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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说过，信念是鸟，它在黎明仍然黑暗之际，感觉到了光明，唱出了歌。
梁柏台一师求学期间，“每天到省教育会专修科读法文两点钟”，“预备留法入勤工俭学会”。（梁柏台：《信札·1919年10月7日给某某同学的信》，原载陈刚主编的《梁柏台》。）后来“勤工俭学会有不维持的现状，即使好去，也要六百元的经费，费无可筹。”“想来想去，不得一良好的地方。最后的办法，只有脱离旧家庭，到北京工学互助团里去，别谋新生活，恐怕有一个良好的结果。”（梁柏台：《信札·1919年12月给袁修昌的信》，原载陈刚主编的《梁柏台》。）也因北京工学互助团成立不久即宣告解散而没有成行。
父母逼婚又严禁出国，赴欧或北上都希望渺茫，梁柏台陷入苦闷彷徨之中。
风雨如磐，鸡鸣不已。“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论人民民主战争》（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出版，第1471页。）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思想和干部上的准备。
苏联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的特权，引起中国人民的巨大反响，中国先进志士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目光，开始从西方转向俄国。
斯大林在《民族生活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做《不要忘记东方》：“共产主义的任务就是要打破东方被压迫民族数百年来的沉睡，用革命的解放精神来感染这些国家的工人和农民，唤起他们去反对帝国主义，从而使世界帝国主义失去它的‘最可靠的’后方，失去它的‘取之不尽的’后备力量。”
1920年4月，俄共（布）西伯利亚局派维经斯基等一行来华，了解中国情况，考察能否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他们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后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共同商谈讨论了建党问题。从5月开始，陈独秀邀约李汉俊、李达、俞秀松等人多次商谈建党的问题。
黄浦江畔，透露出共产主义的曙光！
“走俄国人的路”是维经斯基来华之后，陈独秀、李大钊等无产阶级革命先驱们得出的结论。要学习苏联的革命理论和经验，就必须派一批优秀青年赴俄学习。赴俄学习前，首先要让他们粗通俄文和了解共产主义ABC。学校即可着手创办，师资也不成问题，但国内连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也没有，陈独秀不免一声长叹。
此时，有一个人想连载《共产党宣言》，他叫戴季陶。
戴季陶留学日本时购买了日文版《共产党宣言》，曾经试图将其译成中文，后来感到困难只好作罢。1919年6月奉孙中山之命，戴季陶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打算请人译出《共产党宣言》，在《星期评论》上连载。究竟由谁来译？戴季陶向《民国日报》主编邵力子说起此事，邵力子马上想到了浙江同乡陈望道。
陈望道常为《民国日报》及其《觉悟》副刊撰稿，文学功底深厚，又精通日语，留学东洋时就已熟读马克思主义书籍。邵力子就对戴季陶说：“能承担此任者，非杭州陈望道莫属！”
由于《非孝》事件与经亨颐一起辞职的陈望道，留学日本时就读过日文版《共产党宣言》，非常崇敬马克思主义，树立起共产主义信仰，因此对邵力子的邀请欣然应承。
除戴季陶提供的日文本《共产党宣言》，为精确翻译起见，陈望道请陈独秀从李大钊处借来了《共产党宣言》的英文本。
1920年春，陈望道回到了老家义乌分水塘村。为了掩人耳目，他在住宅旁的柴房里，用两条长凳和一块木板搭成一张桌子，然后放上笔墨纸砚，就全身心地投入到翻译工作中。柴房年久失修四处透风，料峭春寒砭人肌骨，陈望道冻得手足发麻浑身发抖，就跑几步呵呵手继续工作，一日三餐也由母亲送来。有一天母亲送来几个粽子，外加一碟红糖汁。母亲一边在外面忙着农活，一边问屋内的儿子：“红糖汁够不够，不够再给你添些。”“够甜了，够甜了！”陈望道一边工作一边回答。等到母亲进来收拾碗筷，只见儿子嘴巴里满是墨汁，原来陈望道把砚上的墨汁当作红糖汁蘸着吃了……就这样夜以继日地工作了一个多月，陈望道终于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
5月中旬，陈望道带着译本，赶往上海。这时，《星期评论》因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学说被迫停刊，《共产党宣言》连载之事也告搁浅。
怅然若失的陈望道去看望自己的学生俞秀松，此时陈独秀正在上海与李汉俊、俞秀松等组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俞秀松便热情邀请陈望道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望道觉得由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出版《共产党宣言》更加名至实归，就托俞秀松将《共产党宣言》译本转交给陈独秀。
陈独秀立即把陈望道的译本，连同日文、英文版交给李汉俊校阅。李汉俊仔细一一校正修改后，再交陈独秀审阅。陈望道按两人的修改意见再行修改，交出定稿。
鲁迅在收到陈望道寄赠的书后，当天就翻阅了一遍，并赞扬道：“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刘亚丽、秦真英：《陈望道与〈共产党宣言〉》，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8位成员中浙一师的占了一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两位老师两位学生。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接着，在湖南、湖北、山东、广东等地相继建立了党的早期组织，同时在法国和日本也由留学生中的先进分子组成了党的早期组织。这些组织当时叫法不一，有的叫共产党，有的称共产党小组或支部，由于它们性质相同，因此，后来统称它们为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
就在这年6月，梁柏台和何今亮参加工读互助团未果，就来到上海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看望正在《新青年》杂志社的老师陈望道。
师生相见自然分外亲切。虽说是师生，陈望道与梁柏台、何今亮也相差不到10岁年龄，大家都青春年华、雄姿英发。师生三人携手并肩，走出老渔阳里2号，一路谈笑风生。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这是一个像被拼贴出来的城市，各种各样的人混居。知识分子、小市民、工人、人力车夫、乞丐、暴徒、妓女、卖艺者、小摊贩、冒险家、还有大量新移民和过客，各自循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在这个纷扰的城市中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
三人不知不觉走到黄浦江边。黄浦江上波涛滚滚，汽笛声声。这时几只勇敢的海燕冲向灰色的天幕，飞翔着，鸣叫着，呼唤着暴风雨的来临。
从19世纪后期开始，许多外资和华资银行在外滩建立，这里成了上海的“金融街”，又有“东方华尔街”之称。那号称“万国建筑博览群”的建筑，大多建于20世纪初至30年代期间。
早在浙一师，由于一场五四运动，一种共同信仰，陈望道对梁柏台和何今亮，就有胜过师生关系的一种兄弟和同志情谊。现在他乡遇恩师，两位学生有说不出的亲切和温暖。梁柏台和何今亮，向老师倾诉着心中的千言万语。
当梁柏台说到如何与封建家庭抗争，如何反对传统婚姻，如何为人生之路求索，陈望道微微地笑了，这不是当今进步青年的共同痛苦吗，这不是他们的共同迷惘和追求吗？于是他向两位学生谈起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谈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谈起中国今后发展的道路，谈起李大钊和陈独秀即将组建的共产党，谈起自己译完《共产党宣言》以后更加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也把欲派进步青年赴俄留学和创办培训学校诸事和盘托出。
这时黄浦江上空厚厚的云层射出万支金箭似的阳光，映照着梁柏台何今亮那激动的脸庞。猎猎江风吹乱了两位学生额前的秀发，也鼓起了他们心中的希望之帆。他们的血液在沸腾，心跳在加速。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希望就在上海渔阳里。
“这些建筑已经成为上海的象征，但也是殖民地给我们留下的印记。”陈望道指点着外滩那风格各异的建筑。
“老师，今后我们一定用自己的信念，自己的生命，去建立起共产主义的高楼大厦……”梁柏台说得一字一顿。
“望道老师，你让我们真正望到道路了。”何今亮也是说不出的激动，他与梁柏台击掌相约，争取到俄国去学习，“偷取”革命的火种，用来温暖这寒冷的人间。于是两人跟着陈望道回到那座石库门，去见老同学俞秀松和施存统。
由于《浙江新潮》被反动当局查封，主办杂志的俞秀松、施存统已经不能在浙江立足，就来到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但两个月后，工读互助团解散。1920年3月27日，施存统和俞秀松一起来到上海，找到了浙一师的老师沈玄庐。沈玄庐和戴季陶、李汉俊一起编辑着《星期评论》，就把两位学生留下来帮忙。
接到老师的口信，俞秀松和施存统来到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与老同学梁柏台何今亮亲切拥抱，使这座石库台门显得分外热闹。就这样，梁柏台和何今亮的人生，与这座石库门房子相连，从另一幢石库门房子启航。
上海的石库门房子脱胎于中国传统的四合院，这种建筑吸收了江南民居的式样，以石头做门框，以乌漆实心厚木做门扇，因此得名“石库门”。门内，家家都有一处不大的天井；室内的天花板与地面均为木质，枣红色油漆的地板，质朴而凝重。
但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6号，即今天的淮海中路567弄6号，这座风格独特，欧式联排建筑，两排两座，青红砖砌、白粉勾缝的石库门房子，在向人们诉说着一段不同寻常的记忆。
1920年4月，陈独秀搬到了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南昌路100弄2号）。此后若干年，他就一直在这里主持复刊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部。陈独秀邀李汉俊、邵力子、李达、沈玄庐、陈望道等共同参与；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它成为机关刊物。随后创办的《劳动者》周刊和《共产党》月刊也都把编辑部设在这里。
陈独秀在这里先后发起成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 “中国共产党”。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自1920年8月建立到1921年7月党的一大召开前夕，先后参加的成员有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施存统（后改名施复亮）、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李启汉、袁振英、李中、沈泽民、周佛海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第75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出版。）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在陈独秀、李大钊的指导下，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以及日本的东京、法国的巴黎等地也陆续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或共产主义小组。此后毛泽东以及林伯渠、张国涛、张申府等多次来此会晤陈独秀，共商建党事宜。上海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组织无疑是领风气之先，推动了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崛起，对中国革命做出了开拓性和历史性的贡献。
从上海这座石库门出发，中国共产党人的足迹遍及南昌、武汉、瑞金、陕甘宁、延安、西柏坡、太行山……
1920年8月的一天，距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不远的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也是一幢石库门房子。朝街方向青砖石砌的墙壁上，挂上了一块用魏碑体写的招牌——外国语学社。楼下客堂间，放上一张可供12人同时围着进餐的紫红色的大圆桌。旁边的灶间特地安上了大锅，还雇了个专门烧饭的人。楼下厢房里，添置了长凳课桌，挂起了黑板。楼上的厢房和客堂间，则架起了棕绷和铺板。一切安排定当后。杨明斋在1920年9月30日的《民国日报》上刊登了一则招生广告：
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本语各班，现已成立英俄日本语三班，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课一小时，文法读本由华人教授，读音会话由外国人教授，除英文外各班皆从初步教起。每人选习一班者月纳学费二元。日内即行开课，名额无多，有志学习外国语者请速向法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本社报名。此白。
杨明斋是山东平度人，1901年辗转到海参崴做工谋生，1908年以后在西伯利亚地区边做工边读书，积极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并被推选为华工代表。十月革命前，他加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秘密为党工作。十月革命胜利后，动员华工参军参战，为保卫十月革命成果，做了大量工作。后来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0年3月，以维金斯基为代表的共产国际工作组到中国活动，杨明斋为小组成员，担任翻译和协调工作，他们先在北京多次与李大钊座谈并达成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共识，后在李大钊的建议下南下上海与陈独秀等共产主义者会谈，决定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
就这样，杨明斋指导俞秀松，和施存统、陈望道、叶天底、金家风、沈玄庐、袁振英、李汉俊等8人，于8月22日在渔阳里六号组建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后又倾其全力投入外国语学社的开办工作。作为团中央书记的俞秀松，这次成了杨明斋的助手——外国语学社秘书。
如何挑选师资，两人颇费了一番脑筋。杨明斋推荐维经斯基夫人库兹涅佐娃，担任俄语的读音和会话课。接着两人又从党的上海发起组的成员中筛选其它课的任课教师：李达曾数次留学日本，懂日语，而且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很高，让他担任日语教师兼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李汉俊懂法文，现在担任《新青年》的编委，还在主编《劳动界》周刊，法语教师非他莫属；李震瀛懂英文，就聘他为英语教师；陈望道任《星期评论》编辑，又兼《新青年》的编辑工作，而且还刚刚出版了由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由他和李达替换着讲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同时讲授英语。
李达、李汉俊、李震瀛、陈望道都高兴地答应下来。就这样，由中国党团组织开办的第一所培养青年革命者的学校，在1920年夏末秋初正式开学。
杨明斋听说北洋政府驻莫斯科公使李家鳌的外甥女王元龄回国，就亲自登门邀请来学社上课。王元龄精通俄语，可以和库兹涅佐娃互相替换。
满腔热情的有志青年，从四面八方奔向上海，走进渔阳里。大多数学生是各地革命团体选送或由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推荐而来的，也有些青年因受新思潮影响离开学校和家庭来到上海投奔陈独秀或《觉悟》副刊邵力子，再被介绍到外国语学社学习的。
外国语学社系一幢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屋。楼上朝东的亭子间为俞秀松卧室，朝西的亭子间为杨明斋卧室；楼下是外国语学社教室。
刘少奇结束了在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的学习之后，告别家人，怀揣推荐信，与几个同学乘船出湘江，沿长江顺流而下，直抵上海，来到上海的外国语学社，居住在楼上的学生宿舍。同学们有的睡棕棚床，有的睡板床，也有的就睡地铺。
经俞秀松的推荐和陈望道的介绍，梁柏台风尘仆仆，背着行囊，怀着希望，从杭州来到上海，走进渔阳里，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学校的学生过的是一种公社式的集体生活。从读书、住宿到吃饭的费用，都不必自己操心。”李贤哲：《共产国际初次来华的领路人》 。一切经费都由共产国际小组提供。学员们经常五人包四人的饭分着吃，省下一份饭钱用于买书报等。
学员主要来自湖南、浙江、安徽三个省份，湖南有罗亦农、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任作民、彭述之、卜士奇（道明）等16人；浙江有韩曼涛（韩伯画、庄文恭）、华林、王一飞、俞秀松、傅大庆、梁柏台、何今亮（汪寿华）、叶天底、周伯棣、吴溶沧等10人（其中浙一师学生有韩曼涛、华林、何今亮、梁伯台、谢文锦、叶天底、周伯棣等七人）；还有安徽蒋光慈、韦素园、柯怪君（庆施）、吴葆萼、章人功等。
新的一天，上海是伴随着两轮粪车滚动的隆隆声开始的，收粪工推动大车所发出的喧嚣声总是打破黎明宁静的最早声音。随后，紧接着就是每天令人讨厌的生煤炉的活儿，煤是普通上海家庭厨房做饭唯一的能源。纸屑、木片用来引燃煤球。一缕青烟冉冉升起，在清晨泛白的天空中形成淡灰色的纹样。
天一亮，学员就开始了紧张而兴奋的学习。他们主要学习俄语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上课之余，积极参加革命实践，下厂调查、撰稿、发行，有些人还参加油印、运送、散发革命传单，尽管到该社学习的学生有先有后，学习的时间也有长有短，但通过学习和初步的革命实践，都树立起了革命人生观与价值观。
每天傍晚，人们能看到一位五短身材，身着条子西服的中年男子，手里夹着一叠讲义，穿过老渔阳里走到百步之遥的渔阳里6号外国语社上课，此人就是陈独秀。听着他浓浓地方口音演讲的有刘少奇、汪寿华、萧劲光、柯怪君（柯庆施）、罗亦农、任弼时等，当然还有梁柏台。
学员每天自学《共产党宣言》和《新青年》，阅读《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并补习俄语。一周一次的政治报告会，常由俞秀松主讲；一周一次的马克思主义课，主要是陈望道讲授。梁柏台第一次阅读到《共产党宣言》：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是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迷雾渐次散去，阳光照遍全身。梁柏台全身心沐浴着共产主义的光辉，接受着马列主义的洗礼。他彻底摒弃了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信念。随着外国语学社的开办，建团工作也随之展开。梁柏台进入外国语学社不久，就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最早的青年团员之一。青年团组织为了培养和教育团员，每星期都组织政治报告会，俞秀松、陈独秀等人为团员们作报告。
在外国语学社期间，刘少奇上午学习俄文和马列主义基本知识，下午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如刻钢板、印传单、搞宣传。还借助词典为杨明斋主持的华俄通讯社翻译、校对文稿，配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劳动界》周刊做收发、进行缮写。
任弼时的父亲托人带来家信，劝任弼时在上海谋事，以便从长计议。任弼时非常孝顺父母，但是为了寻求中华民族的出路，最终还是下定决心赴苏留学。并书写家书一封，宽慰年长的父亲：
……只以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任继宁：《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的爷爷任弼时》。）
如久旱的禾苗遇上了甘霖，如漆黑的夜晚现出了晨曦，梁柏台觉得每个细胞如花儿般地盛开，觉得全身血液如潮水似的澎湃。他贪婪地吮吸着马克思主义丰富的营养，常常向老师请教各种各样的问题，更多的是同学之间的讨论和切磋。
杨明斋吃住在渔阳里六号，对每个学员的表现了如指掌，他先后协助包惠僧选拔赴莫斯科优秀学员，刘少奇、罗亦农、汪寿华、李启汉、李中、王一飞、谢文锦、韩慕涛（庄文恭）、许之桢、任弼时、萧劲光、曹靖华、任岳、周兆秋、胡士廉、陈启沃、梁柏台、彭述之、赵庆华、柯庆施（柯怪君）、周伯棣、傅大庆、曹平、蒋热血、韩平的、卜士奇、彭湃（江西人，不是广东的那位澎湃，后亦牺牲）、华林、蒋光慈、吴葆萼、董锄平等。
上海外国语学社“宛如一抹金色的霞彩，透过层层乌云，吐露出黎明前的光曦，”“革命的幼苗舒根展叶，在中国的大地上孕育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