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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人往往被称为怂人。其实呢所谓的怂人开始也不怂，年轻时照样意气风发心怀激荡，只是失败予以了太多的沉重，慢慢地腰板不那么刚直了，话语也不那么尖利，见到不愿意见到的人不想笑脸相迎，却不能哭丧着脸。只是不高兴的人勉强笑起来比哭还难看，看的人难受，笑得人更难受，这么着就别扭了吧？老家人喝酒喝的是无奈，也是孤独，越热闹越孤独。其实呢人来到这个世界之后就有一个幽灵形影相随了，要是心中再有一个大世界，又喜欢与文字纠缠，也只能独自拥有空旷和寂寥。
我去湖熟镇的第二天，厂长用江苏板鸭作为招待客人的招牌菜。几个人就在羽绒服厂的小食堂里，吃着板鸭也喝来着，至于喝的什么酒我不记得了，却肯定不是南京大曲。个子不高的厂长能喝，那个酷爱书法的小子却不行，喝一点就脸红，我也喝了很多，直到搭车回到南京市还醉眼朦胧呢！只是那时候我还没有太多的负担，所谓的心河也无比纯净，关键是刚过二十岁走到哪里都会看到遍地的鲜花，至于孤独依然多是强说愁式的呻吟。
回到南京后，我抓住一条线索犹如溺水后见到的稻草，一次次去工厂、公司或港务局，以至于人家第N次见到不愿意见到的人就苦着脸说：“你怎么又来了？”我也承认自己浑身没有多少解数，却也没留丝毫。后来，我在石家庄作行业报纸编辑，却也做过不少采访。每次与被采访对象坐在一起，我总是想起一些往事。到南京后，我买了一台袖珍型单卡录音机，却不只是听费翔一遍遍地吟唱故乡的云。就是站在那家乡镇厂制造的设备前，我抱着录音机采访老客户，再找到还没签订合同的新客户，一遍遍地播放录音。最后一次播放“采访录音”是在一家公司里，也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小老头儿听完后笑着对我说：“真有意思！”小老头儿说话是纯真的江苏口音，我体味到了其中的意味，却没有绝望。黄山之行的计划取消，明天下午拜访一个人，略施小惠，投石问路……啊……这是1987年5月1日的日记。所谓的“黄山之行”也是为了推销设备，计划被取消缘于遇到一个很狡猾的江苏人，却不过赔了一顿酒饭罢了。只是我要拜访的那个人至少在当时不可小觑，却不只是为了能够卖出一台设备。那个人姓夏，我在日记中记下了他的名字，故意隐去或省略，倒不是害怕引来文墨官司，是期望打了折扣。只是我在南京遇到那个姓夏的男人后，又激发了创作热情，是耶非耶不做评述，彼此能够相遇也只能解释城缘分。我能认识那个姓夏的男人也是通过广告，彼此第一次见面是在教招，后来又在他的办公室里坐过。那时候，本来就是潮湿、燥热的季节，两个人又待在一间不怎么光明的房子里，我的记忆里的色彩也不那么明朗。我与那个姓夏的男人没谈成生意，却聊起了文学。那个姓夏的男人说他是省作协会员，可后来我一直没在网上查到他的资料。也许是时间的问题，我见到那个姓夏的男人时他早过了四十岁。出于一种态度，我始终对那个姓夏的男人抱有仰慕之情。如今呢想想也的确很有意思，栖身在老家县城后，我不少次将写好的小说稿装进信封、贴上邮票寄给南京的文学杂志社。只是我在南京待了那么久，竟然没去过《钟山》，也没去过《雨花》，至于《青春》与那两家杂志同是名刊，彼此无缘却不是人家冷酷。究其缘由，除了我对文学的懵懂，还有性格的因素，可关键是出于无限仰慕而生发的敬畏之情，如此以来就不矛盾了吧？行走在城市那么多年，我始终没有消除由敬畏衍生出来的卑怯，只有离开某一个环境才会无拘无束，想想也就是缘由了。后来，《青春》发表了我的小说，与一个女编辑在电话上聊起南京，且无限惋惜地道出了遗憾。那个女编辑轻盈地笑着说：“那就买一张车票再来嘛！”我也轻轻地笑，却只是笑笑罢了。
还说那个姓夏的男人吧？
如今，我早不记得那个男人的形容，好像除了皮肤白净，也没太多的江南印记。两个人见过不少次面，我也没在日记中记录彼此说过什么，却肯定谈过文学。只是那时候我对文学的理解还很肤浅，上中学时曾读过一些书也不过停留在原来如此的层次，或说只知道文学与现实的差距，可真正深层次地理解，且介入创作就不那么简单了。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完成了小说《热土》，约二万多字。《热土》是对我以前生活的否认，也是今后生活的指南……啊……这是1987年5月4日的日记。其实呢我除了和姓夏的男人说过《热土》，没再将那么“重大”的好消息告诉别人，那日记本就是第二个“知情者”。再回到老家，我在日记中记录了一件事情，却不过是一个鳏夫死了。鳏夫有个哥哥，成家之后兄弟分家各居一处，见兄弟死在老宅的院子里自然很悲伤，我没见到发丧的场面就又回了南京。对那件事颇有感触，我才在教招里写成了《发丧》。我早就记不清《发丧》到底写了一些什么，却也不过表达对一个生命突然逝去的怜悯之情。那个姓夏的男人看过《发丧》，我记不清人家又说了些什么，只是之于一篇还不是小说的小说，期待褒奖就没有意义了，却肯定期待过。那个姓夏的男人应该有一些文字功底，只是不过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也就不可能成为导师。后来，我拎着两个西瓜又去拜访那个姓夏的男人，应该也是为了推销设备才去了他家。那个姓夏的男人究竟住在哪条街道，我依然记不清楚了，一家人也住在两间临街的房子，入了门要跳坑，进深两间，里边是卧室，外边是厅堂。那天，姓夏的男人出去了，家里只有他老婆，一个皮肤白皙、患有脑血栓后遗症的胖女人。那个胖女人只说姓夏的男人不在家就没再说话，我也觉得没有久坐的必要，丢下西瓜逃也似地离开了那两间很别扭的房子。之后，我没再联系那个姓夏的男人。
明天，我打算去扬州，一是到（建筑）设计院看看，再是追踪制药厂那条线索。这次扬州之行还难说成功，却必须去，否则，只是死等是没有出路的……啊……这是1987年5月7日的日记。扬州之行的确不尽人意，去建筑设计院也没有收获，可我回到南京后意外地获得两条线索。建筑工程师是同行嘴里的肥肉，可大多是喂不饱的狼。我也只能靠卖出设备后用百分之四的提成去行贿，倒从厂子里拿去的保定铁球不用花钱，可砸在哪个工程师的头上作用都不是很大。明天上午写信联系一下，再去邮局给常州打长途……情绪很不好，我的性子又急，《热土》仍未完成二稿，却无心顾及了。近来，我的身体状况不好，精神欠佳，茶饭无心，生活为什么总是有这么多障碍……啊……这是1987年5月11日的日记。5月12日那天一直下雨，下午我去找一个姓吴的人，又去大光路，还带着扬州制药厂的人去看正在南京运行着的设备。回到教招，我又接待了南京华东饭店的人，却也只是一条线索罢了。后天，（我）去华东饭店和南京体育学院看看，还有制动四厂，希望也不是很大……啊……5月12日的日记字迹倒是不潦草，却不过记录了一些只言片语。只是难以消解生存的焦虑和压抑，那我暂时忘记文学也就理所应当了吧？
喝酒吧？其实呢和自己商量就是决定。又没别的房客住进来，我烦了就拿着那个的确很精致的小饭盒去楼下，买来江苏板鸭和南京大曲自斟自饮、自说自话。吃着喝着说着，我突然诗兴大发：烦恼、忧愁总纠缠在我的脑海里/失败也总是降临到我的头上/浪花啊浪花/生活这条大河为什么总是激起波澜……呵呵呵——写在日记里的是诗吗？就勉强叫诗吧？我想在《青春日记》中引用那些诗句还适当地做了修改，可大意没变。其实呢我从没想过当诗人，倒早就想写小说。家兄是1970年代的高中生，毕业后不能被推荐上大学只能回乡务农。后来，家兄当了民办老师就开始写小说，我在老家读到的大多是文学书籍，高尔基的、鲁迅的，还有很多《当代》和《小说月报》。再后来高考制度改革了，家兄考上了保定师范学校，毕业之后依旧在乡村教书，却继续写小说。一个字能挣一分钱稿费，还不是家兄写小说的原始动力，却依然是动力，也就无意中激发了我的写作热情。只是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怎么写、什么是小说，却能写作文，且上课时常被老师当作范文阅读。那年，我刚读初中，放学回家写完一篇作文就出去玩耍了，家兄看完且作了批语，大致说彼此一定要效法鲁迅兄弟……呵呵呵——话有点大，却依然是动力呢！再后来，家兄当了报人就不再写小说，却留下了很多《小说月报》。我不再上学了在老家待了一段时间，读着那些老旧的《小说月报》就做起了作家梦。那些年，文学场刚刚热闹起来，好多杂志社都搞起了文学创作培训班。我至今依然保留着《人民文学》创作培训班的结业证书，上边还有王蒙的签名呢！倒是也不马虎，每个学员都有作业，完成后寄出去，有老师提出修改意见后再寄回来。第一次交作业就是一篇题为《远行前夜》的小说，稿子早找不到了，也没记住写了一些什么，却开启了我的文学之旅。后来，我又写了一些小说就结业了，却没成为作家。只是人有了欲望就容易转化成信念，以至于坐卧立行手中只剩下一本经卷。和尚念经大多是自言自语，就是有听众也心甘情愿。只是待在老家时没几个人能说清小说究竟是什么，那我就说，像醉酒，日子久了自然显得很个性了。其实呢我本来就挺个性，很小的时候闹过一场大病，痊愈之后好多日子还不会笑，也有了个外号，老闷儿那个名字被别人叫了好多年呢！小时候不爱说话没人说什么，长大了还那样，人家一定说你大，大就是有架子，不入乡也不随俗。我也不合群，喜欢一个人待在一个地方，就是成群打伙地去干什么，也常跑到一边看一棵不一样的草，或对着草叶上的一条虫子发呆。陆游写过一首诗说，予生背时性孤僻，自信已道轻浮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