆砌起来，种上一棵小树和一些花。
这天正在忙碌，大表姐从外面回来，手里拿着几支冰棒，她一边把冰棒分给大家，一边对外婆说：“外婆，他爸爸来信了，叫我们回兰州去，那里不冷了，还把路费也寄来了。我已经买了车票，明天一早就去贵阳，今晚上我们去看电影。”
“我不去，一场电影看下来，头晕脑胀，眼花耳鸣，它那个一闪一闪，又轰隆轰隆的我吃不消。”外婆说。
“我也不去，我也是吃不消。”四姨妈也说。
“好看哩，是彩色的。”大表姐说。
“彩色的也不看。”外婆和四姨妈都说。
“今晚上放的是《红鹰》，是歌剧，唱歌的”二表姐放学回来，听说要看电影很高兴。
“唱歌的更不看。”她们仍然坚持不看。
“要看，你们赶快煮饭吃，吃了饭去。”大表姐坚持着。
大眼睛没吭气，咬着甜而带香的冰棒，他只吃过自己用碗装着水，放到房顶上靠自然凝固的冰块，这种人工制造的冰棒，他只是在《十万个为什么》的书上见过，真甜真香。
“表弟，我怕冰，冰得牙齿痛，给你吃！”二表姐见大眼睛“卡嚓卡嚓”地咬着冰棒，就把自己的一支递给他，舔了舔嘴唇。
大眼睛突然又想起元永井的那一早上，表姐给他炒马料豆吃的情景，不过现在他已经是上中学的人了，他知道表姐根本不是怕冰。
“我的牙齿也被冰得发软了。”大眼睛说，故意从嘴里发出“咝咝”的声音。
“哈，你装佯，刚刚才还卡嚓卡嚓响呢，一下就说牙齿软，不吃算了。”二表姐把头扭到一边。
五一电影院就在铁局巷的西头巷口，正上映着歌剧《红鹰》，讲的是红军长征到了藏族地区，一位女军医和几个红军伤病员，与大部队失去联系后，在当地宣传发动当地藏族同胞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故事。剧情起伏曲折，歌声也高亢婉转，大眼睛看不清银幕上的字，二表姐就一句一句地念给他听。
在记忆中，大眼睛是第一次到电影院看电影，电影院的门口不须要人把守验票，观众只需拿票对号入座，座位号分单双号排列，也是让他感到新鲜的。
让大眼睛感到新鲜的，倒不仅仅是电影院，在公共汽车上，不是先买票后上车，而是先上车，后买票。售票员一边卖票还一边微笑着提醒乘客要注意行李、钱包，一边报着站名，一边还帮扶着老人或小孩，有老人或抱孩子的上车，就招呼着找座位，有人给老人让了座，售票员会首先向让座的乘客致谢。在公共汽车上，确实使人感到那春天的温暖。
但此时的大眼睛，心情却不那么轻松，电影里的红军北上，大表姐也是春燕北归，而自己呢？
“表弟，你格看过戏？”回家的路上，二表姐问大眼睛。
“看过哩，花灯剧、川剧、话剧都看过。”大眼睛回答说。他在井底坝的堰塘坎，永一中的大礼堂和人民会场，看过昭通花灯剧团、永祥机关学校和永祥花灯剧团的演出，文昕和她的姐姐都在剧团里。
“看过滇戏吗？”二表姐又问。
“没有，只听我妈说过，说的是昆明话，有点像京剧。”大眼睛回答说。
“这一边劝业场就有一个滇剧戏园，等我那时候带你去看，看戏和看电影不一样，里面人不多，还可以喝茶，边听、边喝、边看，我就看过一回。”二表姐滔滔不绝地讲着戏园子如何跟电影院不同。
“我那一回看的是〈打金枝〉。〈打金枝〉你看过没有，嘿，滑稽喽滑稽。如果你看了也会把肚子笑疼的。”她接着比手划脚地讲着剧情，着重讲述着剧中的有趣情节，大眼睛也跟着她笑得前俯后仰。
第二天，大表姐就带着女儿乘汽车去了贵阳，然后改乘火车北上去兰州。
大表姐小云仙，真是应了她的名字，云游四海的神仙，她父亲解放初期去世，随母亲和妹妹到昆明，五八年随丈夫从西南游到西北，参加全国石油大会战，听说后来全国工业下马，又随丈夫回到云南富民务农。
二表姐叫小灵仙，人也确实精灵，六年级毕业班的学生，她也在开始考虑自己的生活去路，像赵良、武老大、张小四众多的孩子，面对眼前的现实，他们不得不思索，不得不去寻求自己今后的出路。
二表姐常把同学的想法带回家里说给家里人听，大家都担心万一中学考不上，那又能做什么？无工可做，无地可耕，在那个年代，就业的门路就是哪么窄，人们的思路只能是在这框框里转，其他的人们想不到，想到也不敢讲。
端午节那天，二表姐真的买了两张戏票，要领大眼睛去看滇剧。
戏园门口，有人验票，验了票，每个发一个茶杯，杯里有茶叶，对号入座后，就把茶杯插在前排靠背背面的用铁丝圈成的圆圈里，随即就有人过来为茶杯冲上开水。二表姐不喝茶，把茶叶全倒到大眼睛的杯子里，冲上开水，就等着戏开场了。
大眼睛看着这戏园，觉得很像小说和电影上解放前的戏园子，有茶房，但没有递毛巾的，不知道是怕公共毛巾会传播传染病，还是这种方式不符合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棉花都拿去给了苏联老大哥，全国人民紧缩衣食，今年每人只发一尺七寸布票，买一条毛巾就得花几寸布票，公共场所需要的布料、毛巾都是有定额指标的，如果被人拿去补衣服，谁也承担不了这个责任，所以观众擦脸揩汗自行解决。
“《碧玉簪》我原来看过书，说的是新郎因为被他的表哥和媒婆从中挑拨离间，对新娘产生误会，在新婚之夜，闹出些让人啼笑皆非的笑话，也跟我原来给你讲的《打金枝》差不多。”二表姐说。
“闹些哪样笑话？”大眼睛说。
“你等下看了就知道，我也给你说不清。”二表姐有点不好意思，一个十多岁的姑娘，对人生的婚姻大事也是想不明白，说不清楚的。
剧开演了，戏台侧边，同时用幻灯放映着剧中的唱词，放映出来的字也很大，大眼睛几乎可以看清。剧场不大，百多人，大家都边品茶，边看戏，品味着茶与剧情。
滇剧，严格地说，它源于云南花灯剧，在吸收京剧和川、秦、湘、楚等地方剧的艺术精华而形成具云南特色的地方戏，用昆明话演唱对白，但又满含着京腔韵味，过去的观众，多属社会上的中上层人物，算是云南的阳春白雪。
《碧玉簪》是紧紧围绕着剧中的相府千金小姐的一支碧玉簪展开的，剧中的表哥和媒婆愚昧贪婪、奸滑无知、弄巧成拙、丑态百出、笑料连篇，而新郎新娘幼雅忠厚，一个清高自负，一个矫柔痴情，但不又失憨态可鞠，最后以取得状元功名，捧着皇帝赐给的凤冠霞佩去向新娘负荆请罪而告终，台上台下，皆大欢喜。
一场《碧玉簪》给人们带来欢笑，带来了情趣，给不同年龄的观众带来教益的同时，又给他们留下不同的思索。
台上台下自然不同，台下的人们不可能人人当状元，听说自科举以来，云南就才出过一个状元，真是千年才一遇，过去有人提出“行行出状元，条条大路通北京”。永一中的同学也演唱过“夸新郎”，就是赞颂各行各业涌现出来的状元，后来又有一个“说嫂嫂”，都是鼓励人们要勇当先进，争做标兵。虽说各行有各行的状元，各业有各业的标兵，各级有各级的先进，于茫茫人海终归是晨星北斗。这些望星兴叹的人们，只能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用自身能力，演绎自己的人生。
外婆和四姨妈，先是为印刷厂粘信封，为瓶厂打磨胶木瓶盖，后来又为制药厂打填隔药瓶的草簾子，最后又织起用塑料条编织有花纹图案的塑料编织长片，可能是制作箱子、提包的材料。
这些活计，都以计件算工钱，工钱很低，每件都以百作单位，一百个信封几分钱，一百个瓶盖几分钱，一百床草簾几分钱。工钱少得可怜，但也不是想做就能做的。居委会费了很多力才联系到，这份工作来之不易，只是有个好处，可以把材料领回家里做，工作家务两不误，并且家里的闲人都可以帮忙，换换手，不需要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快慢由自己掌握，互相还可以拉家长，能挣上一分钱也好。这家人实在是没其他路可走，温饱来源全赖于此，况且，活计不是保证天天有，做完一批，难说下一批还会不会有。
居民们都回到家里做饭，每月供应几十斤煤球、几斤引火的松毛松球只能省着用。从粮店里买回来的包谷面，因柴火燃料短缺，不能用蒸，像永祥说的面面饭，又不能煮成大表姐说的兰州包谷糊嘟，就照煮糊嘟的办法，煮成包谷面圪塔，放些菜，调点盐，菜饭一锅熟。有时候还烙上几个包谷粑粑或者包谷窝头。最伤燃料的是从粮店买回的不是包谷面，而是一粒粒的包谷籽，无处可磨，用水浸泡后用水煮，需很多煤火才煮得烂，遇到嚼不烂的，外婆只得囫囵吞了下去。
跟着外婆、四姨妈学着搓麻绳、磨瓶盖、粘信封、编草簾和织塑料片，有时也学着纳上几针鞋底。外婆忙里偷闲，用旧布做成布壳，垫成鞋底，给大眼睛做了一双布鞋，大眼睛穿来的鞋已经很小了，每天和街坊的孩子一样光着脚。
四姨妈四十多岁，长年劳累，加上营养不良，苍老清瘦，精神有些疲惫，她不大识字，也不太关心政治时事，对生活也不抱太高的要求，默默无闻，埋头做事，是个合格的贤妻良母。给表姐去买戏票的钱，是她粘了数千乃甚上万只信封换来的，但她从没吭一声，为了孩子们的快乐，她乐意。
四姨妈会抽烟，买上一包市面上便宜的红步兵香烟，一角四分钱，可以抽一星期，常是收工休息的时候点上一支，吸着，听别人讲话。大眼睛在一旁，闻着烟味，觉得很香，有一次四姨妈给他一支抽，他吸了一口，呛得眼泪直流，还咳了有一阵的嗽，以后就再也不敢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