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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2月的一天，知新高等小学第七期毕业典礼在学校大礼堂隆重召开，县长亲临典礼并向毕业学生发表《训勉词》。梁柏台接过毕业证书时，又是欢喜又是愁：喜的是三年努力，终于以优异成绩毕业；愁的是毕业后何去何从？若论自己的家境，高小毕业已属不易，继续升学只是一个彩色的梦！
当时高小毕业，在村人眼中仿佛选了秀才，报录人吹打报喜，并张贴大红报帖。查林大道地一番热闹之后，梁柏台继续求学，还是学艺从业，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由于梁柏台学业上日益精进，梁小芬参加劳动后逐渐宽裕的家境，梁开钱夫妻俩商量再三，决心砸锅卖铁要培养出一个读书人。
民国初期，小学毕业大致有三种升学途径：一是普通中学，二是师范学校，三是实业（专门）学校。梁开钱邀来至友袁修昌先生。袁修昌是本镇西山村人，曾被梁开钱聘为仁智小学教师，时在西山国民小学任教。他俩反复商量，认为柏台年纪已经不小，加上家境清贫，觉得还是报考师范最为合适。
梁开钱把正在田畈里忙碌的梁柏台叫了回来，告知让其报考师范的决定。梁柏台的心中一下子打翻了五味瓶，为了前途，当然想继续升学；看看家境，实在于心不忍。父母操劳过度已见日渐苍老，两姐早早劳动已经作出牺牲。
“我勿想读了。”梁柏台回答得轻声但坚定。
“就这样定了！你跟袁先生到西山补习补习，准备应考！”梁开钱右手用力一挥，不容置疑。
梁柏台还想再说什么，袁修昌插话进来：“柏台，只要把书读好，今后有的是报恩尽孝的时候。”
袁修昌建议梁柏台报考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梁柏台也喜欢将来当一名老师。于是梁柏台又赶到劝学所拜见原知新学校老师唐化城先生，唐先生也劝梁柏台报考师范学校，并向他出示了《第一师范招生办法》。
几天后，梁柏台来到西山小学，既接受袁修昌先生的精心辅导，又可向毕业于上海复旦公学的袁剑秋先生补习英语。
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又半年。由于袁修昌、袁剑秋等先生的悉心辅导，再加上悬梁刺股的学习劲头，梁柏台的学业又得到了长足的进步。转眼已到了浙一师新生入学考试的时间，梁柏台于1918年8月15日赴杭赶考。
从新昌到杭州，这是一段艰辛的路程。就是从查林村到新昌城，一段三十华里的路程，也要翻越三条岭，渡过一条河，得走上三个钟头。赴考的那天，少不了父母的教导，两姐的叮嘱，和乡亲们的勉励。梁柏台登上大岭头，回望一草一木都熟悉的故乡，遥望云遮雾障的前方，内心升起一种怅然茫然又欣然的复杂感觉。这是自己第一次远离亲人和家乡，背负着家族的多少光荣与梦想？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其前身是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清朝末年，新式教育兴起。为解决新学林立之时合格师资奇缺的教育状况，各地相继创办师范学堂。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高等学堂章程》，将师范教育列入国家办学体制，浙江师范教育也慢慢发展起来。1905年，浙江巡抚张曾敭奏请创办全浙师范学堂。1906年，奏请获得批准，校名正式定为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分为优级师范和初级师范两部，分别培养中学师资和小学师资。1908年，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在浙江贡院旧址上建成，面积140亩。按照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图样建造，有二层教学楼7幢，可容纳千人。当年5月14日(农历四月十五)正式开学，首届招生人数达到600人，成为当时浙江唯一特建的、校舍最宏伟的、办学规模最大的新式高等学堂。
1912年4月，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更名为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聘请经亨颐为校长。1913年7月起，学校改称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山一程，水一程，风尘仆仆的梁柏台，终于来到了向往已久的杭城。没时间游览西湖美景，没心思欣赏十里荷花，一头扎进复习迎考之中。
8月21日7时许，梁柏台和其他应试学子一起，提着小砚盒，铁笔筒，有些忐忑地走进浙一师的大门，参加8点钟举行的考试。等到浏览完试卷，他的心反而平静了下来。功夫不负有心人，虽然有的试题很难，但这对于知新学校优等毕业生，又在西山小学狠补了半年的梁柏台，回答起来得心应手、左右逢源。做完试题后再认真检查了一遍，最先几个交了考卷，静静地退出了考场。
经亨颐治校极严，不但要求所聘教师具有“高尚之品性”，对每年招生都要“亲手招进来”，不仅看成绩，更看“基本好不好”，对通过各种关系递过来的“条子”，一条也不睬，一个也不收。经亨颐后来在《杭州回忆》一文中特别提到梁柏台他们这一批第9期新生，是“于数百人中取得80人，勉强及格的决无一人”，并说，“我平时对学生，并无任何种特别手段，而且决不主宽是极主严的。”幸运的是，等到发榜之日，梁柏台和同乡石永祜都榜上有名。
9月11日，浙一师举行新生入学仪式。梁柏台和79名新同学，排着队来到学校礼堂，参加入学的三项仪式：齐唱校歌，向教职员敬礼，聆听校长训辞。
人人人，代谢靡尽，先后觉新民。
可能可能，陶冶精神，道德润心声。
吾侪同学，负斯重任，相勉又相亲。
五载光阴，学与俱进，磐固吾根本。
叶蓁蓁，木欣欣，碧梧万枝新。
之江西，西湖滨，桃李一堂春。（郑晓沧：《浙江两级师范和第一师范校史志要》，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四期。）
由夏丏尊（夏丏尊(1886—1946)，中国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出版家。曾经被誉为“四大金刚”之一。曾与毛泽东同事，在春晖中学任国文教员兼出版部主任，并译成《爱的教育》。1946年病逝上海，归葬于白马湖故居“平屋”后象山上。）作词，李叔同（李叔同，祖籍浙江平湖，生于天津。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在音乐、书法、绘画和戏剧方面，都颇有造诣。从日本留学归国后，担任过教师、编辑之职，后剃度为僧，法名演音，号弘一，晚号晚晴老人。）作曲的校歌，那优美的旋律，嘹亮的歌声，在礼堂上空久久回荡。梁柏台说不清心中有几多激动，几多自豪。
向教职员行礼完毕后，就是经亨颐校长的训辞。瘦瘦高高的经校长，操着上虞口音慢悠悠地说：“自今日入学……诸生但知学费减轻入学便宜之感耳，恐就未感到其他便宜之处。仅五年而可以为人师，人格超乎一般国民之上，此最大便宜之事。”（经亨颐：《入学式训辞》（1918年9月11日），《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志》第16期1919年1月。）
经亨颐问台下的新生，“求学何为？”顿了一下后自己回答，“学为人而已”，“有社会必须有人格”，“无人格之社会决非良好之社会。”“人格是做人的格式，思想要走在时代的前面。”“人格者，良心之模型，道德之容器也。”
经亨颐接着提出“勤、慎、诚、恕”的四字校训，他要求学生学习生活要勤劳、勤奋、节俭；说话做事要慎思、慎言、慎行；对人、对事、对国家要诚实、忠诚；与人相处要宽容、宽恕。
他特别强调“诚”字最为重要，因为“‘诚’字可包括一切人格之要件”。
梁柏台第一次听到“为人师”、“人格教育”等字眼，感到既新鲜又兴奋。
浙一师，展现在梁柏台眼前的，是一条更加光明的人生之路。
梁柏台的寝室在一幢斋楼上，由于可以年级混编、同乡合住，他就和石永祜、何宝运同住一室。何宝运是1914年入校的四年级学生，与丰子恺（丰子恺，是我国现代著名画家、文学家、美术和音乐教育家，是一位多方面卓有成就的文艺大师。）是同班同学。一条长廊排列着18间寝室，每间寝室安置18张板床。门上标着寝室号码，旁边挂着18位学生的姓名。
丰子恺后来回忆道：“寄宿舍生活给我的印象，犹如把数百只小猴子关闭在一个大笼子中，而使之一齐饮食，一齐起卧。”“数百学生每晚像羊群一般地被驱逐到楼下自修室中……严冬之晨，倘在被窝里多流连了一会，就得牺牲早饭，或被锁闭在寝室总门内。”因为采取8人一桌的包餐共食制，进餐时“饭厅中的人大都眼明手快，当食不让”，吃得“五只菜碗底都向天”。18间自修室，每间放置12张课桌，分成6块，可以容纳24人自习。每晚自修时间，“倘不想起这是我们的学校的宿舍”，“一定要错认为这是一个大嘈杂的裁缝工场。”（丰子恺：《寄宿舍生活的回忆》，《丰子恺文集》（5），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梁柏台却不觉其苦，反以为乐。从偏远山村，来到西子湖畔，更觉学习机会之难得。他在给父母的信中说：“男清夜自思，亦知愧为人之道。以吾之家境，何能任此求学之重资。男不自量而使大人负其重担，虽战战兢兢不能消其罪，思及于此，实愧恨无地。大人光明百知男心，亦不见责，诚感激靡尽。”“男自思入学以来，致大人增加负担。男则俭之又俭，不敢浪费一钱，亦自知家寒，衣食毋使饱暖不求繁华，大人之苦，男有不知哉。特以为今世不务学业不足以当分子之责任，以恨天不虚生我也。”（梁柏台：《1918年12月26日给父母亲的信》，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
星期天，一些有钱的同学下馆子、找乐子，而梁柏台总是在学校的饭厅吃饭，通常是几个馒头加碗汤，或者几两米饭加蔬菜。菜肴能下饭即可，就是饭量特别大。韭菜炒绿豆芽是梁柏台的最爱，必定要买上一两碗与大家共享。对此他的高论是这碗家乡菜青青白白，做人就要如此模样。梁柏台平时生活很节约，但帮助同学却很慷慨。有的同学生病了，他会掏出不多的生活费为同学买药和营养品。
同乡同学石永祜“因家务羁縻，不能抽身，中道而止”，梁柏台去信力劝，“窃世界大观，则莫如术学。为学之时又莫如青年”，“时乎，时乎，不再来。值青年而不学，恐不能有广学之时机。转瞬间即为社会之办事，人至此时叹学问之不足，悔之已不及矣。”（梁柏台：《1919年2月给石永祜的信》，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
挚友袁月乔知新小学毕业后从商，梁柏台去信告诫毋忘学习之使命，青年之责任，“吾弟正值青年，切勿误其时机。吾国今日之世，所可仗者恃吾青年……青年肩造就吾国将来之责任，庶不可忽过。苟今日之青年，不善将来之青年，其可冀乎？谓勉吾弟为学者，仆之志也。”（梁柏台：《1918年12月给袁月乔的信》，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
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后，一向重视体育运动的浙一师，把体育活动与“爱国”、“尚武”结合起来。经亨颐说：“凡我校全体学生，皆以尚武之精神”、“运动会与爱国、尚武两要旨有密切之关系。”上学第一天，第一节课就是“体操”课。这里的“体操”，就是“兵式操”，即军事操练。先是立正、稍息、报数等基本训练，接下来就是慢步走。梁柏台是体育积极分子，跑步、足球、游泳、单双杠无所不能，特别是单双杠中的“引体向上”、“大回环”等动作，没有同学比得过他。他还是校足球队主力队员之一，踢的是中锋。参加体育活动，强健国民体魄，梁柏台自然与国运相联，“倘么中国自强，则外人必不使侵涉国事也。”（梁柏台：《九月十五日记》（1918年10月19日），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
从1919年秋开始，经亨颐提出“与时俱进”的教改方针，试行职员专任、学生自治、改授国语、试行学科制等四项改革措施。
职员专任就是教职员不得在外校兼课，必须专门从事本校教学，并参与学校事务的研究与讨论。经亨颐聘请了夏丏尊等16人为专任职员，赢得了梁柏台的好评，他在给家乡老师的信中说：“自从这学期起，敝校守旧的教员，错[差]不多没有了。这学期请归来的教员，都是提倡新文学的沈仲久、刘大白、袁易、陈望道、李次九……这一般[班]教育家，都在敝校专任功课，实在难得得很。”（梁柏台：《1919年11月9日给袁先生的信》，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
1919年11月16日，浙一师学生自治会正式成立，发布了《宣言书》，通过了《自治会章程》。梁柏台参加了经济部贩卖股和社会服务部讲演股，他说：“我们是自治的，教职员不来管理的，外面出入是自由的，本校现在脱离了奴隶教育了。”梁柏台：《给梁岳生的信》（1920年1月15日）。“一切舍务、学务悉要学生去做。学校好象一个议会，仍旧选出代表，到了有事体的时候，征求意见，议后始行。教职员和顾问官一样的，这是关于会务的事情。学务的事情，就是上班[课]，学生轮流教授，教员旁听，指正他们的谬误。考试废除，在平日的自习。这样一样，要比从前好得多了。”（梁柏台：《给袁先生的信》（1919年9月）。）
五四前夕，浙一师就开始采用白话授课。1919年10月，经亨颐规定一师和附小国文科的教授，一律改用白话，同时采用字母。新聘的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和夏丏尊一起，合编了《国语法》，还从《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杂志上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白话文章作为新教材。当然，浙一师的国文教授改革，和其它新生事物一样，免不了要与传统观念发生碰撞。1919年9月17日上午第一节国文课时，一位学生当堂对陈望道先生教授的几篇白话文进行非议，“文言是数千年传下来的‘国粹’，白话文也是假的。”社会上反对之声甚嚣尘上，扑面而来，杭州一家新出版的《明强报》发表了一篇非议横行文字、白话文、注音字母的文字，梁柏台立即写出《我对于〈明强报〉的批评》，从三个方面逐一予以驳斥，无疑是一篇宣传新文化捍卫新文化的战斗檄文。梁柏台写的另一篇《文言与白话孰优孰便》，陈望道给“爽快澈透得很”的批语。
课堂学习丰富着梁柏台的知识，远足活动开阔了梁柏台的视野。由于经亨颐主张“动的教育”，一师非常重视远足活动。远足既可开拓学生视野，锻炼学生意志，还可促进师生的感情交流。1918年10月4日到10月12日，梁柏台参加了学校临安天目山秋季游。10月8日，他和另外4名同学率先登上东天目山山顶，这时“东望钱江，则云雾迷漫，北窥太湖，则天气不清，不能相见。仰望红日，若相距不及数竿。俯视众山，大者可以作案，小者无异土块。一水流出，则乡间棋布。”胸襟是如此开阔，气魄是那样豪迈。他们踱步而下，有石壁屹立两旁。有石室可容百数十人。“中有龙池，深不可测。上有飞桥驾两池之间，天目山之名由此而来。”头尾9天的远足活动，梁柏台记了9篇日记，还写了四篇游记，勤奋刻苦的学习态度，令很多同学深感佩服，自叹弗如。
几里之遥就是西湖那醉人的湖光山色，走出校门就是那诱人的灯红酒绿。由于学习勤奋，再加“囊中羞涩”，梁柏台很少出外游玩，1918年9月19日（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是梁柏台进入浙一师后第一次也是仅有一次的湖上泛舟，他和另两位同学乘小船，过宋庄、刘庄，至毛家埠登岸，及至灵隐寺，用日记写下了他所见所闻所感：“登其亭，一若湖水可搤，万峰可履，如白云布地。”“今日之一往游历，眼界居然若一新也。久在校中功课如积，无暇于游戏。适值假日，而外出游历，且加以湖山碧绿，小船漂流，能不快乐于心乎！”梁柏台：《八月十五日记》（1918年9月19日）。除了几次去“西湖三墓”外，他再也没有外出游玩和逛街，就是八月十八和九月九日，同学邀其钱江观潮和重阳登高，梁柏台独留校内，学习之余在校内拔草。（梁柏台：《九月初九日》（1918年9月22日）。）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柳永一首《望海潮》，把杭州写得那样雍容华贵、美轮美奂。是的，江南春雨的杭州，烟柳画桥的西湖，壮观天下的钱潮，杭州既有小桥流水的精致与婉约，更有大江东去的壮阔与超迈。来自穷乡僻壤的梁柏台，初到杭城真有一种“繁花渐欲迷人眼”的错觉。但他很快发现，杭州不仅是温柔之乡，更是英雄之地。“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梁柏台并未流连忘返于西湖山水，参拜最多的是“西湖三墓”，即岳飞墓（庙）、于谦祠和张苍水墓。他常借张苍水绝笔诗中的开头两句来抒发心中的感受：“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
坐落在杭州西湖栖霞岭南麓的岳飞墓（庙），是南宋抗金名将，杰出的民族英雄岳飞的长眠之地。梁柏台每来岳庙，流连凭吊，感时伤怀，常常激情难抑，血脉贲张。时时高歌一曲《满江红》，大声朗诵《出师表》，每每情不自禁，泣不成声。联想多难祖国，面对破碎山河，勉励自己“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渴望能像岳武穆那样，“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等待有朝一日“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同去同学，听后莫不振奋，观之无不动容。
“江山也要伟人扶，神化丹青即画图。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在袁枚这首脍炙人口的诗中，与岳飞齐名，为西湖添色的于少保，就是出生于杭州，最终又归葬于西湖的明朝民族英雄于谦。
西湖一贯以温柔缠绵著称，只因为有了岳飞、于谦这样的忠臣大将才显得雄奇厚重起来。每当饭余课后，梁柏台徜徉三台山麓，徘徊于谦故居，寻觅英雄古迹，凭吊烈士忠魂，久久不忍离去。
张苍水，名煌言，浙江鄞县人。明末民族危亡之际，他曾在东南沿海及长江下游地区英勇抗击清兵，终因势孤兵败，又遭叛徒出卖而落入敌手。面对高官厚禄的利诱，这位铮铮铁汉宁死不降，康熙三年（1664）九月初七，在杭州弼教坊慷慨就义。临牺牲前，张煌言有绝笔诗《入武林》，充分表现了他高尚的民族气节：
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
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惭将赤手分三席，敢为丹心借一枝。
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尽鸱夷。
后来，人们为纪念他，在原址修筑“张苍水墓”（今西湖南山路“花港公园”南面），与“岳庙”、“于谦祠”并称为“西湖三墓”，供后人瞻仰。
每次拜谒“西湖三墓”，梁柏台总是感慨万千，他说：“张苍水就义时，引颈西望，发出‘好河山’的赞叹；岳飞临刑前，留下‘还我河山’的誓言。面对先贤，我们汗颜；大好河山，我们莫丢；传统美德，我辈莫负。”
万物的生长离不开环境土壤，人才的成长离不开“雨露”“阳光”。“西湖三雄”影响着梁柏台短暂而辉煌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