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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作需要，梁柏台于1923年初结束东方大学学业，从莫斯科登上开往远东的列车，来到赤塔远东职工会，找到中国部主任何今亮，继续从事华工工作。
赴俄华工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随着沙皇俄国向东侵略扩张，先后夺去了大片中国领土。1858年签订的《瑷珲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即《北京续增条约》）割去了中国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总共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原来在这些地区居住的中国人和来自内地的季节工，从此以后再也不能在这里进行自由垦殖或从事渔猎生产，他们成了华侨，成了“赴俄佣工”或者“华工”。因此，与东南沿海出国华工不同，赴俄华工是伴随着沙俄掠夺中国领土而产生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国同英、法等国一样，把大批工人、农民驱赶到前线作战，顿感劳动力缺乏。这些帝国主义国家为了获得廉价的劳动力，强迫中国政府给它们以自由招募劳工的权利。根据某些材料的统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运往俄国的中国劳工不下二十万”。这些人是从中国东北、河北、山东等省招募的，除少部分人是城市失业工人，大多数是农村的破产贫苦农民。几十万华工遍布俄国各地。他们在俄国远东地区、西伯利亚森林、顿巴斯矿场、高加索的崇山峻岭、白俄罗斯的伐木场以及俄国西北部的沼泽地带，从事着极其艰苦的体力劳动。
几十万华工大都干着极其笨重的粗活，收入低微，食不果腹。还有不少华工被驱赶到前线的危险地区和军事工地，挖掘战壕和服各种繁重劳役。其生活之苦，牛马不如。１９１７年１月１２日上海《民国日报》一则报道称：当时，被迫逃亡的华工“有被打死者，有被火车轧死者，冤声遍野，闻者伤心，见者惨目”。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仅使俄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得到解放，也使大批旅俄华工获得新生。
梁柏台和何今亮办起工人俱乐部，供华工们娱乐和休息；帮助办理汇款手续，为华工排忧解难，深得华工的拥戴。当地华工没有一个不知道“何今亮”和“梁柏台”的（陈刚：《人民司法开拓者梁柏台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
1923年梁柏台来到赤塔不久，何今亮前往莫斯科，代表远东职工会出席国际反帝同盟东方局会议，并进入东方大学学习，梁柏台代替了何今亮的工作。
1922年10月，远东共和国赶走日本占领军，解放了海参崴。同年12月19日，远东共和国宣布与苏维埃俄罗斯联盟合并。从此，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加强了海参崴的工作。1924年初，东方大学中国班三名学生调往海参崴工作，何今亮担任海参崴职工苏维埃委员，任作民任远东职工会中国分会会长，吴芳任远东华工劳动视察员。梁柏台也从赤塔奉调海参崴，担任沿海省苏维埃华工指导员。
海参崴意为“海边的小渔村”，以盛产海参而著名。咸丰十年（1860年）一纸《北京条约》而被沙俄割占，沙俄遂将海参崴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意为“控制东方”。进入20世纪20年代，海参崴是西伯利亚铁路的终点和东南海港，更是苏俄东方的重要海军军港，但也是远东地区华人聚居最多的城市，人数约在10万以上。走进华人聚居的北京大街和五一大街，就像到了中国，这里排列着京戏馆、中国餐馆、浴室和商店等。一走出这些区域就是俄罗斯的风俗。因为当地女多男少，很多女人就与独身的中国男人组成家庭。
梁柏台和何今亮在海参崴华工聚居的北京街办起“五一俱乐部”，深受华工欢迎，一时参加者达5万人。他俩下工厂，跑码头，进矿区，和工人兄弟交朋友，组织成立矿工、码头、手工业等工会，开办文化补习学校，提高华工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在梁柏台的教育引导下，许多华工走上了革命道路。如刘长胜，就是经梁柏台教育培养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由一名普通的码头工人，成长为优秀的工人运动的领导人。
1924年夏，由于国内革命斗争的需要，东方大学中国班25名学员分3批回国，他们中除了少数人由满洲里入境外，多数人经海参崴乘船到上海，作为“地主”的何今亮和梁柏台自然分外高兴，热情接待着自己的老战友老同学。任弼时、赵世炎等人到达没几天，就被安排从一面坡进入东三省境内，其余的等船等了一个多月。何今亮、梁柏台有时陪他们下馆子、上澡堂、坐茶馆，或者到中国戏院听戏，帮助他们排遣难耐的寂寞。任弼时、萧劲光、华林、谢文锦、许之桢、傅大庆既是上海外国语学社又是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同学。赵世炎、陈延年、萧子璋、郑超麟等曾旅法勤工俭学，梁柏台回想当初自己旅法勤工俭学受阻的情形，如果成行早就和他们相识于西欧。
１９２５年1月，何今亮作为海参崴的代表回国参加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从此留在国内工作，改名为何松林和汪寿华。同年春，任作民和吴芳也调回国内工作，任作民任中共中央秘书，吴芳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悼任作民》、《吴芳》，《红旗飘飘（31）》，第256、157页）。梁柏台继续留在远东工作，担任沿海省职工苏维埃华工指导员，中共海参崴党支部书记，海参崴党校负责人，远东五省职工苏维埃委员及主席团成员。他长期在远东从事华工工作，创立了我党在“远东的工作基础”（梁柏台：《信札·1929年1月6日给萧子璋的信》，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一书）。
1925年6月1日，五卅运动迅速波及到海参崴，梁柏台根据中共中央的通知精神，连夜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并迅速向各个工会传达，举行盛大的群众大会，发动海参崴各界募捐。梁柏台写信向中央汇报：“为上海事，崴部已开了一个很大的群众大会，分三处开会，两个戏园子和俱乐部，到会的总数在六千[以]上。每天对于这个问题开讲演大会，每天发一种油[印]日刊，每天将红旗报上的消息翻译出来，介绍大家看，这个问题已引起华侨的注意了，此[地]已着手募捐，总能弄到二三千元，待款收齐后汇中局”（陈刚：《人民司法的开拓者梁柏台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后来海参崴声援活动达到很大的规模，募捐资金也超出了预期的数额。
梁柏台出色的工作能力，在远东华工中声誉鹊起。１９２７年底，梁柏台调伯力远东党部工作，任远东华工指导员，负责远东的华工工作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当时，远东的法律诉讼中，有很多案件同时涉及到苏联人与中国人，而苏联法官中没有懂中文的，翻译又不能直接解决问题，因此法院要求将精通中文与俄语的梁柏台调到柏力省法院担任审判员。此前，梁柏台专门学习了一段时间的红色法律，打下了扎实的苏联法学理论基础。这为他日后致力于红色法律研究和司法工作，回国领导国内根据地法制建设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在伯力，在远东教务部编译局，梁柏台还翻译了一些书籍，如《联共党纲和党章》、《列宁主义入门》和有关职工会的一些册子。
地处中苏边境的海参崴和伯力，是十月革命走向中国的桥头堡，中俄革命者往来的中转站。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途经此地的中国革命者越来越多，凡过往人员的膳食、交通和安全，梁柏台每每亲自过问和悉心安排。如蔡和森、瞿秋白、任弼时、吴玉章、林伯渠、叶剑英、刘伯承、刘伯坚、萧劲光和萧三等，无不与梁柏台会晤交往，并结下深深的友情。
送走了一批批途经海参崴回国的东方大学的同学，迎来了一批批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同志，他多么想回到国内投身火热的革命斗争，多么想看看日渐苍老的父母。
梁柏台卓有成效的工作，非凡的工作能力，得到了远东各地甚至莫斯科方面的好评。第三国际要调他回莫斯科工作，梁柏台自己几次要求回国参加革命，都因为伯力省党部的极力反对而只好作罢，怕梁柏台一走，那里的工作将“全部停顿”（梁柏台：《信札·1929年2月27日给袁庆云的信》，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一书，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所以梁柏台只好写信给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团长蔡和森和旅莫（斯科）地方委员会书记袁庆云，请他们多与第三国际交涉，批准梁柏台回国参加革命的要求。
虽处异国他乡，但家书不断，梁柏台常常收到家人的来信，村里他的亲朋好友，谁谁发了财，谁谁做了官，家中生活怎么怎么的难。梁柏台在回信中说，“请不仰慕人家的富贵，我最不喜欢的是这些玩意儿”（梁柏台：《信札·1929年12月14日给××的信》，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一书，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就是柏台的父亲去世，他也没有奔丧回家。大姐埋怨他是个革命不要家的人。展读1926年1月16日梁柏台的一封家书，可以看出这位以身许国大丈夫的襟怀。信是这样写的：
母亲大人：
离别双亲四年有余，在这四年中，天涯海角，音讯少通，家中对于儿之挂念自不待言，儿亦何尝不念家庭呢？家中屡次写信给儿，要儿回家，儿竟到此时还未回家，实由于国家事大，家庭事小，放不下职务，不得脱身回家。这非儿之过，是事实使然……几天前接到修昌兄（梁柏台老师）来信，知家父已逝世，促儿回家。但是在最短期间内还是不能回家。实因为职务太重大，不是随随便便一抛弃就可以走的。所以虽然父亲逝世，心中虽然十二万分悲痛，还是只好忍痛执行自己的职务。家中事务，只好请母亲费心（梁柏台：《信札·1926年5月11日给母亲的信》，原载陈刚主编《梁柏台》一书，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1926年，海参崴创办起一所旨在培养中国共产党员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中国党校，后来也招收俄罗斯人和其他东方国家的人。党校教师大多由东方大学的毕业生和进修生担任，后来也由国内派遣，课程开设了语文、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苏共党史、国际时事以及中国历史、中国革命形势等，此外还进行军事训练。毕业后根据需要担任党团组织的干部和文化教员。梁柏台是这个党校的实际负责人，并兼任教师。
1926年11月，以刘伯青（后改名为丁山）为领队，赵志良、赵永生、周月林、徐大妹、周趣泉、冯玉荣等二三十人，一起从国内来到海参崴。周月林、徐大妹、周趣泉3位女同志被留在海参崴党校中国班学习，丁山担任该校教授，其他人分别进入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学习。
就在这时，一次回国机会悄然降临到梁柏台的头上。
1926年底，中国的北伐战争取得胜利。共产国际决定在中国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的中国革命，任命罗易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和国际劳工代表团赴华参加1927年5月1日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泛太平洋劳动会议。他们1926年12月从莫斯科出发，1927年1月到达海参崴。代表团团长罗卓夫斯基要求梁柏台担任翻译，一同到中国。于是梁柏台与代表团一起从海参崴出发，于1927年2月17日抵达广州。
去国离家5年有余，如今终于踏上了厚实的故土，梁柏台感到那样的陌生而亲切。他应该去祭扫父亲的坟墓，应该陪陪生他养他的老母，应该看看奉亲不嫁的大姐，应该看看望穿秋水的莲珠。他觉得自己欠家人实在太多太多。
梁柏台一到广州就急着寻找自己的表弟丁宗华，丁宗华系黄埔军校六期，毕业后即参加了国民党军队，梁柏台去看望丁宗华，一是向他了解家人和同学的情况，二是劝丁宗华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失之交臂的是丁宗华正好随部队驻扎韶关，两人未能见面。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广州也发生了四一五惨案。来自“赤都”的梁柏台也被当局传讯扣押，“苏联是共产党的国家，你给共产党国家来的人当翻译，你也是共产党。”苏联代表得知梁柏台被扣押，赶紧向广州当局要人。对方回答：“梁是中国人，你们不要管，我们有权处理，他被扣起来了。”苏联代表连忙解释说：“虽然他是中国人，但已经是苏联籍了，你们没有权力扣他，如果还不放人，找领事馆说话去。”其实梁柏台根本没有加入苏联籍，只是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临时办了个苏联籍的手续。这样对方无话可说，只好放了梁柏台。
国际劳工代表团一面安排梁柏台回苏，一面将会议转移到武汉召开。梁柏台经武汉秘密转移到上海，在苏联驻上海领事馆暂避，等待苏联船只到来，将梁柏台藏在机舱里，外面加锁，梁柏台才得以脱险。回国革命和回家探母也只好一拖再拖（陈刚：《走近周月林》，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梁柏台在苏俄期间一直没有用化名，名声响、目标大，如今已“有国难留，有家难回”，想回国参加革命的心只得“死”了（陈刚：《周月林回忆梁柏台录音记录稿》，存新昌县档案馆）。
