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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中旬，得到汪寿华牺牲的消息；同年7月上旬，又传来了张佐臣被杀的噩耗。周月林终于病到了。矇眬中，一会儿看到血肉模糊的汪寿华，要周月林继承遗志、报仇雪恨；一会儿听到张佐臣声声叮咛，要周月林重找伴侣，把孩子培养成人。周月林看着眉宇之间酷似丈夫的女儿，听着女儿似有所感的那撕心裂肺的哭喊，她再也扛不住沉重的打击，一连几天的胡话连篇，一连几天的高烧不退。大家对周月林既同情，又尊敬，日夜守候，百般劝慰。作为老师和老乡，梁柏台强忍着失去战友的悲痛，竭力劝慰着悲伤过度的周月林。失去亲人的悲痛，更坚定了周月林献身革命的决心；嗷嗷待哺的女儿，坚定了周月林当好母亲的责任。
海参崴是俄罗斯滨海边疆区首府，也是俄罗斯远东地区最大的城市。它位于俄中朝三国交界处，三面临海，拥有优良的天然港湾，地理位置优越，是俄罗斯在太平洋沿岸最重要的港口。
周月林生下女儿时，梁柏台因参加泛太平洋劳动大会回国，打算就此留在国内工作。回家探望母亲，与发妻莲珠团聚，还打算带她一起参加革命。可他“有国难留”、“有家难回”，只好又回到了海参崴，对今后的生活不得不重新考虑。
梁柏台同情周月林的遭遇，更钦佩她的坚强。一有时间，梁柏台就陪在周月林的身边，关怀体贴，开导劝慰。对周月林的女儿，梁柏台经常抱她逗她，比自己的女儿还亲。周月林向梁柏台坦率地说起自己和张佐臣的婚恋，和汪寿华在上海的战斗岁月。梁柏台也向周月林谈到家乡的妻子，谈起和汪寿华的友谊。两人互相勉励，更加努力地做好党的工作，完成烈士们未竟的事业。
海参崴的金角湾，那是个美丽的海湾，站在高处俯视着海湾全景，海湾的大陆架就像一个弯弯的牛角，岸边高低起伏的山峦，覆盖着郁郁葱葱的树林，那一片片的绿色紧紧依偎着海的边缘。牛角内的水面上，泊满了大小不等的船舶和军舰。湾岸边稀稀拉拉的楼群和零零星星的尖顶木屋，构成了这座海湾重镇的轮廓。梁柏台和周月林的目光越过茫茫海天，思绪随着海鸥的翅膀，飞得很远很远。
那风格各异的斯维特兰那大街，远东苏维埃战士纪念碑，符拉迪沃斯托克要塞，距莫斯科9288公里的铁路车站，还有尼古拉大教堂和俄罗斯百货大楼，都留下了梁柏台与周月林的身影。
梁柏台雄姿英发的神态，壮怀激烈的情感和崇高远大的抱负，深深地拨动了周月林的心弦。渐渐地，两人的话越说越多，心越贴越紧。在心心相印的接触中，周月林陶醉在崇高而浪漫的爱情之中。
转眼到了9月14日，周月林知道这一天是梁柏台的生日。这天中午，她让食堂炒了几样菜，并亲自下厨做了一碗面。等到梁柏台坐下来，看着桌上丰盛的饭菜，觉得有些奇怪。周月林亲昵地问梁柏台，“今天是什么日子？”
梁柏台茫然地看着周月林神秘而甜蜜的笑容，一下子回答不上来。
“梁兄好比呆头鹅。”周月林唱了一句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里的台辞，接着说，“今天是你的生日。”说着递过了筷子。
“忘了忘了。”梁柏台笑笑，接过筷子，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看着梁柏台吃得那样的香甜，一种幸福而甜蜜的情愫，悄悄升上周月林的心头。
在周月林眼中，身材修长的梁柏台西装革履，翩翩风度给人以不尽浪漫，持重沉稳又给人以无比亲和，特别是长方脸上那双细长的眼睛，总给人以真诚和信赖，微微翘起的嘴唇，又流露出无比的坚毅和自信。随着交往的加深，梁柏台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宽广胸怀，对待共产主义事业的赤胆忠心，对待同志亲友无微不至的关怀体贴，像磁铁一般深深地吸引着周月林。周月林历经风霜的感情之花，终于为梁柏台悄悄盛开。
梁柏台求学浙一师时，认为要救国，要革命，最好独身，了无牵挂，可以把自己的一生完全献给祖国和人民，为此还闹出了“离婚”风波。后来与陈莲珠的结婚，换来的是可以赴俄留学的代价，可以说是对传统的让步和妥协。来到苏联，邂逅周月林，他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爱情观，认为爱情的基础是有共同的革命理想和奋斗目标。周月林晚年回忆自己和梁柏台的相识相恋，也说他们的罗曼史并没有什么浪漫，彼此谈论的是革命的工作，学习的是革命理论，很难找出我爱你，你爱我的字眼。两人的爱情建立在共同的革命理想，为共产主义奋斗的这一信念之上。
当然，梁柏台也有过回国后帮助妻子走上革命道路的设想，但广州之行彻底断绝了这样的念头。梁柏台知道自己所从事的革命事业，不但自己的性命有可能难保，甚至有抄家灭族的巨大危险。在革命的征途上，只有周月林才能和自己经历任何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直至为革命献出宝贵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一致的思想，共同的信仰；性情的融洽，个性的契合。在海参崴一间极其简朴的小房子里，他们结成了一对同心同德，患难与共，并肩战斗的革命伴侣。
周月林和梁柏台，因觉悟而革命，因革命而相爱，因相爱而勇敢，因勇敢而从容。
在海参崴，当时曾有三位同志向周月林射出了丘比特之箭，其中一位是大学教授兼党校教师，因为得不到周月林的爱而伤心落泪。新婚后的梁柏台和周月林得知这个情况，就为自家的保姆与这位教授牵起了红线，最后两人终成百年之好。周月林最后为什么选择梁柏台，不仅是共同的理想，还因为“他也是浙江人，个性好关心人”。梁柏台已写信回家，向陈莲珠提出离婚。
关于那份“休书”，随着当事人的远去，其内容已无从查考。但可以想见，梁柏台所写肯定情真意切、感人肺腑。不然陈莲珠不会作出绝不改嫁相守一生的决定。
婚姻改变了周月林的生活轨迹，1927年底梁柏台调任伯力任远东华工指导员，负责远东的华工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党校学习期满的周月林也随同前往，调任伯力华工俱乐部主任。
伯力在黑龙江、乌苏里江会合口东岸，一直是中国的领土，1860年沙俄强迫清政府订立不平等的《北京条约》后，遂被沙俄割占。伯力发展成为俄罗斯的远东重要交通枢纽、河港城市，也是俄罗斯整个远东地区的中心城市。
伯力下辖五个州，地域辽阔。这里的华人以华工居多，他们大都居住在华工区。梁柏台和周月林为方便工作，就在华工区的一家中国戏院内租房住下。周月林经常协助梁柏台审查中国戏院演戏，禁止宣传鬼神等不健康的戏上演，还组织一个新剧团编写排演新戏。而梁柏台更加繁忙，常常往返于伊尔库茨克、赤塔、伯力和海参崴之间，深入工厂矿山做华工工作。
梁柏台非常重视宣传舆论工作，1921年滞留海参崴时就办过中文报纸，1924年正式调往海参崴后，就将所办报刊改名为《工人之路》，一度自任主编。1929年2月，《工人之路》迁到伯力，伍修权曾在《工人之路》工作。一次周月林打电话给《工人之路》，接电话的正好是伍修权，两人开始说的都是俄语，说着说着都露出了中国话，互问对方都是中国人后，两人不禁哈哈大笑，后来就有了经常来往。（陈刚：《走近周月林》，中国文联出版社。）
1929年7月，中苏之间由于中东铁路的路权归属问题，爆发了“中东路事件”，苏军与东北军发生武装冲突后，国民政府对苏宣战。11月，苏军先后攻占扎赉诺尔、满洲里、海拉尔，中国军人死伤及被俘人员9000余名，以失败告终。12月20日，张学良派代表与苏签订《伯力协定》。而苏方统领三军作战的，就是那位在中国北伐战争中担任军事总顾问的加伦，也称布柳赫尔将军。
中东路事件发生后，许多东北军的士兵被俘到伯力，有的伤员在医院治疗。梁柏台布置周月林带领俱乐部干部组织华工，包括一些老太太去慰问中国士兵。
中东路事件发生后，在莫斯科劳动大学学习的中国师生纷纷要求到远东参战，组织了一个以布留赫尔元帅命名的“布留赫尔营”，叶剑英担任营长。当时，叶剑英化名为尤赫洛夫。与此同时，第三国际东方部请示总书记布哈林后，决定在伯力成立远东工人游击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瞿秋白指定当时也在苏联学习军事的刘伯承担任该游击队的司令员。该队营地就设在距伯力10公里的红河。不久，叶剑英也来到远东，开始想去游击队，但当时担任远东军总司令的布柳赫尔元帅一见到他，即把他留在远东军区司令部工作。后来，经叶剑英一再要求，加伦才同意让他去红河，同刘伯承一道搞了一段时间军事训练。其间，加伦还亲自到红河看望叶剑英（陈刚：《人民司法开拓者梁柏台传》，中央党史出版社）。
这段时间，梁柏台全力配合刘伯承，动员华工参加远东支队，妥善安排家属生活。联系更多的是叶剑英，他常常坐着爬犁，或者来到梁柏台办公室，或者直接上梁柏台家中，两人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直到中东路事件和平解决，远东支队随之解散，刘伯承和叶剑英才返回莫斯科。
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派往苏联学习或苏联学成回国的人，大都经过伯力、海参崴中转，凡来往人员的膳宿交通都由梁柏台精心安排，瞿秋白、蔡和森、任弼时、吴玉章、林伯渠、叶剑英、刘伯承、刘伯坚、萧劲光、萧三等，都得到了梁柏台的亲切接待，有的还建起了深厚的友谊。
1928年春，刘伯坚前往列宁格勒马乔夫军政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军事，途经伯力时，曾受到梁柏台和周月林的热情接待和周到安排。1930年8月，刘伯坚学成回国途经海参崴时，梁柏台让周月林在家里准备了一桌川味十足的酒菜，为刘伯坚接风和饯行。身为四川人的刘伯坚胃口大开，连呼“过瘾、过瘾”，感叹多年“没有吃到这样的好菜”。
即使远在苏联，总有一根祖国的红丝线，牵动着游子们的心。国内工农革命的消息，常常传到苏联的远东。梁柏台和周月林谈的最多的是尽早回国，参加革命。也就愈发珍惜机会，抓紧学习，以待回国后更好地报效祖国。
多姿多彩的革命生涯，深感自己知识的缺乏，周月林常为未能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为憾，梁柏台非常支持妻子深造学习并作出诸多努力，直到1929年底，周月林才自费来到莫斯科，带着党证去找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终于得到中共代表团成员邓中夏的批准，和邓中夏的妻子李惠馨一起进入中国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预备班学习。预备班也称特别班，都是一些文化程度较低的干部，主要是补习文化，学习俄语和政治常识。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班，是一些文化程度高年龄较大的干部，如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吴玉章、何叔衡、叶剑英，还有杨之华。按规定，周月林还给自己起了个俄文名字：诺云丝卡娅。
1923年6月，中共确立了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主张，由于中国国内革命战争的形势迅速发展，革命干部力量不足，1925年，苏联政府决定在莫斯科再创办一所“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专门招收中国学生，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这所学校也叫做莫斯科中山大学。1928年秋，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正式并入中山大学。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声明“取缔”中山大学，中山大学改由共产党组织秘密选派，1928年改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莫斯科中山大学位于莫斯科沃尔洪卡大街16号，校园里有一座三层楼的小别墅，还有花园、篮球场、排球场、溜冰场。这座古建筑是十月革命前一个俄国贵族的官邸，屋顶浮雕华美，室内吊灯堂皇，每一间房屋都高大敞亮，一个大厅改成礼堂，整座宅院改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学校。
此时的苏联，国内战争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创伤尚未完全恢复，各项经济建设还没有走向正轨，但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为莫斯科中山大学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据苏联档案记载：莫斯科中山大学预算为一千多万卢布，还动用了当时十分紧缺的外汇供学生回国探亲用，苏联政府尽一切努力来保证学校的教学需要和学生生活。中国学生享有优于苏联教师的待遇，学校给学生发西服、大衣、皮鞋、冬装，寒暑假还组织学生夏令营或参观旅游。
莫斯科中山大学学制二年。第一学年，俄语学习时间特别长，每天为4课时。其他课程为：政治经济学、历史、现代世界观、俄国革命理论与实践、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第二学年的课程为中国革命运动史、世界通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主义原理、经济地理等。中山大学还有一门重要课程就是军事训练，该课程每周一天，主要内容为步兵操典、射击、武器维修等。
在那里，周月林第一次见到了瞿秋白。瘦长的身材穿一件得体的西服，鼻梁上架一幅玳瑁边眼镜，面目清秀，头发乌黑，好一个风度翩翩的江南才子。他把手表褪下来放到讲台上，然后微笑地看着大家说：“你们要我讲多少时间呀？你们有多少时间听我讲课呢？你们有多少时间，我就可以讲多少内容……”瞿秋白三言两语的开场白，一下子抓住了大家的心（陈刚：《走近周月林》，中国文联出版社）。使她意想不到的是，自己后半生的命运竟与这个名字紧紧相连，那已经是后话。
周月林刚到莫斯科学习期间，一些老朋友赶来看望。正在苏联高级步兵学校学习的刘伯承推开教室，探进半个身子，向教室扫视了一下，看到周月林，轻轻地招招手，周月林赶紧走了出来。刘伯承热情地对周月林说：“梁柏台让我来看看你，你都安排好了没有？还有什么困难？”周月林赶紧表示感谢：“都安排好了，没有什么困难。”刘伯承笑笑说：“以后有什么事可以来找我。”然后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告诉了周月林（周月林：《回忆梁柏台》）
周月林赴莫斯科学习期间，梁柏台被调往伯力省法院当审判员。因为当地许多案子涉及到中国人和苏联人。而苏联审判员不懂中文，梁柏台中文俄文都精通，审判起来自然就方便。调任前，梁柏台猛补了一阵红色法律知识；调任后，梁柏台非常注重调查研究，对原告被告两方面都调查，特别注意被调查者与当事者的关系，防止提供伪证，避免冤案的发生。这为他后来回国参加革命从事司法工作打下了基础。
梁柏台给女儿（周月林和张佐臣所生）起了个俄文名字：伊斯克拉（中文名叫忆霞），意即“火星”，希望女儿这颗革命的火种，长大以后继承父亲遗志，去燃起神州大地的燎原之火。他在1930年8月寄给老家的一张女儿的照片，照片的背面上写着：“这是我的女儿忆霞在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三日两周岁时摄于伯力城。现在他已三岁多了，每天从早晨八时到下午三时在幼稚园受教育，说得一口纯粹的俄语，但中国语却懂得不多”（陈刚：《人民司法开拓者梁柏台传》，中央党史出版社）。
1928年5月5日（农历三月十六日），梁柏台和周月林的第二个儿子降生。当时远东华工中普遍信奉耶稣，崇拜上帝，孩子出生后都要到教堂举行洗礼。梁柏台和周月林为改变这种陋习，就在伯力中国戏院为儿子举行了一次特殊的洗礼。由当地党代表主持仪式，从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名字中取出“弗”和“列”两个音作为孩子的名字，梁柏台把它译成中文名就叫“伟列”。还给孩子佩戴了列宁胸章。梁柏台兴奋地吻着孩子的脸蛋说：“儿子呀，你真好福气，从小就接受了马列主义的洗礼，做了革命战士，不像爸爸，经历千辛万苦，才找到了革命道路。”
两个新生命的诞生，收获着父亲的欢乐，梁柏台要让家人分享。他给老家寄去了女儿和儿子的相片，并答应照好了新的相片，再寄回家中，还提出姐姐可否来远东照看孩子，因为他和周月林实在太忙。收到来信，看到照片，胡玉兰和梁小芬、陈莲珠都非常高兴。
三位女人的生活，因为照片的出现而掀起了波澜。胡玉兰净手焚香，站在丈夫的神位前，含泪祝告：“开钱，梁家有后了，你可以放心地走了！当时你为什么阖不上嘴巴和双眼，我知道你心中还有最大的遗愿。现在，我们梁家先开花后结果。你看，孙子孙女多么可爱。”胡玉兰一边说着，一边拿出了孙子孙女的照片。
梁小芬自然更加高兴，逢人告诉着柏台生子的喜讯。有人打趣地说，柏台是柏台，小芬是小芬，你也应该考虑考虑自己的婚姻，考虑考虑自己的小孩。梁小芬嬉笑着回敬，柏台的小孩就是自己的小孩，现在自己更加没有后顾之忧，服侍母亲，陪伴弟媳，只盼着柏台早日回来。
看到照片后，陈莲珠心中更是打翻了五味瓶：与柏台结婚也有七天时间，为什么自己没有怀上一男半女。如果当初要求柏台多留些时日，说不定已经有了儿子或女儿，现在该到了上学的年龄。我们不是没有后代，而是没有时间。现在你们终于有了子女，我也可以放下心来。想到这里，陈莲珠顿时一阵释然。
梁小芬自然想去苏联看顾梁柏台的儿女，梁伯台就回信指明线路的走法和路费的安排。但又担心大姐既不认识路又不会讲北方话，路上会有很多困难，最后梁小芬也就没有成行。
周月林求学莫斯科，梁柏台随后也来到莫斯科，把一对儿女放进了莫斯科一家幼稚园。幼稚园每月虽要七十元的养育费，但梁柏台告诉母亲，“幼稚园养小孩的方法，比我们自己都养得好，饮食起居，都有一定的时候，都有一定的份量。养育小孩的人是有知识的人。”所以请母亲放心，“小孩一定是养得好的，而且能懂得几国话”（陈刚：《人民司法开拓者梁柏台传》，中央党史出版社）。
1930年8月28日，梁柏台特地给母亲寄去了一张忆霞与伟烈的合照，照片背后写下一段工整的文字：“孙女儿忆霞随母赴莫斯科，孙儿子伟烈留在海参崴，姊弟二人离别前二人摄于海参崴以作留念，特此谨赠母亲惠存。”
梁柏台非常喜欢自己的儿女，有时工作回来已是子夜沉沉，梁柏台总要蹑手蹑脚地走进孩子的房间，看看睡梦中露出微笑的一对儿女，轻轻地为他们掖好蹬开的被头，摸摸他们粉嫩的脸蛋，又悄悄退了出来。周月林笑梁柏台有点婆婆妈妈，太爱孩子，梁柏台笑笑说，小时候妈妈也是这样对待我们。
既当不了官，又发不了财，老家还欠着债务，这自然引起了亲友的好奇和乡亲的议论。家人给梁柏台的信中也提到“锦绚、献廷、宗华如何得时”，锦绚，即吕锦绚，比梁柏台大4岁，知新学校毕业后，考入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此时已当上厦门关铜山常税总局长、财政部主事。丁宗华，梁柏台表弟，黄埔军校六期步科毕业，又考上日本士官学校。丁献廷是丁宗华叔父，此时已任两淮盐运署总务科长。1929年12月14日，梁柏台给一位亲友的信中说：“请不仰慕人家的富贵，我最不喜欢是这些玩意儿。弟若要富贵，何必久居异邦！”表现出一位共产党人淡泊名利、志存高远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