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有梦就要勇敢地追。
追梦不是青春年少的专利。我已经度过了上半生,开始了下半生。快到知命之年,比青春年少更明白追梦的意义和方向。上半生,我为稻梁谋,要养家糊口;下半生,我为兴趣活,为自己活,为文化复兴活,要活进历史。
人生成功需要贵人相助。我的一生,遇到的贵人很多,指引和帮助我从贫瘠的湖南乡下来到繁荣发达的首都北京落地生根。单从文学角度讲,有两位关键贵人,他们都是我的大学老师,都在各自的领域堪称“大家”,一个是钟友循先生,一个是成松柳先生。
2019年6月,钟老师牵引我重新回到文学的羊肠小道上。2006年,从广州到北京,在人民日报社大院学做新闻,我快十五年没碰文学了。期间,见过钟老师数回。每次见面,钟老师都要苦口婆心地劝一次,我都没太在意。但两年前这一次,是触动了我的心灵,我听进去了,当真了。到今天《我们的70年代》系列长篇小说第二部《青春花开》初稿搁笔,正好是决定重返文坛两周年。
感谢钟老师的鼓励。扪心自问,我现在可以无愧地说,当年那个文学少年,文学青年回来了——尽管他现在已经不再年轻,不再是少年和青年,已经人到中年,成为有点肚腩的油腻大叔了,但他的梦想回来了,他的灵魂回来了,他当年的风采回来了。
两年时间,我是坚持“左手文学,右手财经,用作品说话”,勤奋自律,成绩不错,尤其是文学。两年时间,我写作了《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流浪》和《似水流年,家乡味道》两部乡土散文集,长篇历史小说《生如夏花》、《我们的70年代》系列长篇小说第一部《挣扎的成长》和第二部《青春花开》共三部长篇小说,约一百五十万字。
从数量上讲,这两年是没有虚度光阴,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老师,对得起读者和粉丝了。从质量上讲,也可以自豪地说是相当不错的。虽然这些书正在陆续出版途中,大多是定下了出版社,还没正式面市,但读过的朋友,绝大部分都是手动点了赞,留过言,认为是当下文学创作品中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我自己也这样认为,对自己的作品,我有浓重的洁癖,质量不好,自己这关都过不了,从来不敢拿出去给别人看。
感谢成老师点化,升华了我的梦想。同为校友、作家的易柯明师兄传话说,在一次中文系师生聚会上,成老师要求他和我努力点,将来要活进历史——这话,我至今还没有听到成老师亲口对我说,他是性情中人,爱喝点小酒,也许要在酒桌上,半瓶白酒下喉入肚,他才有亲口对我说的兴致,但我酒量不行,让他难受,很难让他兴之所至,开这金口。
可我当真了。要活进历史,就得拿作品说话,就要有不朽的作品流传于世。目前写作的这些作品,能不能流传于世,还不好说,只有等待时间来验证。可活进历史,已经成为我写作的一股澎湃动力,一个明确目标。在我还是文学少年和文学青年的时候,也是这么做梦的,现在成老师让这个梦想复活了。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跨越时空,在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
梦想很伟大,目标很高远,但不是没有可能,我比一般人勤奋、执着和自律。我相信天道酬勤,付出就有回报。也许我已经看到阳光照进现实了,根据家乡革命烈士王如痴生平事迹创作的《生如夏花》一书,至少可以载入家乡的地方志,在湖南祁东那个小地方百世流芳,被历代读者阅读了——当然,这得感谢人杰地灵的故乡,培养了王如痴这样一位彪炳千秋的历史人物,让我沾了他的光了。
如果不是为了坚持初心,追求梦想,我已经生活得很滋润了,不用早起,不用晚睡,旅游、喝茶、写作,日子过得轻轻松松。在财经领域,我是站稳了脚跟,可以用混得风生水起来形容。但在文学上,却是一个艰难的重开新局,这条路狭窄、湿滑、泥泞,没有尽头。在网络碎片文化和快餐文化冲击下,严肃文学日渐式微,要脱颖而出很不容易。有个懂我的红颜知己说,你将来可能很有名,但那是百年之后的事情。
如果人生可以选择,让我在地位显赫的共和国部长,腰缠万贯的胡润排行榜富豪和比较清贫的作家之间做出“三选一”,我还是愿意当一位遵从自己内心的“码字工匠”,最好是“国家工匠级别”。
再过两年,我将迎来自己的知命之年。既然重新定位和规划了下半生,就当蹄疾步稳,昼夜兼程。向后看,我已经浪费了十五年——人生最当芳华的五六分之一,当惜时如珍,奋起直追;向现在看,我正当创作的黄金时期,精力旺盛,不用再担心稻梁了;向前看,我奔五了,如果一个作家到六十岁创作力就要衰退,也就十多年好光景了——我希望用好这十多年,让我这辈子能够做到著作等身——希望像国士袁隆平培育的杂交稻那样“高产优质”。
当下虽然是一个罪恶的物质社会,对一个人的评价看重物质所代表的对等经济价值。但对物质,我没有过高奢望,一箪食,一豆羹,一瓢饮,能给身体有所交代,能够维持正常的生理需求就行了。其实,穿衣吃饭,又能花销多少?本质上,我们都不是为自己活着——哪怕你挣得再多。
既然这样,那就为子孙后代好好活一回,为文化复兴撸起袖子加油干一回。希望百年千年后,我还能凭借自己的作品让后代记起,并且让他们受益,让他们对我们生活的这个伟大时代有一个大概的、模糊的、可触摸的印记,就像《清明上河图》给我们揭示的一样。
2021年6月30日 北京右安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