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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3月6日，我又回到了南京。这里的天气总是阴晴不定。昨天，（我又）去了南京日报社，基本上顺利。看来（留在）这里的希望还是很大，尤其是今天的报纸，（广告）的作用估计不会太坏……啊……这是第二天我在教招里写的日记。刊登在《南京日报》上的广告效果的确不错，除了登门询问者，还有不少人打进教招的电话。那几天，我一旦听到服务员喊叫就紧着跑出房间。电话放在走廊尽头的桌子上，我跑过去拿起放在一边的话筒，除了致以真诚的感谢，还要详尽地介绍产品的性能、生产厂家的实力。只是我效力的那家乡镇厂不只是一个竞争对手，东北、西北，连江苏早就出现了同类产品。1980年代末期，尤其是顺风而生的乡镇厂，生产水平还不可能完成从高科技到独占鳌头的过渡。只是我必须竭尽全力，甚至接听电话时都刻意甩掉老家艮直的腔调，也不用高低不平又直上直下的保定音，尽可能地用标准的普通话回答每一个咨询者的问题。遗憾的是，刻意遮掩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我的语音变化或说变革不过是表面文章罢了，北方人直爽、语调的坚硬总是不经意地流露出来。其实呢也是一种痛苦，待在南京必须刻意，回到保定还必须刻意，置身在老家也必须刻意，只是依然不经意地流露就不得不处于尴尬的境地。我写过一篇散文，叫《洋气论》：回到老家第二天看见乡人总要客气的，人家问他什么时候回来的，高兴呢就忘了本，说昨天……正好遇到扛着锄头走在街上的爹。爹扔掉锄头抡起巴掌扇在了儿子的脸上，儿子只能紧着改口说，咧个……咧个……“咧个”就是昨天……呵呵呵——有意思吧？我没挨过爹的巴掌，也不可能，少年丧父，要是真挨了倒是一种幸福。回到老家，我没说昨天或今天，咧个就是咧个，针儿格就是针儿格，方言难以从字面上解释清楚，却能习惯性的表达语意。只是老家人见到出去的人回来总是陌生，也许是太熟悉的缘故，距离也就不经意地拉开了。究竟不能在老家长久地待下去，我离开熟悉的街巷、胡同和依然通往公路的土路，坐班车、乘火车走进城市，拂去一路上招惹的风尘，躺在招待所的硬板床上养足精神还必须继续在他乡生活。月亮……啊……我像不能忘怀家乡一样走到哪里都不能忽视月亮。遗憾的是，我走进城市永远也见不到自己的月亮，只能借……啊……借他的月亮或你的月亮……呵呵呵——就是你的月亮嘛！
《拇指上的树》也是为一个乡村60后立传，不能读大学又不想去当兵，只能种地、做生意，生存的轨迹就定位于城乡之间。作者的自身经历往往很容易转嫁到小说人物身上，也很容易接近自传，文学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去了南京逛夫子庙、中山陵，到了鸡鸣寺附近走下公交车，碰到一个忒像淩丽的小丫头心里更别扭了。待余泽沛走到大华电影院门前，看见好些个人争着买票去看《霹雳舞》就也耐不住了，可他得曳着脖子透过人缝看一个黑人用磕膝盖跳舞……啊……我让树长在拇指上，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诗意的爱情意象，小说里的男女主人公才爱得轰轰烈烈。其实呢身临其境的时候，我还没真正地了解南京。就是后来我有了文化层次上的认识，南京却依然是小说中的他乡。夫子庙也在秦淮区，离白下路不远，坐公交或步行都方便。我没体味过南京的冬天，春天燥热、夏季潮闷，也只有秋天还是一个令人舒心的季节。遇到迫使情绪升温的时节，再加上本身就蕴含的激情，我走进夫子庙后也就是逛……啊……只能逛。至于后世对孔子的崇敬、学宫和贡院的内涵，以及与世家大族有关的“六朝金粉”之说也只是我沉寂之后，独守书房咀嚼过去时的自我陶醉。
还说月亮吧？不行啊，我没有踩着满地银光走进夫子庙的经历。倒是春阳……啊……充满潮热却又很张扬的春阳令我念念不忘。只是念念不忘的未必都美好，除了那个安庆人予以我的不快，再是一种似乎永远也无法纠正的偏执，那还说月亮吧！置身在他乡，我会怀念老家的月亮，待真的见到了，却又固执地想象阳光或你的月亮。我的心态与那个安庆人无关，可彼此住在一个房间里，北方人的直爽不愿意对任何人设防，也就有了交往的可能。就在一个春阳焦躁的日子，我和那个安庆人去了夫子庙。对古玩或一些看似有纪念价值的小东西从不感兴趣，我和那个安庆人逛了很久，却只买了一盘歌带，好像是齐秦的，置身在那样的时节，满大街都响着《大约在冬季》的乐声自然是诱惑吧？那时候，我还不讨厌那个安庆人，可后来不愿意设防也必须设防，这又是一种痛苦！
逛完夫子庙后，我和那个安庆人又一起看过一次电影，就在大华电影院，也的确是拥挤着曳着脖子透过人缝看完了《霹雳舞》。那个安庆人隔一段时间也要离开南京，我们除了一起吃饭，还会将他送到码头。再回到教招，我依然要过城市生活……哎——好像也不是吧？城市人除了居家过日子，还要骑着自行车或坐公交上下班，再是亲朋之间的交往，与老家人倒也没什么两样。走在大街上，城市人就是城市人，可有了走进去的乡下人或去乡下才与众不同。我印象当中，城市人都骑着崭新的自行车、戴手表，要是女人，尤其是姑娘，必定烫着卷发、穿着时兴的连衣裙，要紧的是她们脸上涂抹的化妆品绝对不同于雪花膏。待在南京的时候，我差不多天天和城市人打交道，工程师、供销科科长，还有那个也是跑业务的安庆人……啊……再是一个小老头儿，浙江人，也是推销员。好喝酒也不存在地域关系，那个浙江小老头儿就天天喝酒，买一瓶南京大曲，再买一包花生米或蚕豆，喝着酒与我用普通话说笑。待遇到同乡或与同事谈起机密的事情，那个浙江小老头儿就用方言，叽里呱啦的像说外语。招待所里的小服务员们大多来自乡下，处得时间久了，也常用老家话和我玩笑，只是江苏话不那么难懂。有一个瘦瘦的小姑娘老家也在江苏乡下，她像那家乡镇厂的推销员一样，宁可不吃好饭都要买漂亮衣服……啊……那年还割了双眼皮。有时候，我出去办事走在街上，遇见那个瘦瘦的小姑娘，彼此也像熟人一样招呼或说笑，可她一转身融入人群就很快消失了。其实呢那个瘦瘦的小姑娘就是在招待所里收拾床铺、打扫房间也看不出是乡村人。看上去我也不像乡村人，只是很多年以后还感叹，为什么永远走不进城市，好像与月亮有关，每个人心中都有一轮属于自己的明月！
还接待了一个不速之客，与我的业务无关，那个人姓林，是南京一家小工厂的工人。那个人至今还没出现在我的小说里，印象很深，却一直无法让他进入一个虚构的世界。那个人个子不矬，也不瘦，有一张关公脸，说话时慢声细语，扬起的一只手还和嘴唇一起抖动，好像是谨慎，却是一种在城市人中少见的卑怯。那个人不止一次地走进我的房间，坐在沙发上很小心地喝着为他倒的茶水，依然慢声细语地讲述自己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