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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足常乐，一成不变，是心态年轻与否的标识。年轻人对未来充满憧憬，渴望打破常规，尝试新的生活方式，让人生过得更有意义。
再也不能这样过，再也不能这样活。
学校广播里传出来刘欢拷问灵魂的歌唱，祁宏被深深地触动了。
四年大学生涯的第一个暑假还有两周就要来了。这个假期接近两个月，漫长得就像一个学期。假期如何过，祁宏没有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得找点有意义的事情干干，不能像以前那样浑浑噩噩，浪费了，挥霍了。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祁宏已经度过了十多个暑假，都是在四明山过的，内容千篇一律，无非是干干农活，做做家务，看看闲书，会会朋友。这些活动只占假期的小部分时光，大部分时间是躺在床上，睡着懒觉，喂着蚊子，做着白日梦，既没有意思，也没有意义。
祁宏还没想到打发假期的更好办法，只是不愿意回祁东，准备在长沙呆着。长沙大，机会多，找些有意义的事情干，比四明山容易。祁宏准备多看看书，写点文章，跟其他留校的男生一起踢踢球。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找份家教，在帮助别人进步中过着忙碌充实，井然有序的生活。祁宏认真反思了一下，发现环境对人有很大的约束作用，在四明山的家里，他爱睡懒觉，缺乏上进的动力；在长沙，他千方百计找活干，内心有激情涌动。
不回家，最大的弊端就是见不到凌林，这对祁宏来说，有点儿苦闷难受。四明山距离祁东很近，她想见他，或者他想见她，距离一个多钟头就可以跨越。只要回到老家，不管是刻意，还是无意，一个暑假，祁宏总得往祁东跑几次，可以跟凌林见上数面。祁宏在电话里把想法告诉了凌林。
祁宏暑假不回家，对凌林打击果然不小，她见祁宏的愿望比祁宏见她更迫切。凌林本来就想着暑假能够跟祁宏多见两面，如果他暑假不回，她的愿望就打水漂了。凌林不支持祁宏暑假不回家，她对祁宏说，暑假那么长时间，如果见不到他，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了。
但凌林对暑假的看法跟祁宏一样，觉得回家，大部分时间都白白浪费了，他们都想改变现状，都想不负青春韶华。凌林感叹说，如果能够找一件有意义的事，既不让假期白过，又能够让他们多见面，那就好了。
凌林想，如果祁宏留在长沙，她就过去陪他一段时间；或者自己留在北京，也不回祁东了，干脆要祁宏到北京来陪她。这个想法一说出来，马上被他们否决了。鉴于上次宿舍同居事件，凌林是不可能到长沙来陪祁宏的；祁宏更不可能跑到北京，住进清华大学的女生宿舍陪凌林——他怕这样会给凌林的学习生活带来后遗症。两个人商量来商量去，都没有一个结果。
没有结果了，自然而然转到了其他话题上。凌林说：“最近上演的电影《焦裕禄》，你看过没有？我已经看了，很感人，对我们的人生选择很有启发，建议你去看看。”
凌林喜欢看电影，《焦裕禄》一上映，她就跑到电影院去了。她觉得这部电影拍得很真实，很有感染力，对年轻人很有启发，“人民的好公仆”焦裕禄同志那种“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尊敬，值得学习。
“我今晚就去看。”祁宏说，他对凌林交代的事情一向很积极。
《焦裕禄》已经上映一段时间了，祁宏听说过，但太忙了，还没来得及看。看到凌林这么推崇，祁宏觉得非看不可了，要“立刻、马上去看”。
“你看完电影，我们再好好交流一下。”凌林说，“我在电影院，是一边哭，一边把电影看完的。”
一部电影被凌林说得这么神奇，祁宏顾不上期末考试将近，当天晚上就跑到电影院看《焦裕禄》。
还有一周多就要考试了，很多人为了六十分，临阵抱佛脚去了，看电影的人不多，空荡荡的电影院坐着稀稀拉拉几十个人。但电影院里的气氛不同一般，异常沉闷，不时有抽泣声在角落里响起。就像凌林说的那样，祁宏也被焦裕禄深深感染了，边看边流泪，在无声的哭泣中挨到了放映结束。
看完电影出来，已经很晚了，回宿舍的路上，祁宏一路犹豫，到了宿舍楼下，祁宏忍不住了，在公用电话亭边拨通了凌林的宿舍电话。确认是凌林接的电话后，祁宏再也控制不住了，在电话里泣不成声。
凌林被祁宏的哭声吓了一大跳，赶紧柔声地问他怎么啦，怎么这么伤心？
在凌林印象中，祁宏很坚强，她从来没有见过祁宏这样伤心地哭过，包括奶奶病重，包括初恋失败，包括高考准考证被抢。
当得知祁宏是被电影《焦裕禄》感动的，凌林马上就感同身受了，鼻子酸了，眼睛红了，声音低沉了——虽然凌林看过这部电影有一阵子了，但她心里还是被一种情绪激荡着，想起焦裕禄，想起他的感人事迹，还是控制不住，心潮澎湃，情绪起伏。
祁宏一边哭，一边说：“林儿，我明白你为什么建议我看《焦裕禄》了，暑假我们一起去兰考支教吧，一起追随焦裕禄同志的脚步，脚踏实地，为兰考人民做点事情！”。
这正是凌林冥冥中期盼的答案。建议祁宏看《焦裕禄》的时候，凌林还没有想到这一点，她只是在看完《焦裕禄》后，深受触动，想利用暑假期间，到“人民的好公仆”焦裕禄同志奋斗过的地方看一看，感受一下他的精神，吸取一下他的力量，但她还没想过暑假到兰考支教。
凌林一个弱女子，不敢擅做主张，离校离家，孤身行动。她想要祁宏陪她一块去，只要有这个男孩在她身边，她就心里踏实，有安全感。
两个心有灵犀的年轻人，很快就想到一块去了，不由得越说越兴奋，在电话里认真规划起来：他们准备在兰考找一个落后偏僻的地方呆一个月，白天给孩子上课，晚上给乡亲们办夜校扫盲，同时教他们科学种田种地。乡亲们有丰富的种地种田实践，没有理论；书本上有深厚的理论，他们可以引导乡亲们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把田地种好。
定下这件事，暑假就有盼头了，就不会虚度了。他们心情舒畅，不约而同地意识到，这个假期将是他们人生旅程的一个全新开始，比较起来，以前那么多暑假都黯然失色了。
作为独生女，离校离家那么久，当然得告诉父母，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父母还在数着手指头过日子，盼着她暑假回祁东，呆在他们身边做乖乖女呢。凌林忐忑不安地拨通了父亲办公室的电话，简单地寒暄了几句，她终于鼓起勇气，对父亲说：“爸，我暑假不回祁东了！”
凌书记大吃一惊，紧张地问：“你不回祁东，那你去哪，准备做什么？”
“我去兰考支教！”凌林说，“我要找找焦裕禄同志的足迹，走走他走过的路，为他牵挂的那群贫苦人民做点事！”
凌书记沉默了，女儿这个想法，他举双手赞同，尽管他很想女儿，希望暑假到了，一家人好好团聚，开开心心过一段时间，但女儿大了，有她自己的想法，有她自己的人生，有她自己的路，他希望做一个开明的父亲，而不是一个专制独裁的封建式家长。
“是你一个人，还是有伴呢？”凌书记问，这个是他是否支持女儿的关键，他不放心女儿一个人在外。
“我跟祁宏商量好了，”凌林说，“有他替你照顾我，你就放心吧。”
有没有一个人在女儿身边，照顾她，保护她；这个人让他放不放心，确实是做父亲的关心的大问题。听女儿说跟祁宏一起去，凌书记马上同意了。
女儿快十九岁了，是到了接触社会的时候了。她已经破万卷书了，是该行万里路了。她到了走上社会闯荡，一方面见见世面，增长见识；一方面利用自己所学，做点实事，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出力的时候了。凌书记信得过祁宏，有他在，女儿安全有保证，他放心。
说来也巧，兰考县的丁县长跟凌书记是中央党校的同班同学。跟女儿通完电话后，凌书记拔通了丁县长的电话，就女儿和男朋友准备暑假去兰考支教的事情征询老同学意见。
丁县长很高兴，他说兰考落后面貌的改变需要先进的理念和科学的知识，教育是根本，兰考人民很需要很欢迎凌林和祁宏这样的高等学府的有志青年利用假期到兰考支教。丁县长对凌书记说，两个人有点少，能不能让他们动员一批同学过来支教？
凌书记觉得老同学这个主意不错，他把两个孩子的联系电话告诉了丁县长，建议兰考县跟两个孩子接触一下，商量一下。
兰考县政府办公室很快就联系上了凌林和祁宏，他们重复了丁县长那句话：兰考人民热烈欢迎你们过来支教，希望你们动员更多同学一起来，人数上多多益善！
兰考人民对支教的态度让凌林和祁宏倍受鼓舞。他们通了电话后，决定在学校招募支教志愿者。两个人说干就干，各自起草了一个内容大同小异的海报，用毛笔写在一张大红纸上，分别贴在清华大学和湖南大学的宣传栏，准备招募一批志同道合的支教志愿者，暑假一同前往兰考支教。
托电影《焦裕禄》热映的福，海报贴出来后，在两个高校引起强烈反响，找他们报名支教的同学很多，湖南大学的钱小芸和汪大力都报了名，清华大学的谢天放也报了名。
大部分人动机单纯，是真心奔着到兰考支教去的；个别人动机复杂，带着私人感情去的。谢天放看在活动是凌林组织的份上，才报的名。虽然端午节那顿饭后，看在爷爷和奶奶的面子上，凌林不至于躲着他了，却也迟迟没有新的进展，凌林对他客客气气。这种客气，就是距离，心灵的距离，情感的距离，不可逾越的距离。谢天放希望借助支教，暑假跟凌林朝夕相处，培养感情，实现两人关系上的新突破。
谢天放找凌林报名的时候，凌林本来不想接收，怕他吃不了苦，影响队伍行动，可经不住谢天放软磨硬泡，最后同意了。凌林同意谢天放加入组织，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支教是祁宏倡议组织的，凌林希望借助这个活动，让祁宏和谢天放成为朋友，这样既可以终止谢天放对自己的纠缠，又可以做到父亲希望的那样“爱情和朋友两者兼得”。
组织支教志愿者期间是祁宏和凌林电话沟通最频繁的一段时间了，他们把这件事当作了他们的共同事业，两个人几乎一天几个电话，通报有关进展情况。他们各自挑选了二十个人，组成了湖南大学暑假兰考支教队和清华大学暑假兰考支教队。
这件事，在湖南大学很轰动，消息传到了俞校长和刘厉兰主任那儿。具有丰富学生工作经验的他们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项全新的大学生假期社会实践活动，如果做得好，意义深刻，影响深远，说不定能够成为全国高校学生假期实践活动的典范和榜样，他们都有点激动。
刘主任把祁宏叫到办公室，语重心长地吩咐，既要把事情做好，又要把总结材料写好，要多拍照片，总结经验，活动结束后，要写成一份有份量的支教实践活动调研报告；下学期开学，要搞一个支教活动成果展，在全校进行广泛宣传教育，为来年组织更大规模的支教活动做好充分动员；调研报告要上报到有关主管部门，争取他们的认可和表彰，为学校争光添彩。
在支教队出发当天，俞校长特意组织了一个座谈会，邀请了学校主要领导出席座谈，为他们践行。俞校长兴致勃勃地给支教队讲话，授旗，送行，仪式很隆重，志愿者精神振奋。
六月三十日，祁宏带队从长沙出发，凌林带队从北京出发，坐上了开往河南开封的火车。第二天上午，两支支教队在开封火车站站台会合。凌林率领的清华大学支教队先到，他们没有出站，就在站台上等着；半小时后，祁宏率领的湖南大学支教队也到了。两支支教队会师后，大家异常兴奋，互致问候，很快就打成了一片。
祁宏变戏法一样，从书包里取出一面旗帜，展开了，一头自己拉着，一头给凌林拉着。那面旗帜上用漂亮的正楷写着“清华大学和湖南大学暑假兰考志愿支教队”。两人把旗帜举过头顶，带着队伍，排着队，井然有序，浩浩荡荡地向出站口走去。
那面旗帜鲜艳，在浩荡夏风中猎猎作响，就像他们的青春，鲜艳，亮丽，醒目；就像他们的青春誓言，响亮，傲娇，朝气，所到之处，引人驻足观望，令人刮目相看。
兰考县政府的接待人员在出站口恭候多时了。见面问候过后，他们坐上了兰考县政府派来迎接的中巴车。到兰考的时候，正是中午。县政府在食堂准备了饭菜，为他们接风洗尘。丁县长亲自来了，给他们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辞。县政府对这支支教队伍十分重视，根据县政府会议决定，支教队没有被马上派往支教目的地东坝头乡，而是留在县城，分成几个小组，被派往几所中学辅导即将参加全国高考的高中毕业生——那时候全国高中统考的时间是七月的七、八、九三天。
高考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也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谁都希望考出好成绩，能多一分是一分。祁宏和凌林把支教队员按照各自擅长的科目分成了文科组和理科组，轮流在兰考的几所中学进行考前辅导，给考生们答疑解惑，传授考场技巧经验。
这群人都是从高考的独木桥上走过来，成功地到达了彼岸的佼佼者。他们在考试应对技巧，答题注意事项，高考押题等方面都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对同学们启发很大，受到了考生们的热烈欢迎。高考成绩证明支教队的作用很明显，那年兰考的高考成绩比往年任何一届都好。
高考结束后，支教队被县政府派车送往目的地东坝头乡。当然，也有人没能坚持下来，在高考结束后，去东坝头乡的前一天做了逃兵。逃兵不多，只有一个，这个人就是谢天放。
谢天放是因感情而来，因感情而走。都是敏感的年纪，都有一颗敏感的心。在兰考辅导毕业生的那几天，谢天放看出苗头来了，原来是祁宏和凌林这对恋人共同组织了这次联合支教志愿活动。谢天放顿时泄了气，感觉自己做了电灯泡，为情敌发光放热了，让人无法接受。
虽然在支教活动中，祁宏和凌林没有亲昵的语言，没有出格的举动，但他们看对方时眉眼生动的表情没能瞒过谢天放。看着这对小情人的心照不宣，心有灵犀，谢天放的醋坛子打翻了，感觉每一分每一秒都备受煎熬，实在没有耐心再坚持下去，于是买了火车票，打道回府了——他原来计划借助暑假支教，拉近跟凌林的距离，增进彼此感情的计划提前泡了汤破了产。
对谢天放临阵脱逃一事，凌林比较生气，但气归气，她还是客气地把谢天放送到了火车站，毕竟谢天放是她的支教队成员，毕竟谢天放参加了支教活动，在兰考辅导了几天毕业生。在站台上，凌林还是真心实意地希望谢天放留下来，做到善始善终。
谢天放像在赌气，凌林越挽留，他走的意愿越坚决。凌林没有办法，只好让他走。凌林没弄清楚谢天放做逃兵的原因，以为他是吃不了这个苦，受不了这个累。上车前，谢天放看着凌林，欲言又止。当他把一只脚踏上火车的时候，终于忍不住了，回过头来，看着凌林，酸溜溜地说：“林，早知道是你和男朋友一起组织的这个支教活动，我就不报名参加了！”
原来谢天放同学是因为吃醋才离开支教队的。这个理由让凌林哭笑不得。那么多同学都参加了支教队，都是奔着为兰考人民做点事情来的，也就只有谢天放一个人这样想。看着火车鸣笛走远，凌林若有所思。谢天放的临阵脱逃，让凌林看到了谢天放考虑问题的狭隘、幼稚和功利，同时也给凌林提了一个醒，她和祁宏得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了，钱小芸还在支教队，她不能让钱小芸成为第二个谢天放。
人的成长，百炼才能成钢。社会是个大熔炉，集体是个大课堂。其实，像谢天放的这种心胸和心态，更应该留下来，接受锻炼、洗礼，提升修养；可是谢天放铁了心，坚决走了，根本听不进凌林意见，更不顾凌林挽留。
在兰考各大乡镇中，东坝头乡相对偏僻、落后、贫困。焦裕禄已经给他们启过蒙了，现状挡不住乡亲们改变世界，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和热情。清华大学和湖南大学的支教队过来，乡、村、组三级干部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支教队驻扎在乡中学，前来欢迎的干部群众把学校的操场都挤满了。简单的欢迎仪式结束后，乡亲们都不愿意离去，他们围着支教队员，用蹩脚的普通话跟他们拉家常，谈天说地，请教各种各样的问题。乡亲们说的普通话，比他们的土话更难懂。直到天黑了，月亮出来，星星出来，乡亲们才招呼一声，意犹未尽地陆续散去。
当天，祁宏、凌林、钱小芸、汪大力等支教队负责人跟当地的干部和群众代表做了比较饱和的沟通交流，基本上把握了东坝头乡的村民的现状和需求。乡亲们散去后，支教队连夜召开会议，摆事实，讲道理，想办法，制定行动计划。他们兴致很高，各抒己见，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等其他支教队陆续上床休息后，祁宏、凌林、钱小芸、汪大力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挑灯夜战，把意见整理好，把支教计划做了出来，准备第二天开始行动。
根据东坝头乡的实际情况，他们把支教队分成了两大两小共四个工作组，每个小组六人，一个大组十四人，一个大组十三人。钱小芸和汪大力做两个小组的组长，祁宏和凌林做两个大组的组长。钱小芸的小组负责给东坝头乡的乡、村、组三级干部上课，宣讲政策、法规，出谋划策，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和发展问题；汪大力的小组给当地农民办夜校，教他们识字读书，因地制宜地教授种田种地的理论。祁宏的大组把当地的中小学老师集合起来，纠正他们在教学过程中的观念偏差和知识错误，帮助他们提升教学水平；凌林的大组直接面对当地孩子，以初高中生为主要对象，帮助他们查漏补缺，提升成绩。
支教队希望符合条件补课的孩子一个都不要少，有些家庭农活多，劳动力少，孩子需要干农活帮衬父母，白天没有时间来上课，支教队就把他们登记在册，利用晚上时间上门服务，一对一地给他们补课。
当地人从来没有见过学识这么丰富，思想这么先进，见解这么独到的一群年轻人为他们传道授业解惑，都倍加珍惜机会，踊跃报名参加。支教队的课，每堂都人满为患，让他们受益匪浅，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乡亲们打心眼里喜欢这群年轻人，对支教队充满了感激，每次来上课，他们都不愿意空着手来，他们给支教队带来了土特产，表达他们的心意。
支教的同学们过得快乐而充实，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情。原来祁宏和凌林组建支教队的时候，都把握不准支教队的人数规模，当两支队伍在车站会合，看到浩浩荡荡的支教队，他们慌了神，不约而同地问自己：四十人的队伍，会不会太庞大了？会不会无所事事，人浮于事，给乡亲们留下不良印象？
真正投入工作后，他们才发现，支教队的人数，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如果要把支教工作做到位，做出成绩来，一个东坝头乡可以容纳六十到八十个支教志愿者。
每天工作最忙，又忙到最晚的，还是祁宏、凌林、钱小芸、汪大力四个负责人。每天活动结束，支教队都召开了例行晚会，各自总结当天的工作情况，看看有没有问题，是否需要从其他小组抽调人手支援。例行晚会结束后，其他队员上床睡觉了，他们四个人还要花两个小时把当天的情况汇总，整理成文字。在整理材料过程中，祁宏有很多感悟，他把感悟写成了支教随感小散文，给支教队员一起分享。
他们到东坝头乡两周后，两个洛阳日报的编辑记者找上门来，他们给支教队带来了样报。原来，凌林把祁宏的支教小散文认认真真地重新誊写了一遍，背着祁宏寄给了洛阳日报编辑部。支教队的事迹引起了洛阳日报领导的高度重视，他们觉得支教队的事迹很有意义，小散文写得很生动，于是发表了出来。洛阳日报派出编辑记者循着信件地址找过来，他们跟着支教队一起生活了三天，对他们做了详细专访，专访文章和照片占一了个整版。编辑记者返回洛阳的时候，跟支教队约定，在他们支教期间，在洛阳日报开辟一个支教专栏，专门刊发支教队的感想性文章。
媒体的力量很强大，支教队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在河南省乃至全国都引起了广泛关注，很多媒体主动联系支教队，进行采访或约稿，纷纷转载他们的文章。一些中央级媒体闻讯跑到东坝头乡，对支教队进行采访报道。不经意间，这个支教队在全国火了。
支教队在东坝头乡兢兢业业地工作了四十天，给当地乡亲做了很多实事，也跟乡亲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支教工作结束，当地干部群众都来为他们送行，场面十分感人，有送鸡蛋、花生、玉米棒子、馍馍的，有拉着他们的衣襟依依不舍的，有流着眼泪痛哭失声的。
乡长代表乡亲们把支教队送到兰考县政府，告别的时候，乡长动情地说：“我代表东坝头乡的老百姓感谢你们对我们的无私帮助，我也代表乡亲们说句心里话，向你们表个态：乡亲们盼望你们明年再来，年年都来！”
乡长一句话，把支教队成员感动得热泪盈眶，泪腺浅的女生，情不自禁地哭了。他们都觉得这次兰考支教，是他们做得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是他们过得最充实的一个暑假了。
下午，丁县长亲自把支教队送到洛阳火车站，把他们送上车。
离开学还有十来天，支教队解散，队员们各自散去。十来天时间，正好可以回一趟家，跟父母见个面，短暂聚聚。
祁宏、凌林、钱小芸、汪大力买火车票回到了湖南长沙，他们还有很多后续工作要做。四个人分工合作，在湖南大学的图书馆阅览室，奋笔疾书，撰写支教实践报告。四个人花了一周时间，共同撰写了一部图文并茂的《清华湖大学子暑假兰考支教实践活动报告》，对支教实践活动的得失经验进行了认真总结和思考。
凌林在湖南大学写总结报告，当然不敢再住在祁宏宿舍，她跟钱小芸住在女生宿舍里，但两个人没有做过多交流，因为她们都很忙。四人早起晚归，每天开会商讨，确定主题，分工写作，忙忙碌碌，没有时间顾及其他。
四个人把实践报告合成后，有十多万字，厚厚一本。他们打印了两份，先给到了俞校长和刘厉兰主任。俞校长和刘主任花了一个上午把报告看完了，一致认为报告不错，活动更不错，他们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四个人又花了一天时间修改。定稿后，刘厉兰看着实践报告，大喜过望，请四个人吃了一顿庆功饭，俞校长亲自过来作陪。
饭桌上，俞校长和刘厉兰认识了凌林。他们不打不相识，原来就是这个清华大学的女生跟祁宏在宿舍同居了七天，却什么也没发生。看到凌林，他们也相信，他们什么都没发生。原来凌林是这样一个有才华，有思想，有相貌，品质过硬的女生。俞校长和刘主任都喜欢上了凌林。俞校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凌林，你毕业后来我们湖南大学教书，祁宏也可以考虑留校。凌林和祁宏虽然没有表态，心里却是甜滋滋的。
因为工作缘故，刘主任很反感大学生谈恋爱。不知怎么回事，看到凌林后，刘主任倒在心里默默接受了祁宏和凌林的爱情，祝他们将来有情人终成眷属。刘主任做了一辈子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祁宏和凌林的爱情是她从内心深处唯一肯定和支持的一对学生情侣。
那份实践报告被拿到了湖南大学党委会上讨论，与会者对支教队的实践活动和实践报告给予了很高评价，觉得活动有意义，报告有份量，值得推广。
他们通过有关途径，把报告递到了教育部和团中央。两个部委认为清华大学和湖南大学的兰考支教活动为全国大学生的假期的社会实践做出了表率，两个支教队被教育部和共青团评为“全国大学生暑假社会实践活动先进典范”。
在媒体推波助澜下，很多高校纷纷效仿，准备组织大学生利用假期到老少边穷地区进行支教活动。
事大了，心就小了；事小了，心就大了。支教实践活动带给志愿者的启发就是懂得了取舍。无论是祁宏还是凌林，无论是钱小芸，还是汪大力，在组织和加入支教队的时候，他们都打过个人感情上的小算盘，但在崇高的目标和集体利益驱使下，他们的个人所需变得很渺小，微不足道，被遗忘了。
在紧张忙碌、充实有序的支教活动中，他们发现根本没有时间顾及风花雪月，争风吃醋，他们空前地团结在一起，为共同的目标忙碌，奋斗，过得充实，无欲忘我。
如果说支教活动有瑕疵，他们认为那就是谢天放的临阵脱逃了。这件事在支教初期对队伍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凌林为自己选人不察，在例会上做了自我批评。
例会上，支教队得出的启发是：在事业伙伴的选择上，一定要挑志同道合的人；如果不小心混进了离心离德的人，就容易打击士气，甚至导致队伍军心涣散，带来不稳定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