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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往井底的两车货物，都装到两张苏联小嘎斯车上，两个驾驶员，一高一矮，大个子是小个子的师傅，而小个子却又是大个子的领导。他俩的关系，真是复杂有趣。
“那你两个哪个领导哪个？哪个听哪个指挥？”张老师打趣地问这两位师傅。
“我接受他的领导，他接受我指挥。”大个子带着浓重的镇雄口腔回答说。小个子面带微笑，在一旁不吭气。他沉默寡言，在师傅面前，他觉得没有什么领导架子好摆。大个子却不然，是个老游子，嘴里哼着跑了调的花灯，班门弄斧地在张老师面前炫耀，生拉活拽地把张老师拖到他的车上。他们都知道张老师的身份和地位，也明确这次领导调遣他俩出车的又一个使命，就是要把这两位领导直接指名的旅客送到井底，这样他们途中搭车捞油水的如意算盘就落空了。坐在他们车上的这一大一小的铁公鸡无毛可拔，并且也不敢拔。毕竟搭客收钱中饱私囊是违纪的，领导知道了，就得叫你卷铺盖上“第一线”！
大眼睛坐在小个小师傅的驾驶室里，两人一路无话，小嘎斯先是欢跑着穿出昭通坝子，进入山间后，便发出一阵如怨如慕、如泣如述的呜咽声，大眼睛像坐在摇篮里，听着摇篮曲，昏昏入睡。
一阵刹车倒车把大眼睛摇醒，他睁眼一看，已经到了莲峰车站。大个子的车先到，正在给车加水，擦洗车窗，大个子仍然精神饱满，嘴里仍然唱着南腔北调，前不着后，后不搭前的花灯。
“正月里来正月正，我的大将唱花灯，花灯一路唱倒来，一唱唱到莲峰城……”他正自编自凑，随心所欲兴味正浓再想一展歌喉的时候，突然被人打断了。
“李师傅，我们这个同志想搭你的车下井底，她母亲……”张老师笑着对大个子说。
“不行！不行！”大个子没过足歌瘾，十分恼火，不等张老师说完，就把话给打断。
“嗳，你听我说嘛！她母亲病了，没有人照顾，她的娃娃原来是她母亲带，这回一病，老人娃娃都没人照顾，看是不是让她挨我们一起下井底？”张老师仍笑着说。
“唉！我们这种车只能搭一个人，超载就违规，你晓不晓得？”大个子理直气壮。
“李师傅，帮个忙嘛，我妈七十多岁了，就只有我一个姑娘，没人送她上医院，如果我这回不去看她一眼，说不定就看不到了！”搭车人话里带着哭音。
大眼睛听这声音很耳熟，走过去抬头仔细看看，想不到竟是王家娥，他不禁喊了声：“王孃孃！”
王家娥认出大眼睛，顿时眼泪止不住地涌出来，她抓住大眼睛的手，悲切地问：“小弟，你喃个也在这里呀？”
“我从昆明回来。”大眼睛也受到感染，鼻子有些发酸，泪水也快滚出来。
“朱师傅，不然搭你的车行不行？”张老师又向走过来的小个子央求。
小个子笑笑，低头不语。
“师傅，要不然，要不我到货箱上去，这里给王孃孃坐，好不？”大眼睛也跟着央求两位师傅。
“师傅，求求两位了，这次看我妈一眼，恐怕也就是最后一回了，两位的好心，有机会我一定会感谢你两位的。”王家蛾抽泣着说，“不然带我一段路也好。”
“张同志，王同志，不是我们心黑，我们也是着规章制度卡倒，一违章，饭碗就没了，我们家也是上有老，下有小，身不由己啊！”小个子朱师傅终于开口了。
“就是呀！我们带你们两个，是领导指名道姓的，现在还要多一个，你们说喊哪个下来？”大个子李师傅也帮着他的领导兼徒弟说。
“两位师傅，你们看这样好不好？小王因为是独女，家里没有多的人，还带个娃娃，你们发发善心，带她一段路。莲峰站和井底站由我出面给他们招呼一声，请他们不要为难你们两位。你两位看行不行？”张老师知道两位师傅也有难处，就决定自己出面与各方协调。在永祥这块地盘上，这点事她还是办得到的。
“带段路就不用了，只要没有人奏我们的黑本，我们就谢天谢地了！”李师傅说。
“喂！为了保险，我看还是明天等我把车子开出站后，王同志你先到离站远点的地方等我，等我出了站再上车。”朱师傅仍然不放心，就建议说。
“好！好！一言为定！走！我请两位吃饭。”张老师办成一件大事，高兴地说。
“好！今晚上吃团长的！”李师傅也兴高采烈。
莲峰又叫做老永祥，解放前是县府所在地。解放后，县委县府也在这里设有县级机关常设机构，由县委副书记和副县长坐镇，管辖上半县的五个公社。
莲峰城建在山坡上，没有一条像样的街道，也没有一座像样的楼房，一两千人长年就聚居在这片坡地上的七零八落，被煤火熏得发黑而又阴暗的房屋里，远远望去，不像城镇，倒像个村落。
张老师一行人，出了车站，一路下坡，还没走到城边路口，城里就沸腾起来，人们奔走相告。
“县花灯剧团来了！”
“今天晚上有戏看了！”
“张团长来了，还有新的演员，今晚的戏是新戏！”
人们走出门，站在屋檐下，翘首看着从坡上下来的一行人。孩子们跑出家门，停住正在做的游戏，跟在这行人的后面，他们此刻的心情，不亚于巴望过年大口吃肉的心情。他们在急切呼唤大饱口福的同时，也急切地呼唤着大饱眼福。
“唉——！”张老师长长地叹着气，她内心感到内疚，感到惭愧，她觉得自己对不起这片土地上亲她、敬她、爱她的父老乡亲，难言之隐，无可奈何，酸甜苦辣涌上心头，她用手帕擦了擦涌到眼边的泪珠。
“张老师，来也不通知一声！”一个干部模样，浑身上下都是泥土的人，伸出一双苍劲又沾着泥土的手，快步上前来，给张老师打招呼。
张老师急忙上前，紧紧握住对方的双手，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让乡亲们失望了！我这次是从昭通开会回来，路过莲峰，剧团没来。请书记你转告大家，我对不起大家，向大家道歉！”张老师忍不住又擦了擦眼睛。
“嗨！我也是刚从水库上下来，一进门就听说你们来了，高兴得不得了，原来是个空欢喜。我们工地上也眼巴巴地盼着你们哩！不敢把我们搞忘了啊！”这位浑身沾着泥土的书记乐呵呵地对张老师说。
“哪里会呢！我向你书记大人保证，年内剧团一定要来这里，和莲峰人民过元旦！”张老师满怀信心地说。
“那好！那好！我先谢谢你——我们的艺术家！今晚请你们吃连渣闹、面面饭，还有炸洋芋片片！”书记仍是乐呵呵，神采飞扬。
“不用了，我答应请两位师傅吃饭哩！”张老师说。
“哎呀！见外了是不是？嫌我土了是不是？虽说不好吃，但管你吃饱我这个是芝麻官还有那点能力！师傅，你们说是不是？不要瞧不起我们土八路。走！走！走！”不容分说，书记推着张老师和两位师傅。
王家娥急忙伸手抓住大眼睛的手，转身往胡同的另一边拉。大眼睛不明白，也转向跟她走。
“咦！小王，认不倒了是不是？嗳，这个娃儿，这个娃儿是——是老吉的二娃儿！喂！二相公，你也认不倒你冯叔叔了哈！”书记回头喊着。
王家蛾不得不停下脚步，回头对书记说：“冯同志，我们先去登记住宿，张老师和两位师傅挨你去就好了。”她不等书记开口，就拉着大眼睛钻进另一条胡同。
书记看着他俩的背影，说了声：“嗳，王家娥！”
“冯叔叔，是不是冯康叔叔？”大眼睛问王家娥。
“是呀！你喃个认不倒他了？”王家娥反问道。
“听声音有点像，他脸上花儿古希的，我认不出来。”
“嘻，花儿古希的，人家现在是公社书记了！”王家娥刚笑一下，马上脸又变得忧郁：“我们不要影响他。”
“咋个叫影响？”大眼睛有些疑惑。
“嗨，你小娃儿不懂！”王家娥不想解释。
他俩在旅社给这五个人订好床位，到饭堂里一人吃了一碗包谷米线。王家娥把大眼睛领进大眼睛住的房间后，便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
大眼睛卷缩在反潮冰冷的被子里，因为在车上睡足了，现在怎么也睡不着，他反复地推敲着刚才王孃孃讲的“影响”一词，回顾着刚才街头的一幕。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是对影响一词的最好解释。前几年，大眼睛就听大人们议论说王家娥嫁给江兴觉是贪图金钱地位，后来江兴觉倒了霉，成了右派分子,王家娥就和他划清界线,分道扬镳了,处于当时的政治压力，人们人人自危，自身难保，都无心去关心别人，也不敢去过问别人的事。
在大眼睛的记忆中，他这位王孃孃是富有朝气活泼热情、温和善良的大姐姐，她常带着这帮孩子上堰塘、下堰塘、大坝沟地到处玩。有一次放风筝，大眼睛抬着头只顾看天上的风筝，追着风筝跑进下堰塘莲藕塘里，陷入一尺多深淤泥中，王家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从烂泥里拔了出来，鞋子陷在泥里，又费了很多周折才把鞋勾了出来。在大眼睛的心里，王家娥跟老孃一样，无论到哪里，总是牵着他，她不像人们在背地里指责的那样，是一个心术不正的坏女人。
大眼睛当然不知道，他的这位王孃孃确实应了那句古话：“红颜薄命”。她年轻漂亮，是新中国第一代知识青年，本应有一个美好的前程，但她出身于地主家庭，按照当时的回避政策，她从老家绥江县到永祥县专卖公司工作，几年来，她凭着勤奋好学，精明踏实，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赞扬，很多小伙子都在追求她，并且地位都不会比江兴觉差，可是他偏偏看中眼睛近视的江兴觉，她爱江兴觉的才华，她爱江兴觉的为人。她认为一个人的品性和才能比什么都重要。为了避免更多的纠葛，她冲破旧传统观念的束缚，主动向江兴觉表露爱慕之情，大胆地提出结婚要求。他们结婚的消息，轰动了井底山镇。
“唉！一朵鲜花插到牛屎堆上了！”人们为这位年轻美貌的姑娘惋惜。
“咦！你想过没有？以后生个娃娃会不会也像江兴觉一样，也是个近视眼？”好心的人警告王家娥。
“你想过没有，你俩的出身都不好，会不会影响到你们将来的前途？”政治视觉敏锐的同志向她提出忠告。
“哎呀！什么爱情啊，还不是爱江兴觉的钱儿！”吃不到葡萄的，说葡萄是酸的人自慰说。
“鱼爱鱼，虾爱虾，乌龟爱王八！”污浊秽语也纷纷出笼。
王家娥坦然一笑。
他们的女儿出世了，取名艳红。小艳红还不满一岁，厄运就降临这个家庭。
据大人们讲，江兴觉本来可以躲过这场劫难，就是因为他太固执。原本上级领导是安排他参加一个盐务部门的学习考察团去东南沿海各地盐场学习考察，他却去了各区乡下调查协调盐业运销情况，在下面一呆就四十多天，错过了学习考察的时间，当时任公司党支部书记的周治忠，从中也做了手脚，没有及时用电话通知他，等他回到家，县城已开展大鸣大放运动。
江兴觉平时好学，善于结合实际思考问题，他博古通今，从国家大事到具体实际工作他都引经据典，广开思路，思路活跃,侃侃而谈
江兴觉作为公司领导，在这次运动中当然是要身先士卒，带头发言，不想他就倒霉在他才思敏捷上，有人处心积虑地在他文言而款款的言论中抓到了他的辫子，在反击右派言论的大辩论中被揪了出来。说他出于剥削家庭的反动本性，反对阶级斗争，鼓吹和平过渡，建议国共第三次合作，和平解放台湾，划海而治。难怪那年正月十五，他见大眼睛画在鼓灯两面的郑成功收复台湾和吕蒙智取荆州大为赞赏。
江兴觉自己也深知，他的这些言论，并不是他自己发明创造的，他也是在学习各种文件和上级领导讲话指示中得来的，他自身的倒霉，上级早就列出名单，定好调子，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认倒霉还会罪加一等。为了不殃及妻子和女儿，他在去劳改农场的前几天，提出要和妻子离婚，女儿归妻子抚养。
王家娥生性倔犟，拒绝离婚，她了解她的丈夫，绝对不会做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她相信丈夫会有平反昭雪的一天。她背着女儿，追到劳改农场，跟江兴觉大哭大吵一场，被农场的管理干部恨恨训斥一顿。一些好心人暗地劝她，为了她年迈的母亲和未成年的女儿，她唯一的选择就是与江兴觉划清界线，否则江兴觉还会因为“狼狈为奸，臭味相投”罪加一等，祸及他人。她只得含泪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由此，她也在众说纷纭的指责诽谤中消失，到了一个偏僻闭塞的公社贸易转运组。
王家娥变得孤僻寡言，这些本不是她的性格，但作为一个年轻独身妇女，是非闲言就很多，又加上一个剥削家庭的出身，一个划清界线了还藕断丝连的右派分子关系，她不想给自己和周围的人惹麻烦，她强制着与生俱来的个性。刚才在街头遇到冯康而表现出来的举动，就是她这几年练就出来的，在人前她不能有喜怒哀乐，不能表现出丝毫的热情或者厌烦，当然更不能请客吃饭之类，否则就会被扣上拉拢干部，腐蚀群众等罪名。
也说不清是命中注定，还是天网恢恢，或是冤家路窄，王家娥算是倒霉透顶，这些年由于忧郁成疾，染上肺结核，她怕把病传给孩子，把女儿交给母亲喂养，不想母亲年岁已高，操劳成疾，又病倒了。她知道消息后，向小组上请假去看望母亲，小组长却告诉她，她的假小组上无权批，要她直接向县里请假，想不到县里接电话的这位领导同志竟是当年在情场上失利的江兴觉的情敌！
“喂，家娥，你请假我个人不能做主，要局领导集体研究。嗯，唉，这个，这个，我们老情人了。我还能骗你？不过你放心，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你没回来，还有我呢！我还可以顶半个……喂！喂！”
听到这位领导酸不溜疚，兴灾乐祸，挑逗调 戏的话，王家娥浑身发抖，“哐”一声把话筒砸在机架上，她彻底绝望了，她狠了狠心，咬咬牙，不顾小组上的同志劝阻，只身一人连夜从马口赶了出来，到莲峰拦车下井底。
她明白她这一举动的后果，她面临着被开除，被遣送回乡，被监督劳动改造。但她不能不在母亲即将离开人世时，再看一眼生她养她的老娘。她万念俱恢，她作好随母亲一同去死的打算。
她的这一举动，很快招致响应，但没她想象的那么严重，她被因请霸王假而作自动离职处理，保留了她和女儿的城镇居民户口。
王家娥没为她的举动感到后悔，她与母亲见到了最后一面，料理完母亲的后事，便带上女儿悄悄地离开了她曾经满怀激情投身到这里工作的地方，从众说纷纭，唾沫飞溅的话海语潮中解脱出来，拖着病体回到老家绥江县，靠替人缝补破衣烂裳默默地渡日，期盼着丈夫的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