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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两点来钟，外婆就叫醒大眼睛，二舅舅已经起来，抽着旱烟斗。铁局巷到火车站，要走一两个钟头，家里没有钟表，只有赶早不赶迟。舅舅要送外甥去车站，大眼睛一直坚持自己认得去火车站的路。
“阿弟呀，这一路上都没人，让你二舅舅送你，路上要小心，这一去又不晓得何年何月啊？”外婆说着声音有些哽噎。
大眼睛觉得鼻子有些抽搐，眼睛发胀，眼泪快要涌出来，心里想说点安慰和祝福的话，这时一个字也吐不出来了。
“阿弟，回去可以读书就好好读书，不能读书就学门手艺，过两年再来看外婆，姨妈也盼你早点有出息，姨妈也老了，只盼你们了。”四姨妈也坐起来，语中带着凄凉，“一个人上路，处处要当心，住旅店不能睡得太熟，不要耽搁了上车，钱要算着用……”她一样一样地叮嘱着大眼睛。
大眼睛喉咙和舌头被凝固了，对大脑发出的指令，丝毫没有反应，声发不出来，平时他遇到激动时候常常卡壳，越是着急，越发不出声，何况此时此刻，他只得默默拿起包袱，二舅舅又顺手接了过去，舅甥俩就这样无声地离开了铁局巷二十三号。
街上没有行人，没有车辆，也没有任何声音，只有暗黄的路灯映着舅甥一高一矮的影子，回响着他俩近似走齐步的脚步声。
“二舅舅，舅母和表哥表姐在家里咋个样？”一阵清凉的秋风吹过来，大眼睛的神经舒张开来，舅舅来昆明后，他很少跟舅舅说话，大人讲话他不便插嘴，舅舅家的情况他从大人们的谈话中得知一些。
“唉，你舅母、表哥表姐都参加生产队劳动，你的表弟表妹都无法供他们上学，你舅舅我没用啊！”二舅舅长长地叹着气，他平时无声无息，喜怒哀乐都关在肚子里，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吗：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帝国主义反动派难受之时。他在生产队里要接受监督改造，对四类分子的监督改造，有一整套规章戒律，不亚于封建礼教的《女儿经》对闺秀女子的调教。社员群众开怀大笑的时候，你可不能笑，人家开心之日，你则当难受，但又不能表露于脸上，否则又是怀有阶级仇恨，想伺机反攻倒算了，你只能是漠然处之，呆若木鸡。
在姐妹中，大家都埋怨他越来越呆，越活越傻，越来越不中用。老母亲，他无力奉养尽孝道，儿女他无力培养成材尽义务，但谁又能理解，他不呆不傻，那些所谓训服的“专政工具”们能开心吗？他满腹经纶，他敢引用吗？就连帮人打一张收据字条都得反复斟酌字句，唯恐被视为含沙射影，攻击社会主义，或者是被扣上书写反动标语，再加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在地、富、反、坏、右等五类分子集中训话的会上，他凭着自己惊人的记忆，把训话人的讲话一字不漏地重复一遍而获得过关，他不敢添一字、漏一字，就连训话人在句中带有“这个”“那个”“什么”等口语也原封原位地复读出来。他像只鹦鹉，像部机器，学着舌，机械地转动着，他不能发表任何看法，也不能与人交换任何想法，他怕再背上个“煽动”“教唆”的罪名，为了家人，又呆又傻地活着，就是在为家人尽着儿子、丈夫、父亲的责任和义务，他别无选择。
“大舅舅他们家咋个样？”大眼睛又问。
“你大舅舅前年就死了，当时不敢给你外婆晓得，她老人家这么大的年纪，不敢让她再受刺激。”二舅舅说。
“可是外婆在梦里头梦着大舅舅，大舅舅说他冷得很，外婆就问别人，才晓得大舅舅去世一年了。”大眼睛是从大人的闲谈中得来的。
“这事情有点怪，不过他们家倒也不错，你大表哥王志洲在东北吉林，二表哥在大姚，你大舅母就跟你二表哥一起过，还马马虎虎。”
“那你家以后咋个整法？”大眼睛想二舅舅一家不会比自己家好过。
“咋个整？不是由我想咋个整就咋个整阿？是要人家说咋个整才能咋个整，不敢乱说乱动。”二舅舅无奈地叹息着，“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大眼睛在暗黄的路灯光下，看着二舅舅蜡黄色的脸，他无法分辨二舅舅的面部表情，他想二舅舅的眼睛也有些近视，但对参加体力劳动不会影响太大，随着年龄的增长，老花眼的出现，近视的程度有所减轻，对今后的生产劳动不会有更大的障碍，而自己却不同，要走的路更长，这条路是一条什么样的路，他却一无所知，无法预测，也无法估量，他也是个自己不能凭想象，想怎么整就能怎么整的。
到了火车站，候车室早已有许多省钱住旅社的等车人，有的用草席，有的用报纸铺在地上，有的枕着背包，有的干脆躺在地上，安然而睡，他们多数是工厂工地下放回乡支援农业第一线的职工，随遇而安的生活习惯也带到这里，只要能省钞票，其他什么都不在乎。
二舅舅也给大眼睛弄来一张报纸，找块空地坐下来，反复讲了几遍检票上车和转车的手续办理方法，见大眼睛记住了，又交待路上需要注意的情况，一切都安排好，他就离开候车室，明天他还得要去做工。
周围的人都在熟睡，酐声彼伏此起，大眼睛一个人坐着，心里重复着刚才舅舅交待的话，盘算怎样进站上车，寻找座位，下了火车怎样找住处，然后再找汽车站，因为他的票是舅舅帮他买的，一直可以到昭通，只是火车到了霑益要改乘汽车。
他想起外婆给他煮的五个小荞粑，放在一个小布袋里，他便感到饥饿，伸手去摸了一个出来咬着，很快第一个荞粑就被他啃完，仍然觉得饿，想去摸第二个，可是又想了想，这是明天做早饭的，早饭车上供应不用粮票买的饭，一张车票一份，但要四角钱，他只得把手停住，忍耐着，希望早些时候开车，可是，时间总是同他开玩笑，饥饿神经时时发作，冲击着他的大脑中枢，要中枢发出指令，命令手去抓荞粑，命令嘴去啃荞粑。他只得自己和自己商量，商量出一个妥善解决的办法，决定吃两留三，结果是第二个荞粑下肚不久，大脑的自制系统全面崩溃，五个荞粑一会的工夫便淹没在肚子里。
所以有人说，最强大的敌人是自己，要战胜敌人，首先要战胜自己。大眼睛一生中最大的弱点就在于此，不能克制自己，他常常在悔恨，却又常常在重犯着同一种错误。
一个意志薄弱的人，将如何去面对严峻的生活挑战，但他此时根本没意识到这一点，他还不具备解剖自身的能力，没有衡量自身是非曲直的标准，他更缺乏暴露自身、正视自身、批判自身的胆量和勇气，因为他的知识和经验都还很贫乏。
一阵嘈杂的喊声、脚步声和一些莫名其妙的声音把大眼睛从梦中惊醒，他急忙抱起包袱跟在人群后面，捡票进站，上车找好座位，火车就开了，他没坐过火车，觉得坐火车相当舒服，宽敞平稳，人们可以自由走动，听说还有厕所呢。
“小鬼，你的包袱可以放在行李架上，抱在身上很累。”一位解放军叔叔说，“来，我帮你放。”
他从大眼睛手中把包袱接过来，放到行李架上，又问：“你要到哪里去？”
“我到昭通。”大眼睛回答说。
“你家在昭通吗？”解放军又问。
“没有，我家在永祥。”大眼睛又回答说。
“哦，半个老乡，我是大关的。”解放军自我介绍，“那你到昭通还要转车？”
“我的路费只能够到昭通，我爸爸叫我到昭通以后去找永祥转运组，请他们帮忙找车回永祥。”大眼睛和解放军一问一答地聊着。
“小弟，你要不要买饭吃，如果不买，我给你两毛钱，你把票给我买。”一位乡大妈打扮的妇女说。
“我要买的。”大眼睛回答说。
“同志，你家要买吗？”乡大妈又去问其他旅客。
“这些都是偷爬到火车上来卖零食的，他们不买车票，当然买不到饭吃。”解放军解释说。
当然要买，四两粮票的饭，按昆明黑市粮票的价格，一斤粮票一元五角，这盒饭的粮票价格也值六角钱，给两角钱谁肯？何况大眼睛没吃过火车上的饭哩，这点帐大眼睛还是会算的。
出了四角钱，大眼睛吃到了一盒火车上的菜盖饭。
到了沾益，大眼睛跟着解放军这伙半个老乡，找旅社住下，住宿费七角，吃饭去了四角多，新买的一个塑料钱包里，还剩下一元四角多钱，大眼睛算算钱够到昭通就安心睡下。
早上三点多钟，大眼睛醒来，就不敢再睡，抱着包袱，一路问着过路人，来到汽车站，车站的门还没开，已有人在这里候着。大眼睛有些后悔，昨晚不该花七角钱住旅社，车站上不是可以住人吗？七角钱要买多少东西呀。
七角钱，真的可以买很多东西。临走的时候，老孃问他想买个什么，他说他想买一个钱包带回去给妈妈，才花了五角六分钱。老孃给了哥哥一个笔记本，给妹妹一根绿色半透明的塑料绳和两条绿绸子都是用来扎头发的。弟弟小满没有礼物，七角钱，起码可以买三、四本连环画。赵良做一天工，也才六角钱，现在蹲在车站上还不是一样的。
客车上坐着满满的一车人，多数是下放回乡务农的工人，并且多数是青年人，他们的心情很坏，动不动骂人，他们骂苏联老大哥，不讲信誉，敲诈中国人民，撤走专家，拿走图纸，害他们下马回乡。他们又骂他们的领导没有良心，困难时期一起奋斗，现在却一脚把他们踢回老家去。
“杂种苏联人最可恶！我们勒紧裤腰带，把好吃好穿好用的送给杂种些，杂种倒来个翻脸不认人，一拍屁股走球了。”
“狗日的劳工科长心太毒，他龟儿的老乡他不下放，半夜吃桃子指倒扒的捏，光整老子滇东北人，等倒，老子哪时候也整他杂种乌龟儿拜年——爬爬爬！”
“我日他妈，杂种些最不讲良心，那时候二两胡豆一两盐就一顿，一天活路干吼了，现在困难过了，他妈卖××疯发了，要喊老子向后转了。”
汽车在公路上飞吼，车里的人们也在怒吼，他们把胸中的郁火忿慨喷泄出来，喷洒在公路两边的山野间。
一个女工抹眼擦涕，其他的几个便嚎啕大哭。乌蒙山区本来就是阴天多云，这一下，更是天昏地暗，地动山摇，云山雾罩，细雨绵绵。
“哭啥子嘛，未必哭就哭出个金娃娃了说。”有人出来劝解。
“不哭你又说咋个整嘛？未必你荫在心头就会有金娃娃。”一个女工擦着眼泪反驳。
“哭也没得金娃娃，不哭也没得金娃娃。凭力气吃饭靠自家。”刚才骂娘的小伙子说。
“说得好松活，现打灶头现安锅，出门都那多年了，这回回去现打锣鼓现开张， 那么扒活的钱儿等倒你，好安逸也。”一个女工接过话来。
“安嘚逸不安嘚逸你们看了就晓得，如今农村乡坝头喊的瓜菜代、捞油水、农副产品市场也开放了。一只鸡娃儿，要管你一个月的工资，你在厂头一个月领那点工资，有啥球稀奇的。我养几只兔儿就当得到你龟儿科长的工资，你啥球科长，格老子兔儿科长，鸡娃儿科长！”小伙子开始激动，他似乎已经抓到了花花绿绿钞票。
“喂，兔儿科长，你说的是河坝。那么像我们老林头的，想当个兔儿组长都当不到。”一个家在高寒山区的青年人说。
“咳呀，你出门久了，你晓得啥子，你们那些老林头才是肥得流油，一匹马儿，一条牛儿成百上千的票子，还羊儿猪儿，药材天麻，哪样不是钱？你晓得不？威宁这里，一件自家捻的粗羊毛线衣就八块钱，一床羊毛毡子三十多块。一年到头，大肥猪儿杀起，才是安得逸得板，到那时候，你就不是啥子兔儿科长，是马儿厂长喽！”小伙子越说越兴奋。
“对头，只要自家有气力，在哪里做，会比他龟儿些二两胡豆一两盐差？”很多人开始赞同了。
“一是要有气力，二是要勤劳会尖尖钻，更主要的还是要党的政策允许。”一个年龄稍大的说。
“对头，政策不对头，还是球球球！像五八年那个，锅碗瓢盆都敲了炼钢铁，自留地自留山都归了公，灶头挖了吃大锅饭，你去当你马儿厂长兔儿科长嘛！”大家议论着。
“欧，就是嘛！”大家异口同声。
雨转阴，阴转晴，人们开始有了笑容，纷纷议论，设计着，编绘着重返农业第一线的宏伟蓝图。
客车停靠着高坎子，大眼睛又跟着这帮兔儿科长、马儿厂长下了车，他们中午的时候在威宁对农贸市场进行了一番调查，现在又对高坎子进行考察，论证他们在车上制定的大政方针。
威宁、高坎子都是滇黔两省的交通要道，每天市场上都跟赶集一样热闹，并且黑白两市的交易都有，国家允许上市的和不允许上市的，在这里都有买卖，只是一个公开、一个暗地里交易。
这群人，在市场上大约转了一个多钟头，回到车上，仍旧余兴未了，他们啃着从市场上买的水果和小吃，谈论着他们考察的体会，津津有味，津津乐道，眉飞色舞，手舞足蹈。
“咳，如果我家头也是这么样子，这回回去是大有搞头的。”
“咳呀，怪不得我们工段有好几个都是自愿申请转家生产的，他龟儿些早就得到消息，早就想回家去大捞一把。我还倒顺都摸不到，哈痴痴的去劝他们，杂种些还光而堂皇说这是响应党的号召，支援农业第一线是光荣的，真他妈骡子吃灰面——白嘴儿！”
“要不然，我们那个指导员咋个也申请回家呢？他是志愿军老汽车兵，婆娘又是医生，三个娃儿，日子过得蜜蜜甜，还不安逸要申请回家说。”
“人家那些才是聪明人，哪个像我这些土八路。”
“不要说，真的有老八路、老红军申请回家的说，我们的书记不是咋个说。”
“尽都默到屋头有金娃娃。”
汽车进入昭通坝子，撒开四蹄飞奔起来，一股特殊的煤烟味由淡到浓，意示着昭通快到了，车上的人们各怀憧憬，各揣盘算，各自在心里描绘着自己所理想的金娃娃。
下午五点多钟，汽车进入滇东北运输客运站，人们从追云逐雾间飘然落地，踩到湿润的停车场的实地上，回到现实中。
大眼睛先是跟在人群后面，进到一家旅社登记住宿，在交钱的时候，才发现自己那个新塑料钱包里只剩下三角钱，还要一角钱才够交住宿费，从沾益到昭通，途中吃饭买零食，不知不觉竟花去了一元多钱。外婆常给他讲昆明逼死坡上三文钱逼死英雄汉的故事，现在住宿差整整一角钱，是三文钱的三倍多，不知道那位英雄该去死几回。
大眼睛抱着包袱，顺着街道茫然无措地走着。街灯已经亮起来，街上的行人来去匆匆，在深秋的寒风中，耸着肩头，缩着脖子，紧束上衣，弓背弯腰地快步往家里赶。大眼睛知道这时候各单位已下班回家，找地区商业局或者是永祥驻昭通转运站，也是找不到人。他想起在昆明火车站和沾益客运站的情景，不如先找个地方蹲它一宿再说。他来到电影院的门前，门前的十字路口有许多卖水果、瓜子小吃的小摊，每个摊上都有煤油灯照明，火苗窜动，顺街排列。电影还没开场，等待进场的人们在电影院门前的平地上等待入场，人影窜动，人语喧哗，显得十分热闹。大眼睛心想，这里倒是个过夜的好地方。他挤上大门前的台阶，在大门侧边一个卖瓜子的小摊旁的空地上蹲了下来，从仅有的三角钱中抽出一角钱，买了瓜子，若无其事地嗑着，看着人们进场。
电影开始了，是部歌剧。大眼睛看不清楚广告牌上写的电影名称，也不想去弄清今晚电影叫什么，只是一边嗑着瓜子，一边欣赏着这免费的音乐，心里揣度着电影剧情，这真是口福耳福齐具，倒也是一番乐趣，再加眼前的夜景灯市，更得其乐。
“小弟，天这么冷，电影都要散了，你咋个还不回家？”卖瓜子的大爹看大眼睛蹲在这里两三个钟头都没挪动脚步，有些奇怪。
“哦！”大眼睛被大爹从音乐的梦幻中拉回到实在的环境中来。
“咋个还不回家，电影都快放完了。”大爹又重复一遍，“天太冷，我都要收摊罗！”
“我家不在昭通，没得办法回家。”大眼睛无奈，强装笑脸回答道。
“不在昭通，那是在昆明？昨个不去住旅店？”大爹听他说话带昆明腔，就推测地问。
“旅店先去过了，差一角钱，住不成，后来给你家买了一角钱的瓜子，现在就要差着两角钱。”大眼睛照直把实情告诉大爹，“我想就在这里蹲它一夜。”
“咋个要得！昭通不比昆明，夜里头冷得很，电影院的同志也不会让你在他门口过夜，你一个小娃娃在这里也不安全。”大爹警告大眼睛。
“不准？我只有找别的地方喽！”大眼睛生性就是逆来顺受，他没本事想出更好的办法。
“要不得，要不得。要是遇着坏人，不把你打死才怪！他们还要抢你的包包。”大爹有些着急，一个做小本生意度日的人，深知赚钱的艰难，他想替大眼睛出两角钱，但又觉得眼前这个娃娃来历不明，出两角钱是小事，但如果牵扯上什么大案大事，就吃不消了。
“没得哪样要紧，我这包袱头尽是我补了疤疤的破衣烂裳，又没得钱，只是——”大眼睛讲到钱，突然想起自己还有两斤粮票，而且还是全国粮票，他听赵良说过，一斤粮票可以卖一元五角钱哩，所以他就问大爹：“大爹，你家要粮票吗，我卖一斤给你家？”
“咋个卖？”大爹听说卖粮票，心中生起疑团，眼前这个娃娃，说不定就是什么犯罪集团的成员，但他毕竟久经世故，仍不动声色的问。
“昆明是一元五角一斤。”大眼睛说。
“在昭通值不到一块五。”大爹说。
“你家说值多少？”大眼睛需钱住旅社，卖上三角五角的也好，好救燃眉之急。
“八毛咋个样？其实我是不想要，在昭通光有粮票买不着米和糕点，还要有购粮证和购物证，我是看你可怜，才给你买。”大爹表白着自己的意思。
“八毛就八毛，我卖一斤给你家。”大眼睛不顾一切。
“就才一斤呀？”大爹有些失望。
“就才一斤。”大眼睛从钱包里掏出两张一斤的全国粮票，递给大爹一张，另一张又装进钱包，说：“这一斤我还要留着路上买饭吃，我家在永祥，还有一两天才会到家。”
“咳，这么说你不是昆明人了？那你咋个回家？”大爹把一元钱递给大眼睛。
“大爹，补您家两毛钱。”大眼睛把钱包里仅剩的两角钱掏出来递给大爹。
“两角钱不要补了，就算大爹一块钱给你买，赶紧去找旅店，旅店快要关门了。”大爹催促着。
“大爹，谢谢您家。”大眼睛抱着包袱，又顺来路向先前那个旅社走去。
原来听哥哥经常讲一句颠来倒去的话：是吃了算还是算了吃？这句话的含义过去不在意，现在总算有些明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