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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说的那个报亭他也不陌生，离开省师大穿过正阳大街就是华西路。徐策也曾喜欢过文学，还在省报文艺副刊上发表过小说和散文，每个月都去华西路买一次杂志，附近却只有一个报刊亭，不会月月买到《当代》、《收获》和《十月》，却能买到《小说月报》。卖给徐策文学期刊的女人四十岁多一点，白白净净的，个子不高……啊……这是《穿越地中海》的片段，依然是具有写实风格的叙述。这么多年，我写小说时很少将石家庄作为叙事地点的原型，倒也零零碎碎地写过，却不如2020年作《穿越地中海》时实实在在。只是我必须虚构人物和所处的位置，可大致上还是原貌，不过呢那个报刊亭在离报社不远的一条小街上。那条小街很热闹很平民化，除了买书，我还能买到石家庄大曲和花生米什么的，与同事们去一家小酒馆里聚餐也很便当。那时候，文学场还很热闹，报刊亭的生意也火爆。有的小说在期刊上能一次登完，有的分两期，《白鹿原》在《当代》上就一次没有登完，首尾牵扯到两个年份，我也有了牵挂。看完一期《当代》就等着下一期，我还借着买石家庄大曲和花生米什么的一次次去问，慢慢地就和那个经营报刊亭的女人熟了。其实呢先读到的是《九月寓言 》，《收获》杂志刊登了那部长篇小说，也是在那家报亭买的，与《白鹿原》一样是我阅读史上很重要的作品。就是那年，心里又埋下了一粒种子……啊……一粒很多年来令我快乐也痛苦的种子。
待在石家庄的时候，我烦闷了也不都是缘于置身他乡时的孤独。写作遇到一个一时过不去的坎儿，我就到处乱转，有时候是星期天，有时候是晚上。报社有一辆旧自行车，好像是飞鸽牌的，很结实。局里的宿舍楼倒是有闲房，几个人住着也宽敞，却在南郊，我骑自行车要二十来分钟呢！后来，我干脆住在编辑部里，也就没了上下班之说。只是排版、校对都要去石家庄日报社，从桥西到桥东也不近，有一辆旧自行车到省了坐公交。我很少记路，何况，石家庄城区又不小，直到离开也算不上熟稔那座城市的地理。写作的时候，我要想在小说中复制或移植一个情节或细节，牵扯到石家庄区域性地理必须借助市区地图。要是走进别的城市也一样，我就是打问当地人也无济于事，最终还要自己找到要去的地方。其实呢想来想去还是笨了点，脑袋瓜子不灵通，做事情总是要付出很多代价，我也觉得自己的确不聪明。遇到要争辩的事，我又总是现出词穷的窘境，倒是事后回想起来或作小说时才会妙语连珠，好像一个作家也说过同样的感受。曾不少次在南京坐在谈判桌上与江南人斗法，究竟年轻气盛，关键还是尚未承受太多的生存苦难，我才保持着初生牛犊般的气势。只是后来变得越来越不好，尤其是一年年承受与文字有关的苦难之后，生存的压力致使腰弯了、话也软，我的话理不屈词都穷！其实呢也不奇怪，古往今来，文字能强壮几个人呢？
写作时遇到坎儿，我就骑着那辆旧自行车漫游在石家庄城区。很多时候，我都行走在大街上，至少不会迷失在钢筋、水泥铸造的迷魂阵中。只是有的时候，我也骑着那辆旧自行车钻进小胡同，却必须不住地回头看走过的路，好容易上了大街才长出一口气。还有的时候，我就坐在公交站亭下发呆，好在只要准备好排版需要的稿件，剩余的时间可以由自己支配。觉得行走或发呆都不再是消解苦闷的好方法，我就喝石家庄大曲。坐在办公桌前，我喝着酒看自己刚完成的小说稿子，也兴奋也忧伤，却会忘掉现实，那应该是最快乐的时候。
我与同事们交往，免不了在一起吃喝或去谁家里作客，又往往不是一个人。酒能够烘托气氛，也能勾起人们说笑的兴趣。我的小说但凡归于乡土，大多都离不开老家和老家人。1970年代，老家有个姑娘要嫁到郊区，按俗理一个姓氏走动多又亲近的人们才会随礼。只是那个姑娘出嫁前，村里好多人都掏了钱。婆家招待娘家的客人，除了丰盛的酒宴，路又不近，还得找一辆汽车来接才行。那年月汽车很少，没有关系和门路是不容易找到的，可那个姑娘的婆家还是想出了办法，就用一辆大拖拉机拉着娘家的客人们去赴宴。只是没人在意坐什么车去郊区，能走进郊区，还能吃上一顿酒席才是最大的期盼。婆家来人把那个姑娘娶走了，拖拉机却迟迟没到，只是要去郊区赴宴的人们没失望，就等，一天……两天……三天……到底没等来。父母没掏钱，我也没资格去坐席，却天天去看，还必须起得早早的才行，就在姑娘家门前。后来，那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与同事们一起吃喝的时候，我就把那件事当成笑话说了出来，却没有期待的效果。究其缘由也不难理解，好像只有一个因素，距离……啊……一种似乎永远也无法消除的距离。其实呢那些同事也不都是城市土著，可生疏照样会形成距离，我很失落！后来，我读了一篇小说，是一个河北女作家写的，表姐从北京来向表弟炫耀首都，听的人很苦恼，却又豁然开朗了起来，那就去乡下吧！那个女作家熟悉石家庄郊区的生活，我读过她不少小说。待在石家庄的时候，我也没少去郊区走走，却只是过去与城市不一样。如今呢城市扩建，很多郊区也早就变成街或某个社区了。就像我的老家，眼下与城市的距离越来越小，有汽车，也有别墅，人们走进县城或再大一点的城市，的确看不出有什么区别。去年，装修完房买了一台抽油烟机，安装的师傅很急，说还要去我的老家干活儿，这么着城和乡就越来越一样了吧？同事们听我讲完老家人的故事反映不强烈，只能缘于彼此的距离问题，距离又怎能一下子消失呢？也是出于乡村人特有的敏感或狭隘，只是我依然忧郁，一直忧郁了好多年，直到又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小说才不光为自己忧郁了。
有一个女同事是编副刊的，我也去她家作过客，再谈起小说，人家就笑着说：“你就和贾平凹一样呢！”只是我没有真诚地笑，提起小说哪能与大家相提并论？后来，我就喜欢一个人喝石家庄大曲，不只是为了消解孤独，还有不再是一个人的忧郁！ 还有一个女同事，是石家庄附近一个县的，编头版，人家学的就是新闻专业，我也没少去她家作客。那个女同事心直口快，有一天突然说：“该去活动活动，让报社的头儿把你办到局里来。”我摇着头笑了笑说：“有人给我发工资，还能天天写小说就很知足了。”其实呢我是不会经营生活的，直到在老家县城定居后，也没认真地想过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倒也不是一点都没想过，可我只送过一次礼还没送出去。那时候，我去了城南一家私企，至于为什么买一条好烟，去贿赂政府部门的部长理由也不光明。只是听到敲门声，人家隔着门镜看清是谁一直不开门，我也没耐心，只在部长家门前站立片刻就离开了。编辑部主任业务很好，人也不错，只是直到离开石家庄之前我才去了他家，却也只是告个别罢了。总是相信君子相交淡如水，可水太淡了就不好了吧？
还有个副总编，是老报人，退休后又去办报。我也写过一篇博文：在报社那样的地方，身居副总编之位就应该是个人物了。副总编不拘言笑，我就是拿着编好的稿子让他审阅，且期待说点什么的时候，听到的也只是一个哼字，简洁得令人战栗，也只能依据语气或表情判断那个字的涵义……呵呵呵——又是没有丝毫虚构的写实。其实呢根源就是那个副总太不喜欢我，一个没报人资历的人，又怎么能让老报人喜欢呢？后来，和那个副总一起吃过一顿饭，好像是招待宴，我就喊着副总一杯杯地敬酒。那个副总不能喝酒，却红着脸一个劲儿地冲着我笑。局里一到年节发很多东西，那就叫福利了。那个副总和我一样，关系也不在局里，却特殊，和别人领取一样的福利品。到底有了年纪，我就帮副总将那些福利品扛到公交亭下，老头儿还一个劲地冲着一个人笑……呵呵呵——这样才好了起来。只是我依然忧郁，依然骑着旧自行车到处瞎转或坐在公交亭下发呆，也依然一个人喝石家庄大曲，直到无奈地离开那座城市……啊……应该是我的他乡！
其实呢离开那家行业报社后，我没有中断与石家庄的联系。再次回到栖身的老家县城，文学就是唯一的精神寄托，好在那时候做小生意还行，家庭负担也不是很重，我才能静下心来继续创作。那个时段，我的小说除了发表在《短篇小说》和《天津日报》等报刊，再是原先的《河北文学》，也就是如今的《当代人》杂志。我结识了一个资历很深的编辑，姓鲁，彼此不只是有书信来往，还有过一面之缘。那时候，我要不断地去石家庄，南三条是个很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创作上有了点成绩，我的心说不得野了起来，何况，文贵出新又是不变的真理。1995年夏天，我作了一篇自以为颇具革命性的中篇小说，只是《当代人》只发表短篇小说，却还是拿着稿子去了石家庄。那天，我去了鲁先生家，说起了稿子，他就将《长城》的一个编辑约到家里，拿走了那部中篇小说的手稿。那部中篇小说最终没能发表，可我对鲁先生一直抱有感激之情。那天，我请鲁先生去他家附近的一家小饭店里吃了顿饭。鲁先生一再强调，接受作者邀请吃饭是第一次，和作者喝酒也是第一次。那顿饭很简单，我和鲁先生喝的什么酒忘了，却记得吃虾来着，吃着喝着说的依然是文学。后来，我写了小说还寄给鲁先生，直到他要调离《当代人》杂志社。这么多年，我没少与编辑交往，也结识了很多师友。鲁先生不再做编辑工作，却还是给我写了一封信，大意说人这一辈子文学那么一下子就行了，断然不可当成事业去做。很多年来，尤其是文学予以我双重困境的时候，我也一直回味鲁先生的话，却一直文学着，好像有点犟了。从来不否认对文学抱有功利之心，也曾打算作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我的写作为了钱》，可这么多年获取的稿费，还不如去街上捡破烂挣得多，说起来自然很不值得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