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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小芸是庄稼，一株重要且懦弱的庄稼。祁宏是农民，一个勤奋且老实的农民。
祁宏照顾钱小芸，就像四明山的农民照顾地里的庄稼，心思全在上面，汗水全流进了地里。他早出晚归，披星戴月，生怕庄稼起虫害了，生怕天不下雨闹干旱了，生怕土地贫瘠没营养了。
那天晚上，九点钟从医院出发返回学校，一路兼程，回到宿舍，已经十点半了，室友都上床睡觉了。
想着得尽快落实伴郎伴娘的事，祁宏等不及，也顾不上了，他把上铺兄弟汪大力摇醒了。汪大力刚躺下，正在半梦半醒之间。他睁开眼，看到祁宏，就知道祁宏是为钱小芸的事情找她。
“她怎么啦？”汪大力紧张地问。钱小芸的事，没有好事，只有坏事，成天让人提心吊胆的，睡不安稳。
祁宏没有说话，请汪大力做伴郎，一言难尽。他示意汪大力起床，跟自己一起到外面聊聊。
看到祁宏如此慎重，汪大力不敢怠慢，赶紧穿衣起床。
自从存折的事被钱小芸揭穿，自从听到钱小芸向祁宏表白后，汪大力内心痛苦，不得不识趣地退出了。如果钱小芸健康，没有这个病，汪大力是不打算退出的，好歹都要竞争一下，那怕明知竞争不过。汪大力心里还是牵挂着钱小芸，时刻都在关注着她的病情。汪大力没有上医院了，怕撞上祁宏和钱小芸卿卿我我，让自己更伤心难过。汪大力已经隐约知道在钱小芸表白后，祁宏已经接受她了，他们开始正儿八经地谈恋爱了。汪大力了解钱小芸的病情，都是通过祁宏在学校广播站或校报上发表的文章。他也很少直接向祁宏打听，这个兄弟心里有气，不舒服。
两个人一前一后，出了宿舍，来到了宿舍顶楼的天台。天台很开阔，脚下是水泥地，头上是蔚蓝天，没有人打扰，话一说出口，就被夜风带走了，不会留下什么痕迹，不用担心隔墙有耳，是个聊私事的好地方。
他们趴在水泥围墙上，很长一段时间沉默不语。
那天晚上天气很好，清风拂面，凉快宜人，不冷不热；那晚夜色很好，一轮半月，满天星光，四周的蛙声和虫吟此起彼伏。
他们俩辜负了良辰美景，提不起兴致欣赏。为钱小芸的事，他们心里堵得慌，谁都不愿意先开口，因为钱小芸不可能有好消息，不会给他们带来好心情。
“小芸的病情加速恶化了，她看上去精神很差，好像在勉强支撑，可能就是这两三个月的事了。”
良久后，祁宏不得不打破沉默，异常沉痛地说。夜已经很深了，汪大力要睡觉，他也很累，想早点上床躺着，尽管不一定马上睡得着。
“哎，天妒红颜，可惜了，让人心痛，”汪大力说，“如果能够乾坤大挪移，我倒希望这病生在我身上，而不是小芸身上。我身体好，抵抗力强，战胜病魔希望大。即使得了这个病，扛都要比她扛得久，出现奇迹的可能性很大！”
“如此看来，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都希望为小芸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都希望小芸能够一路走好，没有遗憾！”祁宏说。
“只要对小芸有用，能够让她高兴，有什么事，你吩咐我，我全力配合好！”汪大力说。
“确实有一件大事，需要我们一起配合完成。”祁宏说，“小芸太年轻了，她还有两个遗憾，一个是没结婚，一个是没生孩子。后面这个，我们是帮不了她了；前面这个，我们可以帮到她，让她走的时候遗憾少一个是一个。”
“大道理就别讲了，都急死人了，直接点，要我做什么，你吩咐！”
慢性子的汪大力变成了急性子。
“钱小芸想拍婚纱照，我想给她办一场模拟婚礼！”祁宏说，“拍婚纱照和办婚礼是年轻女孩子梦寐以求的，也是小芸梦寐以求的！”
“好啊，如果你有顾虑，我来跟小芸拍婚纱照，办模拟婚礼时，我来做这个新郎！”汪大力接过话茬说。
汪大力以为祁宏要顾及形象和名声，不愿意跟小芸拍婚纱照，不愿意做新郎——跟小芸谈恋爱祁宏就不愿意。可他汪大力愿意，他以为祁宏找他，就是跟他商量这个事情的。
“小芸的意思是我跟她一起拍婚纱照，我来做新郎，我们请你做伴郎。”祁宏说。
这个安排让汪大力不服气，也不高兴，他想，既然婚礼是模拟的，重在仪式，就没必要那么当真了，新娘是谁没得选，新郎就不一样了，他和祁宏，谁做都可以，凭什么不是反过来，由他做新郎，祁宏做伴郎呢？
尽管汪大力心里这么想，嘴上却没说出来，他不得不接受角色安排，因为这是钱小芸的意思，因为他是在跟祁宏争。只要有祁宏在，祁宏就是主角，他只能是配角，汪大力已经习惯了。
做新郎也好，做伴郎也好，都是为了小芸，都是为了小芸好。这也可能是他们为小芸做的最后一件事了，做什么角色，就没必要争了，抢了，计较了；什么情呀，爱呀，面子呀，争强好胜呀，在钱小芸和她的愿望面前，都统统退到一边去吧。
“那好吧，到时候，你提前通知我，我认真准备一下！”汪大力说。
“那我们谢谢你了，”祁宏说，“婚礼的时间大概是在五四青年节，那天更有意义。”
“好，我这几天好好准备准备，拿出最好的气质和精神状态，争取把伴郎角色做到最好，给钱小芸留下好印象，让她开心满意。”汪大力认真地承诺。
两个男生达成了共识，他们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因为钱小芸的事，他们生过一段时间的气——主要是汪大力生祁宏的闷气，又因为钱小芸解开了心结，空前地团结在一起，患难与共。
说服了汪大力，还要说服高燕，要高燕做伴娘。说服汪大力容易，说服高燕不容易；请汪大力做伴郎好请，请高燕做伴娘不一定好请。
请高燕做伴娘，比爬上四明山的最高峰腾云岭还难。在很多喜欢高燕的年轻小伙子眼里，追求高燕比爬腾云岭难多了。腾云岭好爬，高燕难追。无论是对祁宏自己，还是对高燕本人，开这个口，要高燕做这件事，都是太难了。
他们曾经是恋人，还是对方的初恋。青春年少的时候，他们做过很多次将来结婚的憧憬，他是她的新郎，她是他的新娘。小时候一起玩家家，他们就开始这样定位了，这种定位根深蒂固，一直伴随着他们长大，伴随着他们对爱情，对夫妻，对婚姻的认识不断加深。
生活就有这样残酷，高燕已经结婚了，结婚的时候，新郎不是祁宏；祁宏要办婚礼了，新娘不是高燕。更残酷的是他们不像很多初恋情人，分手后天各一方，老死不相往来。他们都在长沙，距离很近，关系都还不错，还时不时地聚一下。他要她做新娘的伴娘，真是够戏剧性的。
海拔一千多米的腾云岭，是四明山的最高峰，在当地被人视为畏途。祁宏爬过很多次了。小时候第一次爬，是跟高燕一起，结果没有成功，爬过一半，高燕没力气，爬不动了，祁宏也快撑不住了。第二次爬，是祁宏一个人，他成功了，很辛苦，腿肚子酸痛。后来爬得多了，就习以为常了，虽然爬到顶仍然很累，但每年寒暑假，祁宏回到四明山，要爬一次，离开家，还要爬一次，期间有同学来串门，还要陪着他们爬几次。
祁宏把请高燕做伴娘，当作攀登腾云岭了。当然，能用脚步丈量的，都不能算高峰，不能用脚步丈量的心，那才叫高峰。有可能高燕这个腾云岭比家乡的那个腾云岭难爬多了。
第二天清早，起床后，祁宏跑到长沙办事处，准备说服高燕做伴娘。
高燕已经醒来了，还没穿好衣服。小斯鸿也醒来了，正在床上到处乱爬。高燕看着小斯鸿，守护着他，不让他掉下床来，逗着他玩。母子俩的笑声响亮清脆，就像窗外岳麓山上传过来的鸟鸣。
听到敲门声，确定是祁宏来了，高燕急急忙忙穿衣服。等她穿好衣服，走出卧室，来到客厅，祁宏已经被王欣领进来，在沙发上坐了一阵子了。
祁宏来了，高燕很高兴，她叫停了正在厨房里忙碌的王欣，准备亲自动手，给祁宏做一顿早餐——尽管高燕做的早餐不比王欣做的好，却是高燕的一份心意；王欣做，体现不出她的这份心意。
高燕给祁宏温了一杯牛奶，煎了两个荷包蛋，蒸了四个肉包子，煮了一碗方便面——她把祁宏当饭桶了。这些做起来很快，不到十分钟，高燕就把热气腾腾的早餐端到了祁宏面前。可祁宏没有胃口，他只把那杯温暖的牛奶喝了。这段时间，祁宏早出晚归，忙得晕头转向，吃早餐是想起来就吃，没想起来就算了，吃早餐的时候，他又奔跑在路上，基本上错过了，差不多养成了不吃早餐的习惯了。
“稀客呀，我都难得看到你这个哥了，”高燕说，“无事不登三宝殿，你这么早过来，肯定有什么事吧？”
祁宏欲言又止，犹豫不决。他的请求太难向高燕开口了，比当年对她说“我爱你”三个字还难开口。
“你说呀，我能帮到你的，我肯定全力帮你，你不要有什么顾虑！”高燕鼓励祁宏说。
高燕从来没有看到祁宏这样局促拘谨的，她知道祁宏要面子，她理所当然地以为祁宏没钱了，来找她借钱的。上次祁宏向父亲借钱，父亲没有给。从那以后，高燕多了一个心眼，办事处有多余的钱了就攒起来，放在保险箱里备着，准备随时支援祁宏。
祁宏看着高燕，犹豫了很久才开口：“我和小芸准备办一场模拟婚礼，想请你做伴娘！”
“啥——”高燕被惊得目瞪口呆，手上啃了一半的肉包子掉到了地上。
高燕曾经深深地爱过祁宏，现在还在爱，她曾经做梦都想成为祁宏的新娘，结果她的新郎不是他，现在他要办婚礼了，他的新娘不是她，却请她做新娘的伴娘。这也太讽刺了，太残酷了，太戏剧了，太让人无法接受了。
高燕觉得很委屈，眼泪都要流下来了。她努力平复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沉默了很久，最后还是点了点头——在祁宏面前，她不懂拒绝，只要是他的事情，他要她做什么，她最后都会同意，都会努力配合。
同意归同意，对于这件事，高燕还是保留了自己的想法。虽然高燕跟父亲很难有意见统一的时候，但这次，她认为父亲是对的，同情不等于爱情，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不能用同情取代了爱情。只是出于对祁宏的尊重，高燕没有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
钱小芸是个好姑娘，得了那种病，也是怪可怜的，值得同情，值得帮助。可帮助的方式有很多种，祁宏已经做得够多的了，可以问心无愧了，犯不着再押上自己的感情。即使出于同情和怜悯，在小芸生命的最后时刻，跟她谈恋爱，哄她开心，让她走好，也只是应付一下，安慰一下，走走过场，过得去就行了；完全没必要太认真了，太当真了，太假戏真做了，这样会弄得自己将来下不了台的。
跟钱小芸拍婚纱照，办婚礼，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了！
祁宏怎么可以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呢？这段爱情的结局不是不可预料，而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摆在那儿，谁都改变不了。祁宏怎么能飞蛾扑火，用自己的感情陪葬呢？
钱小芸已经油尽灯枯，生命快走到尽头了，她将来不可能是祁宏的妻子，不可能是跟祁宏“执子之手，与之偕老”的那个人。
无论将来是谁一起跟祁宏结婚，过日子，都不可能不在意，不可能不介意祁宏跟其他女孩拍过婚纱照，办过婚礼的。
在钱小芸和凌林之间，高燕始终认为，更适合做祁宏妻子，陪他走过风雨一生的，应该是凌林，而不是钱小芸，尤其是钱小芸得了白血病之后，高燕对此更加坚定不移。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祁宏被迷住了，不清醒了。高燕觉得她很有必要做一回恶人，帮助祁宏打消这个疯狂的、可怕的、荒唐的念头，即使不能以祁宏女朋友和前女朋友的身份，也要以祁宏的妹妹或者好朋友的身份，极力阻止这件事——她付出了那么多，不就是希望祁宏将来过得好吗？如果祁宏这么做，将来又怎么可能好起来？高燕不希望祁宏将来的婚姻和家庭像自己一样，有不如无，无法自拔，一辈子痛苦不堪。
“哥，你对钱小芸是真心的吗？”高燕问。
“也算是吧！”祁宏迟疑地回答。
“你的这份真心，是出于同情，还是爱情？”高燕问。
祁宏没有回答。
祁宏不知道怎么回答，也许一半一半吧。
“你跟凌林已经分手了吗？”高燕问。
“没有——”祁宏答。
“那你们还有联系吗？”高燕问。
“有，我们经常电话联系，有时候也写写信。”祁宏答。
“你是真心爱凌林的吗？”高燕问。
“是真心的，跟当年对你一样。”祁宏很快地做了回答。
“这件事情，你跟凌林说过吗？”高燕问。
“还没来得及，也不知道该怎么对她说！”祁宏答。
“你只为小芸着想，可你为凌林想过吗？你不怕伤害她吗？”高燕问。
“想过，想过很多，我自己也怕！我以后再向她慢慢解释，争取她的原谅吧。”祁宏答。
“你认为到时候解释得清楚吗？凌林会怎么想？”高燕说，“你对小芸的付出已经够多了，你已经是小芸的大恩人，可以问心无愧了。适可而止吧，与其到时候跟凌林说不清楚，影响感情，不如现在把这个念头断了。”
“那不行！”祁宏斩钉截铁地说，“我不能让小芸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她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我和凌林还有很多时间，我们有一辈子的时间，我欠凌林的，以后加倍还给她！我已经跟小芸说过拍婚纱照和办婚礼的事了，我不能言而无信，不能让她失望。燕子，你只要告诉我，你愿不愿意做小芸的伴娘？”
“如果你们真要办婚礼，我能不同意你做她的伴娘吗？”高燕无可奈何地说，“我还是希望你认真考虑一下，不要一错再错了。”
“我已经考虑清楚了，婚纱照得拍，婚礼得办，这是我最后能为小芸做的事了，我必须得做。我和小芸先谢谢你了！”祁宏说。
高燕终于答应做伴娘了，目的已经达到了，祁宏站起来，高高兴兴地告别高燕，离开了长沙办事处。
祁宏要赶往医院，把汪大力愿意做伴郎，高燕愿意做伴娘，参加他们婚礼的好消息告诉钱小芸，让她高兴高兴；祁宏要去跟钱小芸商量拍婚纱照和举办婚礼的具体细节。
站在窗前，看着祁宏离开小区的背影，高燕倍觉无奈，看来要说服祁宏放弃拍婚纱照，办婚礼的想法，她是无能为力了，只得另请高明。
高燕感慨世事无常和自己身份的变化，在祁宏那儿，她已经变得人微言轻，说话不起什么作用了。如果高燕还是祁宏的女朋友，这种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即使出现了这种苗头，只要她一个眼神，一句话就能掐断祁宏的“邪念”。
当然，祁宏要跟钱小芸拍婚纱照，办婚礼，也跟自己没什么关系了，这件事情即使留下什么后遗症，也是祁宏和他女朋友的事。祁宏现在的女朋友还是凌林，她已经从他那儿得到了证实。这件事会不会留下后遗症，后遗症有多严重，还得取决于凌林。凌林在不在意，计不计较，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她高燕不能喧宾夺主。要祁宏打消这个念头，也许自己无能为力，凌林可以做到，看来只有请凌林亲自出马了。
钱小芸的病已经很严重了，祁宏是急着拍婚纱照，办婚礼了。这件事不能再拖了，一定要赶在祁宏和钱小芸拍婚纱照和办婚礼之前把凌林请到长沙来，叫停祁宏的疯狂想法，越快越好。
高燕没有凌林的电话号码，又不好意思找祁宏要。找祁宏要，她的计划可能就露馅了。看来只有给凌林写信，然后发特快专递。高燕清楚地记得凌林是被录取在清华大学物理专业。
高燕已经很久没有动笔写信了。她被父亲从广东押回来后，就没有动过笔，写过信了。给凌林写信，受心情影响，又担心尺度把握不好，提起笔，写了很多遍，都是辞不达意，不知道怎么说好，说什么好，结果写了撕，撕了写，半天都不满意。
最后，高燕花了整整一个上午才把信写好。
信的主要内容是极力邀请凌林在五四青年节之前来一趟长沙。但高燕不敢告诉凌林要她来长沙的真正目的，因为高燕觉得这件事太复杂了，在信里面说不清楚，只有当面沟通交流，才能把事情说清楚说明白——这件事，在信里提都不能提，如果提了，凌林极有可能一气之下，不来了。
想来想去，写来写去，改来改去，那封信定稿的时候就从长变短，从短变简，成了格外言简意赅的一封信，就像一封惜字如金的电报：
林：
半年不见，十分想念。五四青年节之前，我在长沙等你，请务必跑这一趟，有要事相商，越快越好，不得有误！
高燕
高燕把“务必”、“要事”、“不得有误”三个词的笔划写得很粗很重，并在下面划了横杠突出来，以示强调，希望借此引起凌林的注意和重视，不要拒绝了。
把信写好后，高燕立即赶到最近的邮电局，用加急特快专递把信件给凌林发了过去。
高燕边办特快专递，边问邮递员对方什么时候能够收到。邮递员告诉她，第二天下午就到了，最多也是第三天上午。高燕掐指算了算时间，如果凌林收到电报后当真了，听话了，一切都还来得及。
从邮局走出来，高燕如释重负，她一边回办事处，一边暗暗祈祷这封信能够尽快送到凌林手里；凌林收到信后，如获军令，快马加鞭，赶到长沙来，千万别再耽搁了。
辞掉班上团支部书记，无官一身轻后，凌林的大学生活变得轻松多了，简单多了，她只有上课、吃饭、读书、睡觉、等祁宏电话给祁宏电话、盼祁宏来信给祁宏写信几件事。奔走在教室、食堂、图书馆、传达室、宿舍之间，等祁宏的电话和信，给祁宏打电话和写信，成为凌林大学生活中为数不多的调味品，比较单调的底色上的一抹罕见的亮色。
可是凌林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收到祁宏的信了，也没有像以前那样准时地接到祁宏的电话了，祁宏给她打电话的频率大幅降低了，即使通电话了，他都心不在焉，有点应付，他的声音陌生、遥远、疲惫不堪，甚至有时候很不耐烦，凌林正在兴头之上，他却要匆匆把对话结束，把电话挂了，就像例行某种公事，走着某种形式。
对于这些微妙变化，凌林没有想太多，她认为恋人之间，要互相信任，要互相体谅，不要吹毛求疵，锱铢必较。在凌林看来，祁宏过得太不容易了，又要学习，又要挣钱，忙得晕头转向；不像她，有父母当宝贝一样哄着，供着，没钱了，伸手向父母要就行，一个电话打回家，汇款单三五天就到，汇款单上的数额每次都超出了凌林的预期。
祁宏的信少了，电话少了，都没关系，凌林可以给他写信，给他打电话。可凌林的信寄过去，也不见祁宏回；很多次打电话到宿舍，也找不到人。每次电话，凌林差不多得到了电话那头统一的标准化的回复：祁宏还没回来！
这个回复听起来就像祁宏在故意躲着她，跟室友串通了似的。
实在忍不住了，凌林拔通了祁宏的大哥大。大哥大通话费很贵，还双向收费，一般情况下，凌林都不拔打祁宏的大哥大。电话通了，接电话的人不是祁宏，是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中年男人一口粗鄙的长沙话，他春风得意地告诉凌林，大哥大的前主人做生意失败了，破产了，把大哥大和号码低价贱卖给他了！
听得出来，中年男人的话里有打击大哥大前主人，借此拔高自己的幸灾乐祸的成分，不足为信。可找不到祁宏，凌林确实急了，急得就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
从邮递员手里接过特快专递，一看长沙来的，凌林以为是祁宏寄来的，很惊喜，很兴奋；可打开一看，居然是高燕寄过来的，凌林的惊喜和开心变成了诧异和不解。不过，凌林很快又惊喜，又兴奋了起来，她已经半年没有高燕的消息了，高燕的信来得正是时候，可以帮助她们重新建立联系，恢复通信了。
寒假的时候到四明山祁宏家拜年，凌林曾经准备去高家大院串门，跟高燕好好聊聊，了解一下她的情况。可是为了不刺激祁宏，凌林不得不把这个念头打消了。
对高燕，凌林感情复杂，佩服，同情，感谢，想念都有，这些感情深深地交织在一起。年前回家，两个人在祁东街头邂逅，凌林只想着请高燕帮忙把祁宏从长沙叫回祁东过年，忘记问高燕的婚后生活过得是不是开心了，凌林觉得自己自私了。
对高燕，凌林还有一份愧疚埋在心底深处，她总觉得是自己插足，搅黄了祁宏和高燕的感情。两年前，如果不是自己把高燕在广东打工的地址告诉了高欣，高燕就不会被父亲找到，并押了回来，高燕和祁宏的感情就不会是今天这个局面。
凌林觉得自己欠高燕一个道歉，一个解释。现在高燕盛情邀请凌林去长沙，凌林是乐意的，而且认为这一趟是非去不可的，她不能辜负了高燕。高燕是她的好姐妹，高燕结婚一年多了，也到了向她表达道歉的时候了。再说，凌林也想祁宏了，很想他，很有必要见一下了。祁宏突然跟她失去了联系，让她隐约感到不适和不安。她担心他，作为女朋友，她得为他分忧解难；如果祁宏过得实在太辛苦了，凌林准备效仿高燕，从自己的零花钱中省出一半来给祁宏用，要他不要勤工俭学了。
高燕的信很短，语气很急促，透露出来的信息让凌林琢磨不透：高燕在长沙，祁宏也在长沙，高燕为什么特别强调要她“务必”赶在五四青年节前去长沙？而且是必须去，没有妥协商量的余地。如果没有特别的事情，作为好朋友，出于礼貌，是不应该这样说话的。为什么说有“要事”？这“要事”到底是什么，非得要把字体加粗，在下面划杠杠强调？为什么要“不得有误”？如果不是迫不得已的事情，这样说就带有“强迫”的味道了。
从这封短信的内容联想到这段时间祁宏对自己的态度，凌林突然紧张起来，警觉起来：难道高燕和祁宏旧情复燃，卷土重来了？高燕要自己过去，难道是准备跟自己摊牌，要自己把祁宏还给她？
可凌林又马上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她觉得高燕不是那种人，祁宏更不是那种人。她了解高燕，更了解祁宏，相信祁宏。他们已经分手了，高燕已经结婚了，他们回不去了。
这趟长沙之行，凌林是要去的，而且必须去的。但她没能做到高燕在信里着重强调的那样，在五四青年节前赶到长沙，凌林以为迟一两天没关系，自己去就行了。五四青年节当天早上，凌林从北京机场出发，当天上午到的长沙，距离高燕要求的时间差了半天。
五四青年节前一天下午有课，晚上有一趟到长沙的航班，但凌林没有订那趟飞机，她订的是五四青年节当天早上的飞机。前一天晚上，凌林有个不得不参加的应酬，把时间推迟了。谢天放告诉凌林，爷爷奶奶想她了，要她晚上去他们家吃晚饭。这个晚饭一吃，当天晚上的飞机肯定赶不上了。
父亲离开中央党校的学习，回到湖南后，谢爷爷钟奶奶多次盛情邀请凌林去他们家玩，但这次是凌林第一次去，由于谢爷爷钟奶奶说多了，凌林推不掉，不得不应付一次。
有了上次被谢天放欺骗和侮辱的惨痛教训，心有余悸的凌林不得不多出一个心眼。她对谢天放将信将疑，生怕他故伎重演，又玩出什么花招来。凌林跑到公用电话亭，给谢爷爷打电话，进行确认。这回谢天放没有撒谎，确实是两位老人叫凌林过去玩的。凌林不好意思再推辞，下课后，打了一辆车，过去了——凌林不愿意跟谢天放一起走，这样做，凌林希望向谢爷爷和钟奶奶传递一个明确信息：谢爷爷钟奶奶是谢爷爷钟奶奶，谢天放是谢天放，她尊重两位老人，却不愿意跟谢天放交往，谢爷爷钟奶奶以后也不要用异样的眼神审视她了，更不要乱点鸳鸯谱了。
那顿晚饭，氛围很温馨，钟奶奶亲自下厨，谢爷爷打下手，一起张罗了满满一桌美味佳肴。谢天放的父母也从外地赶回来了，四个长辈乐呵呵地看着两个小辈吃饭，两个小辈吃得越多，长辈们心里越高兴。
饭后，凌林陪着他们简单地聊了聊，借口第二天要回湖南老家，要做些准备工作，于是提前告辞。谢天放坚持要送凌林回学校，被她坚决拒绝了。谢爷爷只得安排司机把凌林送回学校。
五四青年节当天，凌林五点多起了床，简单地洗漱了一下，背起背包，下了楼，出了校园，打了个出租车，直奔首都国际机场。她坐的是北京飞长沙最早的那个航班。早航班虽然辛苦，却价格便宜，打对折，虽然比火车票贵，却能接受。关键是飞机方便快捷，省钱省时间。
虽然凌林不缺小钱，却也不是出身在富贵之家，父母都是公务员，都是拿工资的，坐飞机，往返费用高，算是大钱了，让凌林有点心疼，但她还是觉得跑一趟长沙很有必要，她很想跟高燕聊聊，很想跟祁宏聚聚。跑这一趟长沙，深化爱情，巩固友情，一石二鸟，很划算；钱花了，还可以挣回来。
经过一段时间摸索，凌林渐渐找到了挣钱门道，用自己的智慧和知识赚钱。她爱上了参加各种各样的专业学科竞赛，国内国外的都有。凌林把这当作检验自己学习效果的一种方式，当作自力更生的一种新尝试。
在国内外的各种专业学科竞赛上，凌林开始渐露头角，获得过很多名次，拿过很多奖，有些还是国际大奖，奖金比较可观。凌林获得的奖金，积攒起来，已经不少了，坐飞机往返长沙一趟绰绰有余。
一开始，凌林把奖金看得很神圣，不打算用，准备一直留着，看看这一生到底能得多少奖金。如果数量够，凌林想多年以后再把这些奖金全部捐出来，设立一个新奖项，用来鼓励年轻人科研创新。不过，凌林这个想法很快就向现实妥协了。她想，奖金不一样是钱嘛，钱都一样，不用白不用，以后多获奖，多拿奖金，就有钱用了，就能够像祁宏那样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了——这也是她爸一直希望女儿做到的。
把自己的智慧和知识转化为经济效益，也是一条生财之道。凌林期待像祁宏那样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可她不愿意走祁宏那条路，把业余时间都用在做家教，做生意上——凌林没有这个心情和兴趣。
做家教，做生意，不是凌林的强项，也浪费宝贵的时间。她的兴趣在科研上，凌林希望用心学习，勤于思考，参加各种专业学科比赛，拿名次，拿奖，拿奖金。
不同的专业得出不同的思维。祁宏学文科，文科重实践。做家教，做生意，对拓宽视野，锻炼能力，丰富知识结构有用。马克思说：实践出真知。凌林是学理科的，专业性强，理论性强，做家教，做生意，对拓展她的知识结构没什么用，至少作用不明显，大好时光都做无用功了，对实现理想没有什么实质性帮助，凌林不愿意单纯地为人民币服务。
凌林的理想是希望将来成为居里夫人那样享有世界声誉的科学家，成为“中国的居里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