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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临近傍晚，气温开始下降，入冬以来就盘旋在井底上空的厚重云层，一直临空俯视着这块弹丸之地，寻找着机会光顾一下这被群峰阻隔的地方。天快擦黑，雪花终于羞答答，慢悠悠地飘进人们的视野里。
“下雪罗！落雪了！落大雪啦！”人们欣喜若狂，争先奔走相告，屋里的人放下手里的活路，涌到街上，仰着头，向久违了的雪花姑娘行注目礼，有人双手掌心向上并扰。接着飘到跟前的雪花，孩子们更是雀跃欢呼，仰头张嘴，穿梭在人群间，用嘴接住雪花，吞进肚里，品味着白雪公主的问候。
瑞雪兆丰年，饱受连续三年自然灾害之苦的人们。曾经寄希望于对面明子山上的“人定胜天”的四个大字，而今又将希望托付给这句老古话。人们脸上挂着各式各样的笑容，有的眼眶里含着泪，有的脸颊上淌着泪，而心里却只有一个心愿，愿大雪大大下，带来明年大丰收。
吉力没有到街上参加到狂欢的人群中，他浑身发冷，一阵一阵地寒颤，耳朵里有一种咝咝的声音，似乎从头脑的深处传出来。他知道是感冒时的感觉，便到办公桌边，从抽屉里找出前些天从肖二娘摊子上买来的解热止痛散，撕开，把药粉倒进嘴里，用唾液和着吞进肚里。他熟悉这种药，他每次感冒都吃这个，还很有效哩！
他又蹲到灶门边，掀起麻布围裙烤着，他歪着头，伸长脖子，看着后门外那被两面墙隔成两尺多宽的条形天空，他听人们在议论雪，他却看不到雪，他判断是否在下雪，只有等雪片飘到他脸上或是颈上钻进背心他才能确定。
他看着阴沉的天，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又涌上心头，去年在永一中的日子，不也是这样阴沉的天吗！后来为配眼镜去了昆明，经过一番周折，水打烂木柴，去了又回来，蹲到这烧洗脑壳水的炉门前烤起火来了。前几天收到赵良从昆明寄来的一封信，信里夹带的几颗打火机火石，是易加会要的。信里说他已不在清洁队做临时工了，很快就要到西双板纳去种橡胶，信中的言词透着一股激情，一种憧憬。其中还带着几分炫耀。
凡看过《美丽的西双版纳》这部电影的人，都会被它特有的魅力所吸引，全国各大城市的青年人，像当年唱着《我们新疆好地方》进入新疆的人们一样，响应党支援边疆的号召，奔赴这神奇美丽的地方。
“明年，他们将开始一个崭新的生活，我呢？”吉力想着，他畏惧这种与人在钱上打交道的活路，这种畏惧感源于他生理机能的缺陷和心理方面的障碍，作为一个营业员，要具备手勤眼快嘴甜三条件，他却一样都沾不上边，眼不能观六路，凭听觉，手勤往往是适得其反，想和人家讲上两句好话，可是话到嘴边却卡了壳，憋得面红耳赤，青筋暴跳，仍是吐不出来，本来口吃，越急越蹇，越蹇越急，到头来弄得个无地自容。于“瞎儿”绰号之后，又多了个“蹇巴郎”的尊称。他想逃避，但除此之外他还会做点什么？每当收堂关门，他感觉不到轻松，总是为明天又要从头开始而感到恐惧。因为他在这机械地循环往复中得不到一丝成就感。他没有成功的喜悦，没有跨越眼前这障碍的知识和能力。
廖伯伯挑了一担水进来，缸里和锅里都已装满，他就把这担水放到水缸边，把扁担靠在墙角，坐到木凳上，从腰间解下一个长方形的牛皮匣子，这牛皮匣子是抽屉式的，拉开匣子，里面装着烟叶，火草、火石和火镰。他把烟卷好，拔出别在腰带上用石榴树枝做成烟杆的烟锅，把烟卷插到烟锅里，嘴衔着玉石烟嘴，再从匣子里取出火石火镰，拈起一小撮火草与火石贴在一起用左手拇指和食指紧紧捏住，右手抓住腰子形火镰的腹部，用弓形的背面撞击火石，“咔嗒”、“咔嗒”的撞击声中，撞击出的火星将火草引燃。他把冒着烟的火草按到烟卷头上“吧哒，吧哒，地用力吸着，烟点着了，他长长地吸了一口，然后悠悠地把吸进去的烟从鼻孔呼出来，惬意极了。
“别个都说，井底坝的人生得恶，雨都只敢在团转（周围）落，几个月没见到一滴雨水，小春都干死完了，今天水井湾的水都见井底啰！要用绳子栓着桶，趴在地板上吊他妈的几回，才装得满一桶，等挑水的排队排得老长八长，我哪里等得，干脆爬到柯家水井去挑，路虽然远了差不多两倍，可那里人少，来得快。大年三十的水总算保证了！唉——”廖伯伯吸着烟，像是对吉力说，又像自言自语。
“又歪又恶，又不吃豆芽脚脚！哈哈！”小魏师进来烫毛巾，随意接过廖伯伯的话茬。
“唉！像哝个下去，哪里还有豆芽脚脚吃呢？”廖伯伯仍是面带微笑，悠然自得地吸着他的兰花烟，从容不迫，颇有些大将风度。
廖凯确是个见过大阵势的，早年在老永祥当过巡警，抗战爆发，打过台儿庄。后来又加入远征军二百师，去过缅甸，几次从死人堆爬了出来，死里逃生。他跟着去打过腾冲保卫战，解放战争中，他尾随国民党六十军在山东，吉林与解放军交过火，后随曾泽生将军起义，解放以后复员回了家。老伴在小食店工作，他长期以来靠背煤炭养家，四个孩子都还小，上学读书都要钱，日子过得紧打紧的，点烟舍不得买盒两分钱的火柴，沿用老祖宗传下来的原始燧石取火法。
“用这个习惯！”他常谢绝别人用火给他点烟，“吃叶子烟，拿这个打火才有那兰花烟的味道哩！”
他把烟抽完，弓身下去把烟锅头在地上敲了敲把烟灰抖去，别在腰带上，收起牛皮匣子系好，看看锅里的水也用下去许多，便拎起一桶水倒进锅里，又把另一桶水分别掺到锅和缸里，然后把扁担搭在肩上，勾起水桶转身出去，他要把桶带回家，明天大年初一，商业系统一律不放假，他明天好趁早挑水过来。况且他还不知道自家家里有没有水呢。
今天，天还没黑，电厂就开始送电，广播里随即传出《社员都是向阳花》的歌声，理发店里又开始热闹起来，人们习惯说“三十晚上的甲甲没搓干净。是得不到年饭吃的。”大家都希望一切不好的东西，都在今天像洗头洗澡一样，一搓而去，来年必是好运。
“正月里，正月正，正月里来挂红灯……”《五哥放羊》的歌声从江兴觉的留声机里传出来，穿过狭窄的天井传进对面吉力家。母亲躺在床头，合着拍子哼着，他仿佛又回到那些年，一家人和公司的同事们一起欢度春节的情景。
父亲戴着老花镜在灯下把老二不能穿的棉衣补起来给小儿子吉昌穿。他虽然才四十多岁，但过重的工作和家庭负担使他在前几年就进入老年。今天过年了，每人供应到二两半肉，全家六口人，可得一斤半，放到锅里一煮，拿出来，只剩七寸来长的一条，女儿吉莉拿尺子量准长度后再除以六，得出商数后再用刀照商数的长度把肉分成六块，让几个孩子先挑，孩子们来个“五虎下山”各自伸出爪子，抓起喜欢的一块放到嘴里，先是大嚼一阵，待嚼碎吞下后，用舌头搜索着口腔牙缝间的余留残渣，末了不时地将手指放进嘴舔着“啧啧”“得得”在这怪异的响声中，回味着刚才咀嚼时感受到的肉香美味。
现在唯一能解馋的就是平时吃老南瓜积存下来的南瓜子，吉莉把南瓜子放到铁锅里炒香后铲到一个碗里。
“爸爸，咋个分？”吉莉扭头问父亲，这家人在几年前就实行这种分餐分食制，谁也别想多吃，比以后社会上时兴的分餐先进了几十年。
吉昌比桌面高出一个头顶，他双手扒着桌边，踮起脚来，正好把下巴顿到桌面上，眼巴巴地望着这几堆南瓜子。
其实瓜子并不多，每堆还不足两汤匙，一声令下后，孩子们便迅速把自己看中的一堆扒到自己身边，接着便是连壳带仁地放进嘴里嚼起来，不一会，真正完全彻底地把任务完成了。
老大吉庆，正在为他用旧毛线织起来的毛衣收尾，他一边收着针，一边跟着留声机哼着歌。
“在家里头哼哼可以，可不能在外面，学校里去唱！”父亲警告着儿子。“这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东西，是不允许乱唱的！”一副严肃的表情又带几分恐惧。
“咋个不准唱？抗日救亡的歌为啥子不准唱？”母亲在里屋正唱得兴头上，不满地反问道。
“那个时候唱是可以的，是反映人民群众的悲惨遭遇，可是现在唱就是向共产党叫苦，局里头开会，就有人说这是在诉反右斗争的苦，诉三面红旗的苦，说是污蔑反右，大跃进是无情棒、棒打鸳鸯，害得他们妻离子散，流离失所，为啥子陈民会跑来骂江兴觉，江兴觉现在不是鸳鸯各一方了吗？还不觉悟！”父亲说。
“嘻嘻！棒打鸳鸯！”吉庆一旁笑说。
“现在人家都妻离子散了，还在整人家！”母亲说。
“怪就怪他自己不识时务，现在上面正准备对他订一个攻击三面红旗的罪名嘿！”父亲悄声说道。
“那《五哥放羊》又有什么错？”母亲问。
“这错更大了，他们说这是阶级调和，你看哈‘红灯挂在大门外我等五哥上工来。’一个地主家的小姐咋个会喜欢上给她家做工的放羊娃儿呢？”父亲答道。
“哈哈哈！”吉庆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
“咋个喜欢！你心里最清楚！你不想想你一个流浪娃娃，咋个跑到我家去的！你现在说这样是讲阶级调和，那样是美化剥削阶级，我说你是要想当陈世美！为了荣华富贵，你不认前妻！”母亲越说越激动，挣扎着坐起来。
电灯闪了三下，警告人们快停电了，并且提示人们这是一九六二年壬寅正月初一凌晨零点十五分。为了春节电厂设法多发了半个钟头的电。
、“赶快睡觉！玩到第二年了！”父亲招呼着孩子们。
“现在当着这些娃娃的面说，如果以后真有二心，就叫他们拿斧头把你的头划做两半！”母亲怒气未消。她为什么喜欢《五歌放羊》，也是跟她喜欢京剧《武家坡》一样，同样是讲述了一位富家小姐爱上一个穷帮工，他们真心相爱，数经磨难，终结良缘的美丽传说，她把这些故事看作是自己与丈夫相知相爱的真实写照，当年丈夫在“五反”运动中受到隔离审查，她“王宝钊”一样拖着孩子，守在被烟薰火燎得跟瓦窑一般的小破房里，期待着丈夫的归来。被派遣到永祥，她和小儿子本可留在昆明，但她不顾自己生产还不到半月，毅然随全家到这落后贫瘠的井底，为了不让丈夫和孩子在外受人歧视，她经济上想方设法创收节支，还积极主动参加社会上的各种活动，无奈苍天不作美，她病倒了，而且是越来越重，眼看是离天远，离地近了，过去传唱的一些歌曲常勾起她美好的回忆，使心灵得到安慰，而今却不准唱了，她失去精神上的一丝依托，她将依赖什么支撑着活下去呢？
“我哪里不晓得，可是我们说了哪里算得了数，这些年你又不是没看到，把《国魂》里的文天祥说成是国民党顽固派，把《秋翁遇仙记》说成是反右斗争是不准人民说话，《天仙配》是攻击反右斗争是棒打鸳鸯。江兴觉吃过一回亏，还不吸取教训”。在煤油灯下，父亲边为孩子们整理着大年初一要穿的衣服，一边轻声说道：“就拿这些减价衣服来说，还有人告到县委那里，说穿着这些唱戏的衣裳满街跑，是为封建主义招魂；理发店搞出来的那些摩登阿飞头是在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腐蚀人民群众。唉——！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哪！这次又要搞下放，我也想打报告请求回老家当农民算了。”父亲摘下老花镜，用袖子擦了擦眼睛。一股凄凉悲切的感觉涌上心头。他十四岁随红军出来，离别故土三十多年，本盼着有个衣锦还乡，却落到如此地步，难见江东父老啊！
“五叔不是写信说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还靠四叔从马来西亚寄粮食过来救急。如果是这样，这家人回去也是死路一条。”母亲气消多了，关切地问。
“唉！总比这里强，本乡本土，不受人家欺负，那里气候好，地势也平，你和娃娃回去，一定很适应，说不定你的病很快就好了哩！”父亲讲到家乡，兴奋起来，滔滔不绝地讲着童年的趣事，末了说道：“以后我们都老了，就叫孩子们用三轮车载着，到处去走走看看，多好啊！”
“咳！”母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她半信半疑，这些话她不止听过一次，她曾经不止一次地兴奋过，激动过，设想憧憬过美好的未来，却一次又一次地失望，并不是他们要求过高，而是那个时代根本不允许出现的，时代的宠儿们都应该是战天斗地，其乐无穷的勇士，与人斗，更是无尚荣光毫无私心杂念的布尔什维克武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